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离婚协议摊在桌上。
袁文把钢笔一扔，拎起皮箱就走。
我追到楼道口，只看见出租车尾灯拐出巷子。
邻居门缝里探出半张脸，又缩回去。
五年，我给他妈端屎端尿，陪他熬过被开除的夜。
现在他西装笔挺，说别拖累他。
三天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
卢厂长亲自上楼，手里捏着泛黄档案，喊我沈工。
袁文站在楼梯口，脸色煞白。
01
七号机项目下马那天，于耀华把档案袋往铁皮柜里一锁，拍了拍手上的灰。
“小沈，回家等通知。”他说话时没看我，眼睛盯着窗外的杨树。
杨树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哗啦啦往墙根滚。
那年我二十四岁，进厂三年。
七号机的核心参数是我算了四个月得出的，每页纸都过了我的手。
那四个月我瘦了八斤，右手中指磨出茧子，握笔的地方凹下去一块。
可档案上签名栏里，于耀华把我名字写在最后，前面是他自己和另外两个工程师。
我看见了，没说话。
厂里那会儿就这样，年轻人排后面。排后面就排后面吧，机器能转起来就行。我是这么想的。
袁文是车间临时工，个子高，脸方正，笑起来眼角有细纹。
他负责给七号机试制组搬料，每次经过我桌边都停一下，问要不要帮忙带饭。
我那时候忙起来一天只吃一顿，他看出来了。
食堂的肉包子，他隔三差五给我带一个，用油纸包着，揣在棉袄里，到我手上还是热的。
“你吃了吗？”我问他。
“吃了吃了。”他摆摆手，转身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吃。他把自己的饭钱省下来给我买包子。那会儿临时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他自己饿得面黄肌瘦，还把包子往我桌上搁。
出事那天是冬至。
车间暖气坏了，窗户上结着霜花，我裹着棉袄在调试台前记数据，手指冻得握不住笔，每隔一会儿就要放在嘴边哈气。
袁文在隔壁操作铣床，不知怎么搞的，刀头飞出来，削掉了他左手食指一截。
血溅在机器上，滴滴答答往下淌。
我冲过去的时候，他捂着手蹲在地上，脸色白得像车间墙上的石灰，却咬着牙没喊一声。
调查组来的时候，袁文躺在医院里，左手缠着纱布，一口咬定是他自己操作失误。
没人知道那天我违规让他帮我铣一个试样。
他替我扛了。
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你傻不傻。”我嗓子发紧。
“你一个正式工，背了处分这辈子就完了。”他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嘴角干得起了皮，“我临时工，无所谓。”
厂里开除他那天，我去他家送工资结算单。
他家在城北棚户区，三间砖房，院墙塌了半边，用碎砖头垒着。
他坐在堂屋门槛上，左手缠着纱布，面前摆着他爸袁吉昌的遗像。
老爷子听说儿子被开除，当天晚上脑溢血，没救回来。
“你走吧。”袁文没抬头，嗓子哑得听不清。
我没走。
我把工资结算单放在他旁边，把遗像前的香灰擦了擦，去厨房烧了一壶水。
那天我在他家待到天黑，给他下了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
他端着碗，眼泪掉进面汤里，一滴一滴的，没出声。
第二年春天，我嫁给了他。
我妈李桂荣哭得眼睛肿了三天。
“你一个正式工，嫁个临时工，还是个残废。”我爸沈长根把茶杯往桌上一墩，茶水溅出来烫了手背，他也不擦。
“你非要嫁，以后别回来。”
我还是嫁了。
结婚那天，袁文穿了他爸留下的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前襟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
我穿着我妈偷偷塞给我的红毛衣，在出租屋里摆了两桌。
来的客人不多，他那边来了几个工友，我这边只来了我妹。
婆婆郭桂香那时候还能动，她拉着我的手说：“玉婷，委屈你了。”
我说不委屈。那会儿我真觉得不委屈。袁文替我扛了一截手指头，我陪他一辈子，天经地义。
02
婚后第三年，婆婆摔了一跤，下半身瘫了。
那天她在院子里晒被子，脚下一滑，后腰磕在台阶棱上。
送到医院，大夫说是脊椎损伤，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过了。
袁文在私营修理铺干活，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我把厂里的停薪留职办成了正式离职，回家照顾婆婆。
每天五点起床，给婆婆翻身、擦洗、换尿布。
她一百四十斤，我一百零二斤，每次翻身都要用尽全身力气，牙齿咬得咯咯响。
翻完一身汗，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脊梁上，冰凉。
我顾不上换，赶着去做早饭。
袁文那阵子脾气大，修东西修不好就摔扳手，嘴里骂骂咧咧。
有次他把一个电饭锅摔在地上，锅盖滚到我脚边，婆婆在里屋听见了，呜呜地哭。
我不跟他吵，他骂累了就蹲在门口抽烟，烟头攒了一地，我第二天早上一个一个捡起来扔垃圾桶。
有天夜里，我起来给婆婆换尿布，看见袁文坐在厨房灯下翻东西。
他面前摊着几张纸，我走近一看，是七号机的装配图。
台灯的光照在图纸上，那些线条和标注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你哪来的？”我伸手去拿。
