只进一扇门，化解百家愁 上海综治中心变身“治理枢纽”从“多头跑”到矛盾化解“终点站”

（来源：中国长安网）

转自：中国长安网

网红街区的烟火气与居民的安宁生活如何平衡？独居老人过世后留下的无主房屋怎么处置？日前，长宁区综治中心和长宁区人民法院共同晒出一份治理答卷：依托“彩虹桥”法治工作站，赋能十个街镇“一街一品”特色治理，把司法力量下沉到社区一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曾经，老百姓遇到纠纷，常常陷入“找公安管不了、找司法管不全、找部门来回转”的困境，一件小事需多头跑腿、反复投诉。如今，综治中心正在完成一场深刻蜕变：不再是多个部门简单的物理集合，而是打破壁垒、机制融合的治理枢纽，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化解百家愁”。

这正是上海推进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上海全面铺开市、区、街镇、居村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如今，一套覆盖16个区、218个街镇、6674个居村的综治中心（站）体系已经成型。

网红街区的两难：

烟火与安宁如何握手言和

愚园路，上海极具代表性的网红街区。江苏路街道歧山居委会辖区内的愚园路1088弄，200米的单行道沿街密布21家商铺。城市更新激活了老弄堂的商业活力，市集、咖啡馆、文创小店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热闹的烟火气背后，矛盾悄然滋长。弄堂内居住着500多户居民，商户延长经营带来持续噪音，节假日游客扎堆喧哗、占道通行，商业流量与居民安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居民胡先生是一名救护车从业人员，昼夜颠倒的工作节奏，让他白天迫切需要安静休息。可窗外的喧闹源源不断，日复一日侵扰着他的睡眠，这也让他情绪失控，不断投诉。

在过去，胡先生的投诉会被派单——噪声归城管、经营归市场监管、治安归派出所。几个部门各管一段，他要在不同窗口之间反复说明情况，每个部门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没有一个部门能解决全部问题。而群众“多头跑”的背后，是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江苏路街道综治中心

江苏路街道综治中心接报后，运转逻辑完全不同。中心直接“吹哨”，依托岐山综治工作站，启动“三所联动+N”多元调处机制——派出所、司法所、律所、商圈运营方几路人马几乎同时集结。民警上门，宣讲治安法规，明确噪音扰民的法律后果，同时告知胡先生过激言论的法律边界。律师结合民法典相邻权条款，厘清权责，即商户经营不得侵害居民正常居住安宁权。调解员同步共情安抚。

法、理、情三线并进，胡先生的情绪逐步平复。但真正的难题在后面——既要保障居民休息，又不能把商户一关了之。

综治中心召集居委会、派出所、司法所、律所、运营方、商户代表、居民代表联合会商。胡先生当面陈述诉求，各方充分交换意见，最终敲定方案：运营方统一调整商铺经营时限，缩短夜间营业时段；节假日增配平安志愿者加密巡逻，劝阻扎堆喧哗、占道拍照。

但街区商居矛盾具有反复性，一次性调解只是第一步。为防止矛盾卷土重来，综治工作站搭建起常态化商居议事平台，每季度召开弄堂商居议事会，商户共治联盟、居民代表、运营方定期碰头，梳理问题清单，落实整改闭环。《商居管理弄堂公约》《游客商家拍摄合约》正式出台，明确商户经营、游客打卡的行为边界。

措施落地之后，曾经满心愤懑的居民表示认可，再没了投诉。网红街区没有为了安宁彻底关停商业活力，也没有放任流量无序侵扰居民生活。在综治中心的统筹下，烟火气与安居找到了平衡点。

“很多网红街区都是‘火起来之后再治理’，矛盾已经激化，治理成本极高。而综治中心的价值，就是在矛盾发酵阶段就把多方力量聚拢起来，不只解决眼前这一件投诉，更建立长效自治规则。”参与调解的基层干部说道。这起纠纷的化解，正是综治中心从物理入驻走向机制融合的缩影，不再是各部门各管一摊，而是综治中心统筹调度，多元力量协同发力，实现矛盾就地实质性化解。

