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8月，北京，国务院召集地质总局汇报会，李先念到场后问起一个人：“何长工同志来了没有？”工作人员回答，他因政治结论尚未作出，暂时不能参加会议。李先念当即沉下脸来，反驳道：“何长工同志在地质工作中是有功劳的。”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替一位老同志说话，背后却牵涉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何长工不是普通的调任干部，他曾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军队教育和组织工作，后来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搭建地质事业的骨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恢复经济，更要为大规模工业建设寻找资源。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地质资料不足成了现实难题。没有矿产分布和储量依据，工业布局就缺少根基，许多建设设想也难以落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周恩来认为，何长工身上有一股敢于开创的劲头，适合接手这项基础工作。毛泽东熟悉他的经历，也同意了这一安排。
接到谈话通知时，何长工并没有马上点头。他有一条腿曾负过伤，地质工作又常常要翻山越岭；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地质专业出身。面对组织来人，他直言：“隔行如隔山，我能不能胜任，心里确实没有底。”
对方告诉他，地质部由李四光主持，陈云分管，中央会为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何长工思量之后接受调动。事实证明，这次安排看中的并不是他的专业起点，而是他的组织能力、实干作风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
地质部刚成立，何长工便抓住三个关键：干部、装备、科研。没有人，工作铺不开；没有仪器，勘探只能依靠低效率的办法；没有研究机构，大量资料也难以转化为规律和成果。
培养人才，是他最早推动的事情之一。正式院校尚未完善时，地质部先办训练班，解决燃眉之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相继建立，不少高校也开设地质专业。几年下来，一批年轻人走上野外队伍，地质战线逐渐有了自己的专业力量。
有意思的是，何长工并不认为干部只要会管理就够了。他组织机关干部进学校学习，让原本来自其他领域的同志补上专业课。有人年纪不小，学习起来却很认真。用他的话说，领导地质工作，不能永远站在门外指挥，多少得成为“内行”。
装备问题同样棘手。早期设备不少依靠进口，但这条路无法支撑长期发展。何长工提出，供应部门不能只负责发放材料，还要承担勘查设备和生活物资保障，并逐步建立自己的修造能力。
为了办探矿机械厂，他亲自同铁道系统联系，争取张家口有关工厂的支持；为了解决地质图件和报告的印制问题，他又四处寻找合适的专业力量。这样的事情琐碎，却直接决定野外队伍能不能顺利工作。何长工常说：“有困难就提，我来想办法。”
在李四光主持下，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资料馆、地质博物馆和地质图书馆陆续建设起来。地质部的任务，也由单纯寻找矿产，逐步扩展到资料整理、科学研究和技术储备。地质工作不再只是“找矿”，而成为国家工业体系的一部分。
他还特别关心野外工作人员的生活。地质队常年流动，子女上学、家属安置、婚姻家庭，样样都可能影响队伍稳定。何长工把这些问题带到会议上，向李富春、周恩来等人反映。不得不说，这种考虑很实际：队伍要扎在荒山野外，后方就不能完全不管。
然而，政治风云变化后，何长工本人也陷入困境。1973年4月下旬，地质部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指出何长工的历史中央清楚，他没有历史问题。何长工由此看到希望，要求给自己的历史作出明确结论，但事情并没有立刻解决。
1975年4月，他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中央随后批示，应予立即解放。可相关材料中的问题仍未完全理顺，何长工从5月至8月多次写信说明情况。就在这段时间，地质总局汇报会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李先念的质问，实际上也是对那段地质建设经历的肯定。
不久，中央派人了解何长工的工作意愿。考虑到身体状况，他没有要求回到繁重的一线岗位，而是提出恢复军队院校工作的愿望。经毛泽东批准，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萧克、唐亮等同志登门看望，欢迎这位老同志重新回到熟悉的教育岗位。
何长工重新工作后，仍把精力放在培养干部上。1985年，他响应中央关于干部制度的安排，几次提出退职请求，最终获准。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因病逝世，享年88岁。地质部初创时期留下的那些队伍、院校和机构，正是他晚年仍然牵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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