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婚宴散场时，蒋正从三轮车斗里拽出一条红塔山，塞到我手里。
我笑着接过来，嘴上说着谢谢，心里却像搁了一块冰疙瘩。
六万六的红包递过去不到两个钟头，他回了我一条一百多块钱的烟。
那条烟被我扔在柜子顶上，灰扑扑躺了一年。
搬家那天，妻子翻出来让我拆了散给搬运工。
我撕开塑料纸，抽出一包，掂在手里分量不对。
撕开烟盒，几卷裹着塑料膜的现金滚了出来。
数了三遍，六万六，一分不差。
最底下一张红格纸，歪歪扭扭两行字。我看完就蹲在客厅地板上，半天没站起来。
01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店里理货，收到蒋正发来的一条彩信。
照片上是张红底烫金的请帖，下面跟了一行字：老同学，来喝杯喜酒。
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蒋正二婚，腊月十六，镇上老饭店。
他离婚快十年了，孩子归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还要跑长途挣钱。
镇上给他介绍过几个，都嫌他拖个孩子，没谈成。
现在总算又成了个家，这是好事。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码瓷砖。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春芳说了一嘴。春芳问蒋正现在干啥，我说还跑货运。她哦了一声，问我随多少礼。
我说我心里有数。
春芳没追问。她哪知道我心里那本账有多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的，都是十几年前那件事。
那年我盘下城东一间门面做建材生意。
头一年还行，第二年垫资接了个工程，货款收不上来，厂家催债催得急，八万块的窟窿堵不上。
我打了十二个电话，十一个朋友跟我诉苦。
最后一个是蒋正，他听完没吭声。
第二天下午，蒋正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到店里，把一个塑料袋子放在我柜台上。
五万块，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
他说你先拿去应急，买车的钱往后再说。
那会儿他攒了三年钱，准备买辆二手货车单干。他为了我，把那台车错过了。后来那台车被别人买走，他只好继续给人打工跑长途。
这笔账，在我心里记了十几年。
腊月十六那天，我穿上前年买的灰色夹克，去银行取了六万六。春芳问我取这么多钱干啥，我说蒋正结婚，我得多随点。
春芳的脸一下子拉下来，说你家底多厚啊？他结个婚你随六万六？
我没跟她吵，把信封揣进怀里，出了门。
蒋正办酒的地方在镇东头那家老饭店，门脸不大，摆了六桌。
客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半屋子。
我去得不算晚，进门就看见蒋正站在门口迎客。
他穿着一件深蓝西装，料子一般，裤腿稍短了些，露出里面的袜子。
人还是那么瘦，脸上的皱纹比上回见时又深了一道。
看见我，他快步迎上来，拍了一下我胳膊：“来了。”
我递上红包，旁边记账的年轻人接过去，拆开看了一眼，愣住了。他抬头望着我，又低头看了一眼信封里头。
蒋正觉着不对，凑过去，看见那叠砖头厚的钞票，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老罗，你这是干啥？”
他一把抓过信封，塞回我手里，手劲很大，声音都变了：“我不能收。你快收回去。”
旁边几桌的客人闻声转过头来。我压着嗓子说：“老同学的喜事，我高兴，你收着。”
蒋正脸红脖子粗：“高兴也不能这么个高兴法。六万六，你当是随礼？这钱我拿了，往后还怎么坐下吃饭？”
我把他拉到门口，低声说：“当年那五万，你不让我还。可那笔账我记了十几年了。你结婚，我这当兄弟的，就是想表个心。”
蒋正握着信封，站着不动，半天没说话。末了他把信封慢慢揣进内兜里，喉结动了一下，声音沉下去：“行，我收下。”
我松了口气。
宴席上蒋正来敬酒，举杯的时候手有点抖。他说：“老罗，这杯我敬你。”我跟他碰了一下，仰头干了。他喝完没多说话，转身去了别桌。
散席时他送我到大门口。
我们并肩走了一段路，各自沉默着。
只有脚步声，在青砖地面上响着。
临上车前，他忽然叫住我，快步走到饭店侧墙那辆三轮摩托车旁边，从车斗里拎出一条烟来。
他把烟塞到我手里，说：“拿回去抽，别嫌弃。”
我低头看了一眼，红塔山，市面上百来块一条。
我捏着那条烟，指肚蹭过外面那层玻璃纸，细细的一层塑料膜，摸上去有点涩。
我心上像被人拿钝刀割了一下。
话到嘴边绕了两圈，到底没说出来。我笑了一下，说：“那你留步。”拉开车门坐进去，把烟搁在副驾驶座上。
开出镇子十几分钟，春芳转头看见那条烟，她说：“他是不是不知道你包了多少？怎么回你一条烟？”
“他给啥我就接啥，哪来那么多话。”
春芳哼了一声，没再吭声。
到了家，我把烟拿下来，心里堵得慌。
那条烟放在茶几上，红金相间的包装晃得人眼睛疼。
我说不上是生气还是委屈，这些年憋着的那股劲儿，像被人拿针扎了一下，泄了底。
夜里睡不着，起来倒了杯水，顺手把那条烟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玻璃纸下头印着商品码和生产日期，正正经经一条新烟。
我把烟搁回柜子顶上，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那个高度我伸手刚好够着，让它在柜顶积灰。往后一整年，我都没动过它。
那段时间我和春芳为这笔钱闹了几天别扭。
她不吵，也不闹，就是不怎么理我。
每天饭做好端上桌，自己吃完了就回里屋看电视。
我坐在外头，一个人对着电视里播的连续剧出神。
开春没多久，我收到一条消息，蒋正把那台跑了好几年的旧货车卖了，从货运公司辞了职。
我给蒋正打过两次电话，都关机。发短信也没回过。我心里堵了一口气，想他是不是因为我随了大礼，怕还不起这份人情，连兄弟都不处了。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他这人从小就不爱欠别人的，结婚收了那么一笔钱，他心里未必舒坦。
那天下午我搬着梯子爬上柜子，把头一年扔上去的那条烟拿下来，搁在手里掂了掂。
犹豫了半晌，没有拆。
玻璃纸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用袖子一点点擦干净，又放了回去。
烟在柜顶上落灰的时候，我不见蒋正，他也避着我不见。
有些事，就这样凉下去了。
02
那年过年前，街上碰上几回原来一起跑车的师傅，问起蒋正，都说他这人倔，不肯跟人说难处。