他一把按住图纸。
“车间老李给的，说是废纸。”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光，像饿了很久的人看见一块肉，“玉婷，这东西能值钱。”
“这是厂里的东西。”
“厂子都半死不活了，谁还管这个。”他把图纸折起来，塞进怀里，“我就看看。”
我没再问。
后来我在他工具箱底下发现少了一页，是参数那一页。
我以为是自己收拾的时候弄丢了，翻箱倒柜找了三天，没找到。
那三天我吃不下饭，半夜醒了就躺在那儿想，到底放哪儿了。
后来我安慰自己，反正项目下马了，丢了就丢了吧。
那年夏天，宏达机械厂老板唐强通过一个中间人找到袁文，出两千块买装配图。
袁文回来跟我说是帮人画图纸挣的钱。
我数着那沓票子，心里不踏实，可婆婆下个月的手术费没着落，我没吭声。
钱压在枕头底下，我一晚上没睡着，翻来覆去，那沓票子硌得后脑勺疼。
手术做了，婆婆命保住了，人还是瘫着。
袁文拿回来的钱越来越多，衣服越穿越体面，回家越来越晚。
邻居刘夏萍在宏达厂办公室上班，有次在巷口碰见我，笑着说：“你们家袁文在厂里可受重用了，唐老板天天带着他。”
我嗯了一声，低头走过去。
那天晚上我问袁文，他说刘夏萍那人嘴碎，别听她瞎说。
他说话的时候正在剪指甲，头也没抬，剪完了把指甲刀往桌上一扔，说累了，倒头就睡。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后脑勺。他头发比结婚那会儿稀了，后脑勺有一块指甲盖大的秃斑。我想伸手摸一下，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03
宏达厂生产的六号机开始出故障，退货堆满了仓库。
那阵子袁文回家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进门就摔东西。
唐强急得嘴上起泡，把袁文叫去骂了一顿。
袁文回来喝闷酒，摔了两个杯子，碎片崩到墙角，我蹲下去一片一片捡，手指头划了一道口子，血珠子冒出来，我含在嘴里，咸的。
“参数呢？你不是说核心参数在你手上？”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吼。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他把电话挂了，坐在沙发上发呆。我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去没喝，突然问我：“你当年算的那个参数，还记不记得？”
“记不全了。”
“你再想想。”他盯着我，眼睛发红，眼白上布满血丝，“唐老板说，只要能解决六号机的问题，给我百分之五的股份。”
“那是七号机的参数，跟六号机不一样。”
“差不多，差不多。”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拖鞋啪嗒啪嗒响，“你就帮我写出来，写了咱们就有钱了。妈的病要钱，你爸住院也要钱，哪样不要钱？”
我爸那年秋天查出来肺气肿，住院押金要三千。
我翻遍了家里所有抽屉，只凑出八百。
那些抽屉我翻了不止一遍，连婆婆的旧棉袄口袋都掏了，翻出几张毛票和一颗扣子。
袁文那阵子拿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他说宏达厂效益不好。
我熬了三个通宵，凭着记忆和残留的草稿纸，把七号机核心参数重新推导了一遍。
有些地方记不清了，我凭经验填了估数。
写到第二天夜里，我趴在桌上睡着了，梦见自己站在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地转，我怎么喊都喊不停。
袁文拿走那张纸的时候，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玉婷，等这事成了，我给你买条金项链。”
那条金项链我到现在也没见着。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写的参数直接给了唐强。
六号机的问题解决了，宏达厂起死回生。
袁文当上了技术厂长，配了独立办公室，工资翻了五倍。
他办公室我去过一次，真皮转椅，茶几上摆着好烟好茶。
他坐在椅子后面，翘着二郎腿，跟人打电话，嗓门很大。
看见我进来，他捂住话筒，皱了皱眉。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换洗衣服。”
“放那儿吧。”他指了指墙角。我把袋子放下，站了一会儿，他一直在打电话，没再看我一眼。
他搬去厂里宿舍那天，我在家给婆婆喂饭。他站在门口，拎着新买的皮箱，说：“厂里忙，住那边方便。”
“嗯。”我低头继续喂饭，勺子碰着碗沿，叮当响。
他站了一会儿，好像还想说什么。
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皮箱轮子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响，越来越远。
婆婆那天吃得特别慢，一碗粥喂了半个钟头。
04
我爸住院期间，袁文一次没去过。
我白天在医院守着，晚上回来照顾婆婆，两头跑了一个月，瘦了十二斤。
有天在医院走廊碰见我爸的主治大夫，他说：“你丈夫呢？肺气肿病人需要家属配合，你一个人扛不住的。”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走廊里消毒水味呛鼻子，隔壁病房有人在哭，哭声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