一间空房子如何改变一部法规

城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独居老人身后的财产处置，成为基层治理一道绕不开的难题。

虹桥街道有两位过世的老人，他们已无在世继承人，遗留房产长期无人看管，对周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2025年7月，属地居委会向长宁区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这不是孤例。随着老龄化加剧，独居老人、孤老遗产管理问题正在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

过去，这类问题甚至找不到“入口”。因为它既不属于治安案件，也不属于行政投诉，法院没有起诉就没有案件。综治中心的功能在这里发生了更深的演变，它不只是矛盾的“终点站”，更是问题的“传感器”。

长宁区法院“彩虹桥”法治工作站在线下入驻综治中心的同时，配套上线“云上彩虹”人民意见征集平台。群众在该平台反映了独居老人房产处置的难题。

这条信息从综治平台进入法院视野。长宁区法院立即深入社区听取意见，联合虹桥街道司法所，邀请上政、华政、上财等高校的教授，会同司法局、民政局、公证处及各街镇司法所实务专家，在虹桥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召开专题研讨会。

2025年8月，法官将法庭设在虹桥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20余名社区老龄工作者和居民旁听。当庭宣判指定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这是全国首例居委会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审判结束后，“彩虹桥”志愿者开展“老年人财产权益处置”普法讲座，发放《遗嘱订立提示》和《遗产管理人申请指南》。

但综治中心的功能没有止步于个案解决。此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长宁区法院召开《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正案（草案）》意定监护实施制度专题论证会。长宁区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提出完善意定监护制度的建议——首次明确意定监护协议除公证外，还可邀请居村委、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现场情况；要求民政部门制定见证活动指引。

新修订的《条例》在去年11月1日正式施行。这条基层民意，经由综治中心平台汇集，通过司法实践检验，最终成为了正式法条。

综治中心的功能在这里完成了再次跃升——从“接单派单”到“一站化解”，再到“民意上传”。它不再只是一个处理纠纷的场所，更是一个把基层治理痛点转化为制度供给的通道。

“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基层治理最生动的样子。”长宁区人大代表张劼表示，司法力量下沉，不只是化解一桩纠纷，而是把基层老百姓真实的难题向上传递，再用制度修订惠及更多普通人。

综治中心，从物理整合迈向机制善治

上述案例只是上海万千基层治理场景的缩影。矛盾纠纷类型各不相同，却指向同一个变化：综治中心不再是各个部门“坐在一起办公”的物理场所，而是真正实现统筹调度、多元协同的治理枢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宁区在综治中心建设过程中也曾面临难题。对于职能交叉事项、跨领域、复合型疑难问题，中心统筹、部门协调形成合力尚不充分；纠纷分流至综治中心调解的识别精度也有待提升；平台系统尚未实现全面对接，全流程闭环运行机制有待完善；综治中心纠纷处置多面向传统民生类矛盾，面对互联网、新业态、涉外等新类型纠纷，队伍专业能力建设还需加强等。

为此，长宁区法院以“彩虹桥”法治工作站为抓手，工作站覆盖全区10个街镇和重点园区街区，采用“1法官+1助理+N志愿者”配置，退休法官常驻，党团员志愿者轮驻，司法服务下沉到治理一线。

数据见证实效：今年1—7月，长宁婚姻家庭、物业、邻里等重点纠纷受理量同比下降18.4%；知识产权案件收案同比下降23.35%，网络类案件收案下降63.62%。越来越多矛盾，还没有走进法院大门，就在社区得到化解。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在超大城市上海，成千上万的综治中心（站），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实体载体。一扇门之内，法官、民警、调解员、律师、社工、志愿者汇聚一堂，接待普通人的烦心事、揪心事。在这里，不只有调解、说理、定分止争，更有倾听民意、发现治理漏洞，推动制度迭代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