他后来去了一家工地开搅拌车，也挣不了几个钱，主要是离家近，方便照顾他妈。
他妈宋玉莲那年七十一了，高血压，腿脚不好，身边离不开人。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正月里同学聚会，有人起哄说蒋正二婚收了笔大礼，够他缓几年了。我端着酒杯没吭声，又有人接话，说蒋正把礼金都退了。
我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
那人说：“他结婚第二天跟我说，这份礼太重了，他收不起。我又问他，他说六万六，哪个同学随的，他心知肚明。”
桌上几个人目光齐刷刷看着我。我没说话，仰头把酒干了。
回家路上我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件事：蒋正说他收不起，那他当时为什么不当场退给我？为什么偏偏在酒席上收下，散席后又跟别人说这种话？
我又想起他递烟给我的那双手。粗糙，指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那双手塞给我一条烟的时候，抖得厉害。
正月还没过完，我开车去了一趟蒋正住的村子。
到他家门口，院门锁着，邻居说他搬了。
我问搬去哪了，邻居说不知道。
我又去他母亲的老屋，那间土墙瓦房也上了锁。
站在门口，我掏出手机翻了翻蒋正的号码，按下去，还是关机。
那个冬天，我打过他五次电话，一次都没通。
徐春芳说我魔怔了，人家二婚娶媳妇过日子，你在这瞎操心啥？
我说你不懂。
他这人，收了别人大礼，心里过意不去，肯定想方设法要把这份情补上。
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自己那天在酒席上的做法，伤了他。
“你把钱拿回来不就行了？”春芳说。
“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
春芳叹了口气，没再接话。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下去。
开店、进货、送货、收账，周而复始。
到了秋末，隔壁陈老板把门面退了，要搬到市里去跟儿子过。
他问我接不接这间铺子，租金不贵，位置好。
我盘算了一下，把隔壁铺子也租了下来，中间打通，店面扩大了一倍。
因为要重新粉刷、装货架、拉电线，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
搬家那天得腾挪旧柜子。
春芳爬上梯子要擦柜顶的灰尘时，一伸手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她拎下来一看，是那条红塔山，玻璃纸上一层灰，跟放了一辈子似的。
她递给我：“这烟你还没拆？”
我接过那条烟，拍了拍灰，放在桌上。过去一年多了。那段时间里，我时常会想起它，但每次看到柜顶那个位置，又打消念头。
“扔了吧，放了这么久，肯定潮了。”春芳说。
“拆开看看，万一还能抽。”
我撕开塑料纸，打开翻盖。我掏出烟盒，掂了掂，觉得手里的分量好像不太对。
我抽出一包烟，撕开那层锡纸，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手指一下僵住了。
烟盒里没有烟。
塞着一卷用塑料薄膜裹得紧紧的现金，压得很实。
我又撕开另一包，还是现金，一卷一卷码得齐整，像有人专门数过，用薄膜一颗一颗包好。
我数了一遍，六万六。
春芳站在我身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说：“谁把钱放烟里的？”
我没回答。
我翻遍了整条烟，十包，只有六包塞了钱，剩下四包还装着烟。
钱也不是整整齐齐叠的钞票大小，都是折过的，看得出是从各处凑来的旧票子，又被人理平整，卷成卷，一颗一颗塞进烟壳里。
在烟盒最底下，我摸到一张纸。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红格，折了两折。展开来，是蒋正的笔迹，字写得歪歪扭扭，一字一句写道：
老罗，这钱我不能收。
你拿回去。
那天我当着人收下，是怕你面子上过不去。
可这笔钱要是收了，咱兄弟就两清了。
两清了，以后就没什么可处的了。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字不多，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心口上。
这条烟在我手里放了一年多，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份敷衍的还礼。可他趁着没人在意，把六万六现金卷进烟壳里，塞回给我。
他塞钱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我捏着那张烟盒纸，站在新家还没来得及拆包的一堆纸箱中间，蹲了下去。
春芳后来跟我说，她当时看见我蹲在地上，拿着一张烟盒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圈通红，手直抖，半天没站起来。
她吓得以为我犯心脏病了，赶紧过来扶我，我一把攥住她的手腕，把那包钱举起来给她看。
“钱根本就没走。他当天晚上就退回来了。”
“那他怎么不说一声？”春芳问。
我答不上来。
那天的太阳落在屋角，从窗户斜切进来，在光秃秃的水泥地板上画了一道明黄的光。我蹲在那道光旁边，捏着那张纸，像捏着一块烧红的铁。
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翻了个个儿。
03
本来要搬进屋的纸箱堆了一地，我顾不上。
我冲到楼下，发动车子。春芳在后头喊我，我也没回头，一脚油门出了小区大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找到蒋正，问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
到了他那条老巷子，铁锁挂得牢牢的。
门缝里塞着几张广告纸，落了一层灰。
我问隔壁开小卖部的老板，他说蒋正搬走快一年了。
我问他搬哪去了，他摇头，说好像是搬回乡下老房子去了。
我又开车往镇上跑了一趟。
老房子是那种土砖墙、黑瓦顶的旧屋，院子不大，种着两棵柚子树。
院门半掩着，里头传来母鸡咯咯的叫声。
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一把竹椅上择豆角，脚边蹲着一只花猫。
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眯着眼打量了我一下，脸上露出几分认出来的神色：“你是……罗老板？”
她是蒋正的妈。
我赶紧上前喊了一声婶。
老太太放下手里的簸箕，招招手让我坐。
