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即将出狱，“42万赔偿分文未给”：谁来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文/观察者网 夏曼波】

9月25日，拐走孙卓、符建涛两名孩子的吴某龙将刑满出狱。

2023年10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某龙有期徒刑五年，同时判令其分别赔偿两个受害家庭42万元。如今，五年刑期即将届满，据第一现场报道，孙海洋称，两个家庭至今一分钱赔偿都没有拿到。

14年的寻子岁月，两个家庭几近破碎，孩子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如今，施害者即将走出监狱，而受害者还在追讨法院已经判决的赔偿。

在本案中，有两笔账很难被算平。

第一笔是刑期。为什么拐走两个孩子，刑期只有五年？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年就是这条罪名的天花板。

另一侧是拐卖罪。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八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最高法在司法解释中也进一步明确，对婴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的，视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偷盗婴幼儿”。

同样是用玩具和零食把四岁的孩子哄走，拐骗罪和拐卖罪的分岔就出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出卖为目的”。

据一审判决书显示，南山区法院审理认为：两个孩子的养父母等人的证言均证实其事先未委托吴某龙找孩子，也没有因收养孩子给过吴某龙好处，上述证人证言与吴某龙的相关供述能相互印证；同时，经公安机关提取二被告人及相关证人的手机数据并经司法鉴定，亦未发现有买卖儿童的内容。在案证据均无法证明吴某龙有出卖儿童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公诉机关指控拐骗儿童罪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孙海洋称，吴某龙是惯犯，害了两个家庭整整14年，不赔钱，也不道歉。他表示，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都是应该的，但吴某龙案被定为拐骗儿童罪，最高只判5年。

“拐骗和拐卖一字之差，但给家庭造成的伤害是一模一样的。”他表示，现在还有很多家庭寻子20年、30年都没找到，孩子到底是拐骗还是拐卖，他们根本无从得知，而“不会因为是拐骗，他们的痛苦就会减少，伤害是一模一样的”。

据央广网报道，早在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李紫微就呼吁将拐骗儿童罪的最高量刑提高到死刑，或者将“拐骗罪”与“拐卖罪”合并为“拐带罪”，以实现罪与罚的统一。

她说：“通常，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拐儿童被‘出卖’的案件均会以拐骗儿童罪论处。拐卖者以‘拐骗儿童罪’获得顶格处罚，仅有5年的有期徒刑，从而得以逃脱‘拐卖儿童罪’。这无疑使‘拐骗儿童罪’成为拐卖行为的一个‘保护伞’。”

“在拐骗儿童行为中，往往存在包括奴役儿童等行为，却没有被定为情节加重犯。”李紫微说，2020年12月24日，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作出（2020）闽0402刑初220号刑事判决书，因被告人雷某某伪装护士偷抱走仅出生两天的婴儿并抚养14年，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雷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此外，2021年10月25日，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于作出（2021）鄂0804刑初2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某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刑事判决书。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系出于报复心理拐骗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犯罪动机卑鄙、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但只能顶格判到五年。

第二笔是赔偿。

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每家42万，权利并非没有得到确认。然而判决确认了赔偿义务，却没有让赔偿实际到达受害者手中。

据第一现场报道，孙海洋说，吴某龙在广东扎根多年，名下还有房产，难以相信其完全没有赔偿能力。这一说法是否成立、相关财产是否属于可供执行的范围，仍需要执行信息和财产调查予以核实。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被执行人确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什么受害者至今没有拿到赔偿？如果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未来还有哪些追偿可能？

这些都不应留给受害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对于普通人而言，打赢官司已经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更何况，孙海洋早已变卖家产、花了14年走遍全国寻找孩子。

如今即便拿到了胜诉判决，可能还得继续聘请律师、调查财产、申请执行以及追踪被执行人的经济状况。

法律告诉受害者有权获得赔偿，现实却可能要求受害者再花很多时间精力，还不一定能把钱拿到手。

而且这42万甚至连孙海洋寻子的成本都不一定能覆盖，2023年孙海洋曾表示：“这么多年我找孩子的广告费和印刷费都已经不止42万元了，这个判决和我预想的相差很大”。

孙海洋称，吴某龙至今没有一句道歉。2023年庭审的时候，他“说话不紧不慢，跷着二郎腿”。

施害者连道歉这种补偿都省了，受害者为了讨还损失却一天也停不下来，成本如此分配，公平吗？

当然，法院执行也受制于被执行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不能简单把受害者未获赔偿全部归咎于某个部门，更不能假定所有未履行判决的案件都存在执行不力。

但这些客观限制，不应成为制度停止回应受害者的理由。

对于这类案件，公众有理由期待更清晰主动的财产调查和执行信息，以及在确有必要时，对受害者提供援助。不能只在案件引发关注时给予同情，却在司法程序进入执行阶段后，把问题重新交还给受害者。

当吴某龙走出监狱，社会不仅要追问，只判他5年公平不公平？还要监督那两份至今没有兑现的赔偿，究竟何时才能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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