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观看一件作品，也是在观看一个时代里具体的人怎样生活。
唐人似乎总站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到了宋代，人们的气质发生了微妙变化。
就像北宋范仲淹《道服赞》，他给后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像范先生永远站在岳阳楼上，眉头微皱，一心想着天下苍生。但《道服赞》的背后是另一种生活：朋友做了一件道服，范仲淹为它写赞语，说穿上之后，可以清心洁身。一个关心政治改革、边防、地方治理的人，同时又很认真地讨论一件衣服如何帮助自己安顿身心。这是宋人很特别的一点，他们越来越习惯在公共身份之外，再给自己留下一个私人的精神空间。官职之外，还有学问；政治之外，还有朋友；功名之外，还有人格。
范仲淹《道服赞》
苏轼就把这种观念推到了极致。他的《春中帖》内容非常普通，字里行间，问一下朋友近况，说自己这里还好，说弟弟子由也好，又问什么时候能见面。放在今天，很像一则微信短讯。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位后来被写进文学史、艺术史的北宋文化偶像，也会在某一天惦记自己的朋友。宋代留下来的这类书帖很多，问身体，问家人，问旅途，问什么时候见面，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执笔运笔之间变得格外清晰。
苏轼当然在意政治，会生气会争论，会判断是非，乌台诗案时也怕死，后来一次次被贬，不可能每次都心情愉快。但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似乎总能在绝境中寻找新的出口。被贬黄州，就种地；没有官场，就交朋友；落魄已极，还能研究怎么把便宜的肉做得好吃；晚上无事，就去看江水。他给自己起“东坡”这个号，本身就带着一种很生活化的意味：一个曾经在朝廷讨论国家大事的人，现在开始认真经营一小块地。这个细节放到宋代，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士大夫文化。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全部压在仕途上，因为仕途会变，皇帝会变，党争会变。如果把所有意义都寄托在这些外部东西上，生活很容易彻底崩掉。
马和之《后赤壁图并赵构书赋卷》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把书写进一步变成了人格的外显。苏轼的丰腴自在、黄庭坚的欹侧纵横、米芾的跳荡迅疾，都意味着书法从公共规范逐渐转向个人心性。展览中的北宋部分同时出现范仲淹、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迹，这种组合本身就非常能说明宋代文人书法的兴起；书画给人的印象，也与唐人形成鲜明差异。尽管五代仍然关注法度、规模、结构与气象，但入宋以后，创作的重点逐渐转向心性、趣味、日常与个人经验，就像很多人努力把现实割裂开，又在艺术中找到了统一。展览里有马和之《后赤壁图并赵构书赋卷》，作品主题背后的苏轼正在黄州，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他很失败的一段时间，但从个人生命看，反而是他越来越完整的一段时间。
唐人在一个宏大的秩序里塑造经典，宋人开始在细微处发现精神世界。正因如此，从唐到宋，中国书画完成了一次极重要的转向，从成法走向尚意。唐人会计较自己处在天下什么位置，宋人不再纠结这些，反而更在意如何自处。艺术家们即使离开朝廷，也能在地方、在书院、在朋友之间建立自己的生活；甚至坚信自己的人格、学问和精神秩序，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价值。如果说宋人相比唐人更加内向，这更像是宋人在公共世界之外，通过书画给自己再造一个不易被夺走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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