我问她蒋正在哪。
她择豆角的动作停了下来，没接话。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抬起头，说：“你在找他呀。”
我说：“婶，我有一件要紧事要当面跟他说。”
老太太低着头，捏着一根豆角，掐掉两头，慢慢说：“他不在家。出车去了。”
“他还在跑货车？”
宋玉莲没有直接回答，顿了一下，朝里屋看了看，压低了声音：“他是不想让你找到他。”
我僵在竹椅上，一时没说出话来。
老太太把豆角放进篮子里，拿围裙擦了擦手，抬起头看着我。
她说：“他结婚那阵子，回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罗这人太重情，他要是不把红包退回去，他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
“可他退钱也不跟我说一声，就这么把钱塞进烟里。”
“说了，你还肯收吗？”
老太太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像钉子似的落在地上。我张了张嘴，想辩解，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是不是觉着，他这是不给你面子？”老太太又说。
我连忙说没有。
老太太叹了口气，从屋里拿出一把矮竹凳，挨着我坐下来。
她说那笔钱的事，她知道。
她说蒋正那天从饭店回来，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不亮就把红包掏出来，数了又数，搁在桌上，坐在那儿发呆。
儿媳妇郑丽敏问他怎么了，他不肯说。
后来蒋正去翻箱倒柜，抽屉里这家几十，那家几百的，全凑了出来。
我坐在那把矮凳上，看着老太太干瘦的脸上满是褶子，喉咙发紧，咽了好几口唾沫才说出话来：“他结婚收的礼金……不够退吗？”
“礼金都存进银行了，给丽敏的儿子当了学费。那是他继子，他不好动那个钱。”老太太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他就抽了跟朋友跑长途攒的两千，以前存下的三万，又去他舅家借了一万，东拼西凑才凑满那个数。”
我眼眶一下热了。
老太太说：“他说，老罗当年在他最难的时候帮过他，他不能把那段情变成买卖。这事他叫谁都没说，连丽敏也是后来才晓得。”
“那他怎么不直接告诉我？非要塞烟盒子里？”
“他怕你当面又推回来。”老太太看着我说，“他也怕自己当面说不出口。他说他长这么大，头一回拿着一笔钱，心里头比拿着火炭还烫。”
我在蒋正家老屋门口坐到日头偏西。
手边那杯凉茶一口没动。
临走前，我问他妈，蒋正现在到底在哪儿。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他走的时候没跟我说。就说要去外地跑一段时间，等想回来了自然会回来。”
“那我把手机号码留给你，他要是打电话回来，你让他给我回一个。”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自己的姓名电话，折好递给她。
老太太接了，捏着那张纸，没有放下的意思。
我看着这样的她，忽然不忍心。
她头发白了大半，穿件旧罩衫，一个人坐在老屋里，守着一院子柚子树的落叶。
“婶，你一个人住这儿，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老太太笑笑，“他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我一个老婆子，怎么都能过。”
我起身告辞。
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见老太太站在院子门口目送着我，晚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我把车开出去老远，心里头还在翻涌着那几句话：
东拼西凑，才凑满那个数。
他心里比拿着火炭还烫。
我罗洪亮这辈子，还从没被人这么待过。
04
蒋正还是没有消息。
我给他打电话，那头永远是关机。他像从这个镇上凭空消失了，连他妈都联系不上他。
我隔三差五往老屋跑，去了三趟，宋玉莲都说不在。
第四趟，我带了些水果和两盒降压药，老太太收下了。
她让我别再跑了，说蒋正不回来，怕是心里那道坎还没过去。
我说我不是来逼他的，我是想跟他说句话。
老太太问我想说什么，我想了想，开口的时候嗓子有些沙哑：“告诉他，那笔钱我收了。过去的事，都是我不对。”
我原以为蒋正会很快跟我联系，可又过去了一个多月，电话始终没响过。
那阵子我心里一直吊着，铺子里的事也无心打理，出去送货走神，差点把车开进沟里。
春芳得知以后，说：“你要不找个认识他的人打听打听？他不是还有几个老同事吗？”
我一想有道理。
蒋正在货运站干了十来年，总有跟他要好的人。
我辗转找到他以前搭伙跑长途的老搭档冯炎彬。
冯炎彬在电话那头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蒋正托他在邻县一家物流公司落了脚，跑短途，一天来回一百多公里。
“他跟我说，要是你找到我这儿来了，别告诉你他在哪儿。”冯炎彬说，“可我寻思着，你们这么多年的老兄弟了，有啥话不能当面讲呢。他现在在邻县临江路的货运场，你去找吧。”
我挂了电话，回家就跟春芳说了一声，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往邻县赶。
临江路货运场是个大院子，停着十几辆大大小小的货车，地上到处都是轮胎碾过的泥印子。
我在场里转了一圈，没看见蒋正。
抽烟的保安指了指里头的维修棚，说：“那个新来的蒋师傅，趴车底下修车呢。”
我走过去。
车棚底下停了辆半旧的厢式货车，后轮卸了一个，用千斤顶撑着。
车底下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我蹲下身，看见一个人躺在车底下的凉席上，拿着扳手在拧一颗螺丝。
穿一件溅了油污的蓝工作服，满脸油泥，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
整整一年多没见。他终于回来了。但他又瘦了那么多。
我蹲在那儿，嗓子眼堵着一团东西，喊了一声：“蒋正。”
车底下的动静停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从车底下滑出来，坐起身，仰头看着我。
他脸上有一道黑色的油污，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然后垂下眼皮，“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冯炎彬告诉我的。”
