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12日傍晚，武汉市第二医院总务科，纪凯夫刚下班不久，院内突然发现保险柜被撬开，里面存放的一千二百万元旧币不见了。走廊、院长办公室以及阳台附近，散落着一叠叠钞票，电线磁头上还挂着一个花布包。
奇怪的是，散落的钱和花布包里的钞票，数额正好与保险柜失窃款相符。发现情况后，纪凯夫按照要求把钱收拢起来，又向公安机关报案。按常理说，他是报案人，也是最早协助保护现场的人，嫌疑本不应轻易落到他身上。
事情却很快转了方向。医院监委王清、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认为，纪凯夫存在“政治问题”，理由是他的哥哥曾做过国民党特务。两天后，纪凯夫被拘留。这个判断，看似抓住了一个“可疑点”，实际上却把家庭关系代替了证据。
纪凯夫与宋瑛之间原本就有矛盾。1950年，宋瑛曾收到一封举报信，怀疑出自纪凯夫之手，后来查验字迹并不相符。纪凯夫对此不满，随后又实名反映宋瑛侵犯人权。双方积怨未解，案件一发生，个人恩怨便很容易混进调查之中。
医院医务科科长孙麦龄没有接受这种办案方式。他向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情况，要求重新分析。武汉第四区后来组织案情研判，调查人员没有把重点放在所谓“政治关系”上，而是回到现场、证词和钱款流向。
这一步很关键。
研判结果认为，纪凯夫缺少作案动机和事实依据，反而是王清在案情处理中的表现存在疑点。按这个结论，纪凯夫应当被释放，相关人员则应继续接受审查。然而，案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宋瑛随后找到主管政法工作的周季方。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完整介绍此前的研判意见，而是着重指认纪凯夫“陷害”王清。周季方没有等到证据充分，便再次推动逮捕纪凯夫，武汉方面的一些负责人也表示支持。
孙麦龄因替纪凯夫说话受到批评，纪凯夫又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这封信后来被当作新的“证据”。案子越查越复杂，真正需要核实的事实反而被各种身份、关系和传闻遮住了。
中南局意识到，案件已经不能再由武汉方面自行处理，于是组建专案组重新调查。第二次调查仍然认为纪凯夫没有作案事实，原先被怀疑的王清则有更多问题需要说明。中央派驻武汉的干部得知情况后，将案件带回北京报告。
毛主席听到汇报后，关注的并不只是一次盗窃案，而是地方干部能否依法办事。一个普通职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拘押，举报者却可能影响调查方向，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办案失误，而是涉及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报复和侵犯人权。
当时，中南局负责人邓子恢尚未完全掌握全部材料。安子文电话转告处理意见时，他提出疑问，希望能够慎重一些。毛主席的态度却十分明确：“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逮捕法办。”随后，又要求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
邓子恢仍希望从轻处理，托安子文再次转达。得到的答复更为严厉：“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这句话并不是针对个人恩怨，而是要求中南局对错误处理承担责任，不能因为干部资历老、功劳大，就对侵犯群众权益的行为含糊过去。
周季方是老干部，革命战争年代曾长期工作在一线，接管武汉后也做过不少实际工作。正因为如此，处理他才更难。功劳不能抵消错误，资历也不能代替纪律，这正是当时中央最看重的原则。
周季方当时正在饭店主持会议，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处理。会议结束后，邓子恢把他请到餐厅，传达中央决定，随后陪他吃饭，还亲自倒酒，劝他入狱后认真反省、多读书。严肃处分与思想教育，被放在了同一件事里。
后来，邓子恢多次向中央反映对周季方处理过重，并请求重新安排工作。周季方出狱后，也曾表示对邓子恢当年的帮助难以忘怀。至于纪凯夫案，后来又经历波折，直到1988年前后，相关结论才得到正式确认，纪凯夫被认定无罪。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