我攥着手机，翻到袁文的号码，看了半天，没拨出去。
婆婆是那年腊月走的。
走之前她拉着我的手，嘴巴张了几次，没说出话。
眼睛一直看着门口。
我知道她在等袁文。
我给她擦脸的时候，她眼角有泪，顺着皱纹淌到枕头上。
袁文那天在宏达厂开年会，手机关机。
等他赶到医院，婆婆已经咽气两个小时了。
他跪在病床前哭了一场。我站在旁边，心里空落落的，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护士进来把白布盖上，我帮着推车，车轮碾过门槛，咯噔一下。
婆婆走后第七天，刘夏萍来找我。
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羽绒服，头发烫了卷，站在我家堂屋里，眼睛四处打量。
她看我家家具的眼神，像在看一堆破烂。
“沈姐，袁厂长让我来拿点东西。”
“什么东西？”
“他说有个旧笔记本，蓝色封皮的。”
我进里屋翻了一阵，在婆婆枕头底下找到那个笔记本。
是我当年的工作笔记，里面记着七号机的原始数据。
蓝色封皮已经卷边了，内页有几张脱落，我一张一张码齐。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去给了她。
刘夏萍接过去翻了两页，笑了笑。
“沈姐，袁厂长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有些旧东西该处理就处理了。”她顿了顿，压低声音，“你也知道，唐老板那边，有些事不好说太明白。”
我看着她走出去，红羽绒服在巷口一闪，不见了。巷子口有只野猫蹲在墙头上，刘夏萍走过去的时候，猫跳下来跑了。
那天晚上袁文打电话回来，第一次跟我提离婚。
他说得很直接：“玉婷，咱俩过不下去了。我现在的位置，需要一个能帮上忙的人。你……你只会拖累我。”
电话挂了以后，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墙上那张结婚照。
照片里他穿着磨白的中山装，我穿着红毛衣，两个人笑得都很用力。
相框玻璃裂了一道纹，从左上角斜到右下角，是搬家时磕的。
我用胶带粘过，又裂了。
05
离婚那天是个阴天。
民政局门口种着两排冬青，叶子上落了一层灰。
我们进去的时候，前面排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在哭，男的靠着墙玩手机。
轮到我们，工作人员问了几句，让签字。
袁文签得很快，笔尖划得纸面沙沙响。
我签的时候手有点抖，但字写得很清楚。
出来以后，袁文把协议往包里一塞，拎着皮箱就走。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他钻进一辆出租车，尾灯拐过街角。
邻居门缝里探出脑袋，又缩回去。
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吹得我裤腿贴在腿上，凉飕飕的。
我回家收拾东西，只装了一个旧皮箱。
衣柜里那些新衣服，都是袁文后来给我买的，我一件没拿。
有些连标签都没拆，花花绿绿挂了一排。
我把衣柜门关上，钥匙搁在床头柜上。
翻到柜子最底层时，我的手碰到了硬纸板。
抽出来一看，是七号机的原始档案袋。
那年项目下马，于耀华让我把副本带回家保管，后来忘了收回去。
档案袋封皮上，我的名字在最后一行，墨迹已经模糊了。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当年的设计图纸和计算稿。
翻到签名页时，我愣了一下。
有人用刀片刮过我的签名，痕迹很新，纸面起了一层毛。
当天下午，宏达厂来了三个人，说是要核查一份技术档案。
我把档案袋给他们看了，他们拍了照，把签名页拿走了。
我没多想，以为是正常手续。
他们走的时候，其中一个年轻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厂里来了通知，说我涉嫌泄露商业机密，停职审查。
通知是袁文签的字。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纸边被我捏出了折痕。
红头文件，黑字，右下角是袁文的签名。
他的字我认得，最后一笔往上挑，跟结婚证上的签名一模一样。
卢建国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他六十岁了，头发全白，穿一件旧夹克，拉链拉到一半，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捏着那份泛黄档案。
“沈工。”他叫我。
我愣了一下。好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
“七号机项目重启了，国家要搞。”他把档案递给我，指着签名页上刮痕，“原始档案里，你是核心参数设计人。有人把你的名字刮了，但底稿还在。项目组比对笔迹，确认是你。”
我接过档案，手指有点抖。
“车在楼下。”卢建国说，“跟我回厂。”
我下楼的时候，袁文站在楼梯口。
他刚当上技术厂长，胸前别着宏达厂的徽章，脸色煞白。
他张了张嘴，我没停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楼道里灯坏了，暗沉沉的，我听见他叫了一声“玉婷”，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