蒋正捏着扳手的手指紧了紧，没作声。他站起来走到水龙头边洗手。那背影还跟从前一样又高又瘦，只是背脊微微佝偻下来。
我跟在他后面，想要掏出那条烟，烟壳早就拆散了。我把那包钱从衣服内兜里拿出来，放到他工具箱上：“钱你收回去。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
蒋正擦手的动作停了。他没回头，声音沉沉的：“钱是你的。我拿不出手。”
“蒋正。”我绕到他面前，说，“你听我说。”
他关掉水龙头，转过头来。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那是一种让我心头发凉的疲惫，像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
他说：“老罗，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钱退给你，是因为跟你生分？”
我说不出话。
“你包红包那会儿，我心里真高兴。”蒋正说，“可后来我才想到，你是在还债。在你心里，咱们那份交情是可以折算成红包的。”
我像被人捏住了嗓子。
“我蒋正这些年混得不好，”他慢慢说，“可我还想留着这个兄弟。”他蹲在墙根，掏出一根烟来点上，烟雾飘起来，模糊了他那张黝黑的脸。
我沉默地站了很久，最后也蹲下来，伸手问他要了一根烟。
两个人蹲在货运场墙根底下，背后是来来往往轰鸣的货车，头顶是一片灰沉沉的天。
烟抽完，蒋正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先回去吧。我要干活了。”
我张口想说点什么，他大步走回那辆厢式货车，拉开了驾驶室的门。
05
我在货运场外边蹲了半个下午。来的时候脑子发烧似的想往外冒话，这会儿人见了，话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他在躲我。他躲的不是那六万六的红包，而是我拿红包去还情的念头。
回到县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整整一晚。
第二天清早，春芳还没起床，我伏在灯下写了三页纸，又撕了三页纸。
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开一辆车，跟他一块儿跑线。
当年他没买成他的车，成了我心里的洞，我现在想把这个洞补上。
我筹划了几天，去城南二手市场看了一辆车。
九成新的厢式货车，跑了四万公里，车况不错。
价格也不便宜。
我没多犹豫，当场交了定金，办了过户手续。
买车那天，春芳去了她妹妹家。
晚上回来，我坐在饭桌边把这事跟她说了。
春芳沉默了很久，端着碗没有动静，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我拦也拦不住。”她放下碗，走进里屋，把存折拿了出来，放在我面前，说：“钱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点，你拿着。只一条，以后你跑运输，别把命搭进去。”
我知道她是嘴硬心软，那天夜里我去倒了杯水，经过卧室门口的时候，听见她在里头轻轻叹了口气。
那辆货车上好牌照的那天，我开车去了邻县货运场。
蒋正正在给车斗装货。
看见我开着车进来，他站在车尾，手扶着一卷篷布，像被钉在那儿。
我从车上跳下来，把钥匙放在引擎盖上。
“蒋正，咱俩合伙。这车你来跑，我从城里那头拉建材，从邻县这边拉零担。”
蒋正没接钥匙，眯着眼看我：“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不是送你的。是合伙。我出车，你出力，赚了钱对半分。”
蒋正把篷布一撂，声音冷下来：“你走吧，别在这闹。”
“我没闹。”
“你这就是在可怜我。我自己有手有脚，用不着你来施舍。”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夹着烟的手指有些发抖。他大口抽着，火星一阵明一阵暗。
我也掏出烟盒，又插回去，直接说：“你当我傻？现在货运一个人跑不下来，我这边有货源，缺个信得过的司机。别人我信不过。”
“县城货运站那边不缺司机？”
“缺信得过的。”
蒋正闷着头抽完那根烟，又点了第二根。烟灰落在他那件沾了油污的袖子上，他没去掸。他说：“你知道你把这车开过来，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你说。”
“我蒋正活了大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家的。当年借你那五万，你说要还，我就不收。因为那钱要是收了，咱俩就平了，往后凭什么来往？我这辈子朋友不多，你是头一个。”
我没说话，烟熏得眼睛有些发涩。
蒋正抽完第二根烟，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踩灭了。
他说：“车我这回收下。但先说好，赚了钱，先把车本还你，等车本还完，再说对半的事。你要是不答应，钥匙你拿回去。”
我张了张嘴，看他那个架势，知道这是他最大的让步了。我点点头：“成，车本先还，还完再算。”
蒋正没有再推，弯腰拿起那把钥匙，在手里攥了攥，揣进衣兜里。
他又看了一眼那车头的颜色，转身爬上去，熟悉了一下操作台。
他坐到驾驶座上，启动车子，柴油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响。
他挂上档，把车缓缓开出场院，在空地上绕了一圈。
车停下时，他从驾驶室探出头来，那张满是油汗的脸上带着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上来，走一趟。”
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
蒋正挂上档，货车缓缓驶出货运场的大门。
我坐在颠簸的驾驶座上，侧过头，看着他握着方向盘的那双手，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是嵌着洗不掉的油污。
就是这双手，当年把五万块放在我柜台上，后来又熬了两个通宵，把那六万六一块一块卷进烟壳。
正午的太阳照在挡风玻璃上，晃得人眼睛疼。
蒋正从遮阳板上摸出一副磨得发白的墨镜戴上，没说话。
车子驶出镇子，两边是大片翻过土的农田，空气中飘着一股新鲜泥土的味道。
我突然开口：“蒋正。”
“嗯？”
“那条烟，我拆了。”
蒋正握方向盘的手微微一顿，没有说话。
我说：“我该早一点拆的。”
蒋正沉默了很久。车过了前头的弯道，他才低声说了句：“拆了就行。”
我靠着副驾驶的椅背，闭上眼睛。
阳光暖洋洋地照进来，货车引擎发出均匀的嗡嗡声。一种很久没有过的踏实，像潮水一样慢慢漫上来。
06
货运线跑起来以后，日子比想象中忙得多。
我白天守着建材店，夜里联系货源。蒋正跑车，每天来回一百多公里，有时候路况不好，半夜十一二点才能到家。第二天一早，又得爬起来装货。
头几个月不赚钱。
跑运输的开销不小，油钱、过路费、伙食、修车、年检，一样一样压下来，每天眼睛一睁就是账单。
我媳妇嘴上不说啥，偶尔看我半夜还在打电话联系货主，会闷声去厨房热一碗汤端来。
蒋正那头呢，他从来不说难。
有回跑夜路，让人碰了一下，保险杠裂了，他愣是没吭声，拿铁丝自己绑上，又跑了一个多礼拜，直到我发现了才肯回车厂。
我说：“这不报修，在路上出了事咋整？”
他说：“能省则省。等这趟货的账结了再说。”
有年五月，蒋正的母亲宋玉莲半夜犯了高血压，头晕得下不了床。
当时我和蒋正正在邻县卸货，他接到电话，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跟我交代了两句，连夜住回赶。
我把货卸完，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夜车跟了回去。
到医院的时候，凌晨四点多，蒋正坐在抢救室外头的塑料椅上，弓着背，双手抱着脑袋。
看见我，他的目光一瞬间有些意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我什么都没说，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说：“我在这，你歇一会儿。”
他又低下头，没有作声。
凌晨的医院走廊空旷而安静，日光灯嗡嗡地响着。
一个中年护士走过来，看了我们两人一眼，没说什么，又走开了。
蒋正后来跟我说，他那会儿坐在那把塑料椅上，想了很多，想他妈这大半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想这些年自己东奔西跑没混出个样来，也想起当年把五万块钱放在我柜台上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
他说：“我没想到，你也老了。”
我笑骂了一句：“你这话说的。比你老不了几岁。”
宋玉莲住了七天院，出院那天蒋正来接。
他搀着老太太从医院大门走出来，阳光打在他们身上，老太太走得很慢，他扶着她的手很稳。
我坐在货车的驾驶室里等着，见他们出来，跳下车，拉开后座的门。
宋玉莲看到我，愣了一下，忙说：“罗老板，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婶，说啥外道话，赶紧上来。”
老太太上了车，坐定后从内兜里掏出个小布包，非要塞给我。她说：“上回你拿去医院的那两千块，婶还没有还你。”
蒋正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话，但没说。我说：“婶，那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兄弟的。兄弟他妈住院，我能不伸手吗？”
宋玉莲握着那个小布包，没有再坚持，却也没有收回去。
她看了自己儿子一眼，最后把小布包放回兜里，叹了口气：“阿正有你这么个兄弟，是他命好。”
话一出，我的眼眶毫无防备地发热。我别过头去，装模作样地看窗外，启动了车子。
过了一阵子，蒋正跟我算账。
他把跑车的收入一笔一笔记在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上，油钱、过路费、吃饭钱，每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跑了大半年，攒了四万多块。
他一分没留，全推到我面前：“先把车本还上一部分。”
我没收，把那四万块推回去：“先给婶看病用。车本不急着还。”
蒋正愣住。他嘴唇动了动，声音低下去：“我欠你越来越多了。”
“你不欠我。你当年对我说，兄弟之间，别提欠这个字。我也一样。”
蒋正没再坚持。
他把那沓钱收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胸口的起伏很大，虽然脸上还是那样没什么表情。
后来隔了两天，他把四万块存进了他妈治病的账户里。
从那以后，蒋正再也没有提过一个“还”字。
我常常想起那条烟。
那条红塔山，外面的塑料纸被我撕了，烟壳还在我书桌抽屉里放着。
有时候深夜里我把它拿出来瞧上一会儿，想着那两天蒋正是怎么跑遍半个镇子去凑那六万六的。
又到了腊月。
蒋正跑了大半年车，年底算了算，居然攒下了小两万。
那天晚上他拎着一条烟到我家来，什么也没说，放在茶几上。
我拆开一看，是六包红塔。
他这是把那六包烟补给我了。
我忍不住笑了笑，说：“你这人，还记着这事呢。”
蒋正说：“本来就应该给你的。那时候没钱买不起烟，你别见怪。”
我拆开一包，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接了。两人坐在我家客厅里抽烟，电视里播着新闻，谁也没有开腔。
那根烟抽完，蒋正忽然开口：“其实那天晚上包钱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咱俩这一辈子，别让钱把这二十年的交情给搁浅了。”
我点了点头。他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07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货运线也越跑越稳。
蒋正慢慢攒了一些熟客，收发货物的品种也越来越杂，今天送几袋水泥，明天拉一车铝合金门窗，后天又往周边镇上捎几箱家电。
我守着店面，他跑外面，账本隔三差五摊开在柜台上一笔一笔地算。
不亏，也没赚太多，但比两个各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强。
大概合作了八九个月，有一回我翻抽屉找发票，无意间看见蒋正那本皱巴巴的记账本落在我这一页，便顺手翻了一下。
他这个本子密密麻麻记的全是支出：油钱、伙食、过路费、保养、临时修补、年检……收入却只有稀稀落落几个大项，大都是回款后我分给他的那一半。
本子最后一页用铅笔写着一行字，被擦过又写，写了又擦，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笔迹：“欠老罗：车款、人情。还。”
我拿着那个本子看了很久，又将本子不动声色地合上放回原处。
又是一年开春，三月，宋玉莲的老屋要翻修屋顶。
蒋正手头紧，拿不出钱，跟我说要支三千块工钱。
我说你先支五千，够不够。
他说不用那么多，三千就够。
我没接话，第二天直接从银行转了六千到他那张卡上。
蒋正知道后，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他母亲那间老屋屋顶换了新瓦，外墙也重新粉了一道白。
我去看了一趟，老太太站在院子里，笑得满脸褶子。
那阵子春芳跟我念叨，说蒋正这人，面冷心热，就是太倔。
说他以前在货运站干得好好的，要不是那个调度挤兑他，他不会走。
我说是。
她又说：“他那个人，就是拉不下脸求人。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能当饭吃吗？”
“都一把年纪了，”我说，“还能改得了不成。”
秋收以后，县城到邻县的公路要翻修，施工大半年，货运线路被迫绕道。
一绕就是四十多公里，时间长了，效益下来不少。
蒋正没有说要退出，我也没提散伙的事。
那段日子收入紧，但不至于饿肚子。
有一天下午，蒋正收车回来，把当天的收货单递给我。
我扫了一眼，数字越来越薄，正要说什么，蒋正忽然开口了：“老罗，要不……这条线路先停一停？”
“停什么？”
“现在这情况你也看见了，绕路绕得太远，货主也嫌我们跑得慢，有好几家都换了人。等这条路通了，再继续也不迟。”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已经在心里想过很多遍。
我问他：“那你打算干什么去？”
他沉默了一下：“先随便找点活做。有一家物流园缺个修理工，工资虽然不高，但稳定。”
我半天没有做声，把那张收货单放在桌上，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别急着找活。店里的瓷砖不是要送货吗？邻县那边有两家装修公司，一直在催样品。你要是真不想跑长途了，就留在店里，帮我管管送货，顺便看看仓库。”
蒋正愣了愣：“你那店，不是一直自己在管吗？”
“我忙不过来。再说我也打算把店扩一扩，缺个信得过的人搭把手。”我说，“你要是愿意，就来帮我。一个月固定给你开工资，不会让你吃亏。”
蒋正犹豫了好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早起到店里来，帮我管仓库、送货、搬货，有时候还帮客户看一下货，挑挑毛病。
我也不亏待他，除了讲好的工资，每次哪笔生意赚了钱，我跟他对半分账，他抬手挡了，说谈好的多少就多少，他凭什么多拿。
我说：“凭你是我蒋兄弟。”
他把眼睛转开，没接话。
生意不忙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下象棋。
他下棋臭，每回都输，输了也不恼，只是一盘接一盘地重新摆上。
春芳有时候看着我们摇头，说两个大老爷们像个小孩子似的。
蒋正也不搭腔，只管把马跳出去，说了一句：“老罗这棋，越来越难下了。”
他难得笑一下。那笑容出现在他那张黝黑的脸上，眼角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却让人看着踏实。
快入冬的时候，县城到邻县的公路提前通车了。
蒋正拿着那条线路的最新货单来找我，说有几个老货主回来问我们要不要重新跑。
我说你定。
他说：“跑吧，车还闲着。”
我点了点头，把那台货车从车库里开出来，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
这台二手厢货跟了我们快两年了，车漆褪了些颜色，发动机声音倒是平稳有力。
蒋正蹲在轮胎边看了一圈，站起身，说了句：“还是那台车好开。”
十二月底，蒋正请我去他家吃饭。
郑丽敏这辈子做菜朴素却待客热络，蒸了一大盘腊肉，炒了几个家常菜。
宋玉莲也来了，被郑丽敏安置在朝南的上首座位。
席间没有谈什么重要的事，说的都是这一年的收成、邻家的八卦、菜价涨跌这样零零碎碎的家常。
饭后蒋正送我们出门，站在门口冲我们摆了摆手。
夜幕里他身后那间老屋亮着暖黄的灯，玻璃上映出郑丽敏张罗收拾碗筷的身影。
我在车里坐定，看见蒋正仍旧站在门口，手插在兜里，微微仰着头看天。
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在看星星，也许什么都没看。
我把车开出去很远，才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老蒋，日子还长，咱们慢些老。
08
翻过年，又接了一单熟活。
邻县新开了一家建材城，需要往县底下几个乡镇送样板货，来回一百多公里。
蒋正清早出门，说上午能跑完一趟，下午再送第二趟。
我店里正好进了一批新瓷砖要入库，没跟着去，让他一个人跑。
中午过了一半，他还没回来。
我打了两个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
我心里隐隐有些发慌，正要再拨，他电话打了过来。
声音有些疲惫：“老罗，我在半道上。车子出了点毛病，水箱裂了，正在处理。”
“你人没事吧？”
“人没事，就是这车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你先别等我，可能要到下午才回得来。”
“你定位发给我，我过去看看。”
“不用，我已经叫了保险公司的拖车，先拖到镇上去修。你忙你的。”他说得镇定，声音里听不出慌，但我知道他这人向来就是报喜不报忧的性子。
我挂了电话，想着还是有些不放心，便关了店门，开了小车往他送货那条路上去。
跑了大概四十分钟，在一个镇子外头看到了那台厢式货车。
车头斜斜地靠在路肩，引擎盖打开着，蒋正蹲在车轮边，正拿毛巾擦手上的机油。
看我到了，他站了起来，表情有些不自在：“不是说了不用来嘛。”
“人都说不用来了才好，我不来能放心吗？”
我跳下车。水箱裂了不假，地上淌了一摊防冻液。拖车还没到，蒋正站在风口里，外套领子竖起来，那张脸被风吹得有些干裂。
我走过去蹲下，看了看裂口，说：“这车跑了这么些年了，零件老化很正常。回头大修一次，换套新水箱，该保的保养一样也不能省。”
蒋正点了点头，没有反驳。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了一句：“老罗，我这两年，存了一点钱。”
我扭头看他。
“我想把这台车买下来。”蒋正说。夜风把他的头发吹得有些乱，他声音不响，每个字却很稳。
我倒是没想到他提这个。
车子当初是我买来合伙用的，他说出钱买下来，那就意味着他要单干，不再跟我分利润。
我心里飞快转了一下，嘴上却随口说了句：“你要买，那我可得算算折旧。”
蒋正笑了，难得笑出一点“耍赖”的味道：“你算你的，我反正不让你吃亏。”
我低头看了看地上那摊防冻液，又看了看他，说：“行。等我算好告诉你价钱。”
拖车到了。
蒋正跟拖车师傅一起把那台厢货弄上板车，我开车跟在后头，一起到了镇上那家修理厂。
师傅检查了一圈，说是水箱老化穿孔，另外风扇皮带也有些磨损。
需要换的件都有现货，但最快也得明天下午取车。
蒋正二话没说，跟修理厂约好了时间。
我把车停在修理厂门口，开了门让蒋正坐我车回县城。
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靠着头枕看着窗外。
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他脸上忽明忽暗。
他直到下车时才说了一句：“老罗，这两年，谢了。”
“谢什么。”
“说不清，反正谢了。”他说完，头也没回地走进老屋的院门。
那台货车大修过后，开起来比原来更利索。
蒋正把车保养得很好，发动机声音稳而顺畅，连座椅套都是他自己量尺寸缝的。
过了十来天，他拿着一张存单来找我，上面是他攒了两年多的收入。
他把存单放在我柜台上：“买车的钱，我先付你一半，剩下的分季度给，行不行？”
我看了一眼那存单，数目差不多是当初车价的一半。
我沉默了片刻，把存单推回去：“蒋正，这台车你跑熟了，也当是你自己一手养起来的。当初买车的钱我自己回本了大半，你现在这份够了。剩下那一半，当作你这两年的辛苦费，我不收了。”
蒋正眉头拧起来，拿着存单站在那里，硬是不肯收回去。
我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他母亲装降压药的那个旧布袋，把存单放回他手里，说：“你真要算这么清楚，那我就跟你说一笔账。我二十多岁那次要垮，你在我店里放下来五万块。那五万块让我交了货款、保住了店、养活了全家。这些年，我挣的不止五万、六万六。你那五万，利滚利到了如今，我算不清。你也算不清。谁也别跟谁算，行不行？”
蒋正站在柜台前，攥着那张存单，半天没有动，也没有吭声。
最后他深吸了口气，把存单折好，放回衣兜里，低低说了句：“行，不跟你算了。”
他转身走出店门，跨上那台旧摩托之前，没有回头。
我看见他的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又很快恢复如常，他打着火，油门一拧，摩托车突突地驶出店外那条巷子。
春芳从里屋端茶出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问我：“蒋正怎么了？我看他眼眶有点红。”
我说：“没什么，风大，吹的。”
那个冬天，蒋正回县城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的货运范围慢慢固定下来，除了邻县那条线路，还会接一些周边乡镇的零散活。
他干活仔细，守时，从不缺斤少两，货主对他的口碑渐渐好了起来。
他不再像前些年那样躲着我，隔三差五收了车就到铺子里来坐一会儿，喝杯茶，说几句闲话，天黑了再回去。
有一天傍晚，他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端着我倒给他的热茶，忽然说：“老罗，你说咱俩是不是都老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突然说这个。”
他低头看着杯子里浮动的茶叶：“今天路过镇中学，看见一帮学生在打篮球。我年轻那会儿也爱打，能跑能跳的，一打一个下午。”
他没有说下去，呷了一口茶，呼出一口白气。
我也端着自己的杯子，在另一个小马扎上坐了下来。
暮色从巷子口一点点漫进来，门头上那盏灯亮了起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圈橘黄色的光。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没有什么话说，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09
腊月二十八，年关跟前。
蒋正把货车里里外外洗了一遍，车头擦得发亮，开到我家楼下。
他搬下两箱年货：一箱是苹果，一箱是郑丽敏做的腊肠。
我接了东西，留他喝杯茶再走。
他说：“不坐了，丽敏还在家等我备年货。”
他站在楼下，穿着上次办酒时那件深色夹克，脸还是那张老脸，头发却比前几年白得多。
我看着他发动车子，忽然想起一件事，叫住他：“蒋正，等一下。”
我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走过去放在他副驾驶台上。
是一条烟壳，空烟壳。红金相间的包装，红塔山那条大硬盒，破了一道口子，看得出有些年头了。他看见那条烟壳，握方向盘的手顿住了。
“上回搬家，从柜顶上翻出来的那条烟，钱我拿了，壳我一直留着。”我说，“还你。”
蒋正低头看着那个烟壳，指腹轻轻抚过硬盒上凸起的字，没有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吸了一下鼻子，笑了一声：“留这破烂干啥。”
说完他把那条烟壳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副驾驶座上，才发动车子离开。
我目送他的车尾灯在巷口拐弯处消失，站了一会儿，才把目光收回来。
春芳从门里探出头来问：“他走了？”我说走了。
她又问：“你刚才给他什么了？”我说：“没什么，一条空烟盒。”
春芳瞪了我一眼，进屋去了。
那个除夕夜，我们一家围在电视机前包饺子，窗外鞭炮响成一片。我的手机震了一声，是蒋正发来的短信。只有七个字：“老罗，过年好。兄弟。”
我看着屏幕，给他回了一句：“过年好。明年接着干。”
年后正月初三，蒋正带着郑丽敏到我家拜年。
这是我头一回认真打量这个女人，个子不高，圆脸，手脚利落，说话带着些本地方言。
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有些拘谨，双手拢在膝头。
春芳跟她聊了几句，才知道她在饭馆做后厨帮工，一天站七八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做饭洗衣。
郑丽敏说，蒋正这两年比从前强多了，至少顾家，人也开朗了些。
她说这话的时候，蒋正正站在阳台上看外面的花，背对着我们，但我看见他耳朵尖微微红了一下。
吃过午饭，蒋正说下午还约了个货主谈运输的事，要提前走。
我送他们到门口。
郑丽敏先下了楼，蒋正落在后面，正要跨出门槛，忽然回头低声说了句：“老罗，那台车，我想改成咱俩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
他说：“这两年跑这条路，你拉货、我开车，没有你，我跑不到现在。光写我一个人的名字，我心里不踏实。”
“车写了你名字了，我又不过户给你，说这些干啥？”
“我说真的。”蒋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当初你一个人扛下来所有的钱买了那台车，让我有了个营生。如今我不让你受损失。把名字改了，以后不管是谁的，都是咱俩的。”
他说得很平，像在谈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我张了张嘴，末了只应了一句：“行，过完年去改。”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转身下了楼梯。他走到楼道拐角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但终究没有回头。
过了年，我和他真去车管所把货车过了户，行驶证上并排印了两个人的名字。
柜台后那面墙上，多了一张没装框的照片：是蒋正蹲在货车前头抽烟，我站在车头另一边，两个人中间是那台灰扑扑的厢式货车。
照片是春芳拍的，取景有些歪，光线也不算好，但大家的笑容是真的。
偶尔有客户进店来，看到那张照片问是谁。我说：“我兄弟。”
客户又问：“合伙做生意呀？”
我点点头：“对，合伙一辈子。”
10
到了清明节前，蒋正的货运生意越来越稳固，渐渐有了一些老客户主动打电话来订车。
那台厢式货车的里程表跑了将近八万公里，蒋正对车的爱惜到了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地步。
每天收车必擦一遍，每跑五千公里必换一次机油。
有回去邻县送货，路上爆了一条胎，他在风里蹲了一个多小时换好备胎，然后开回县城去补胎。
我劝他别太拼了。他嘴上应着，转头还是该跑就跑。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你待他好一分，他就想还你十分。
有天下雨，店里没什么生意。
我搬了把靠背椅坐在屋檐下看雨，看着水顺着雨搭流成一道帘子。
手机响了一声，是蒋正发来一张照片。
他正蹲在邻县一个加油站旁边吃盒饭，身后的货车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他对着镜头笑了笑，另一只手比了个大拇指。
我看了两眼，没回消息，收起手机，嘴角扬了一下。
傍晚雨停了，蒋正收车回来，到我店里坐了一会儿。
他外套半湿，头发上挂着细密的水珠。
我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干毛巾扔给他，他接过来胡乱抹了两下，掖在椅背上。
他说：“中午那单跑完，货主多给了点油钱补贴。他说下个月还有一车铝合金要送，到时再联系。”
我说：“行。你拿主意就行。”
他坐在椅上，端着我递过去的茶，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老罗，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我没接话。
他说：“那年你包了六万六的红包，我没跟你把话说清楚，就塞了条烟糊弄你。我知道你那段时间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我说：“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啥。”
“想让你知道。”他把茶杯放在桌上，“当时我要是跟你好好说，说这钱我真不能收，你也不会怨我这么久。”
我摇摇头，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怨你。我怨的是自己，花了那么多年，才想知道你放进烟盒子里的那份心。”
蒋正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低着头，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慢慢地喝了一口。外头的天渐渐暗了下来，屋檐下有一盏灯亮起，将他半边脸照亮。
他站起来，说：“走了，丽敏还等着我吃饭。”
我送他到门口，他跨上那辆旧摩托，忽然又停了一下，从车斗里摸出一样东西，扔了过来。我伸手接住，是一条烟，红塔山。
“这次是买的。你抽吧。”他笑了一下，戴好头盔，发动摩托，突突突地驶进暮色里。
我站在门口，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烟。
包装崭新，没有拆封。
我走进屋里，撕开塑料纸，抽了一根点上。
烟的气味涌进胸膛，醇和厚实，不呛人。我靠在门框上抽着那根烟，望着巷子口那盏路灯亮起来。
想起许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蒋正骑着摩托车到我店里，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放在柜台上。
那天下着小雨，他的头发和肩膀都被淋湿了。
他把钱推到我面前，说：“先拿这个应急。”转身就走。
我追到门口喊他：“蒋正，这钱算我借你的，将来……”他头也没回，只说了一句：“将来你别躲着我就行。”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头发没白，腰板也挺直。
如今他的头发白了，我的腰板也没以前直了。
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亏过钱，红过脸，也差一点走散。
到头来，还是蹲在同一根电线杆下，分着抽一根烟的人。
那根烟抽完，我掐灭烟头，把那盒红塔山放进屋里抽屉。抽屉的角落里，那条拆开的空烟壳还躺着。我看了它一眼，像看了这一路的脚印。
我合上抽屉，没有锁。
过了没多久，蒋正买了一台新压缩机，把货车的制冷系统换了。
他说接下来想接一些长途精品物流的单子，跑得远一些，赚得也稳一些。
我说行，只要你有把握。
他笑了笑，拍着车门说：“这台车还能再跑十万公里。那时候，咱俩再合计换一台新的。”
我说：“那就再跑十万。”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宣告，不过是把一件事一年一年地做下去。
人和人的情分，也不全在天翻地覆的大事里，更多时候，是藏在一条烟、一碗茶、一趟一趟来回跑着的路程里。
腊月里又是一个晴天。
我坐在店门口晒太阳，手机响了。
是蒋正发来一张照片，货车停在邻县路边，他站在车头前，手里举着一块纸牌。
纸牌上写着两行字：
到邻县，五百块，货多优惠。
我在太阳底下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那个站在深色夹克和旧货车之间的中年男人，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笑容却比前些年舒展开阔了许多。
我回了一条消息：“蒋老板，生意兴隆。”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三个字：“哈哈哈。”
我收起手机，太阳正从云层中露出一角，照得门前那片水泥地明晃晃的。我低下头，看见手上那条烟盒的红色包装，在日光里泛着亮堂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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