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淳于：亚运会的颁奖台，一场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集中展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淳于】

这几天正值名古屋亚运会，但率先“出圈”的却不是哪位冠军，而是一群银发老人。

颁奖仪式上，托着奖牌托盘走在前面的，不再是人们习惯看到的年轻礼仪人员，而是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面孔——有的头发全白，有的戴着老花镜，步伐不算快，但走得很稳。他们穿着统一的礼仪服装，站在领奖台一侧，把奖牌递到获奖运动员面前，动作标准，神情庄重。

日本亚运颁奖托盘礼仪由多为银发长者担任社交媒体

根据名古屋亚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志愿者招募条件：年满18周岁，没有年龄上限。最终上岗的志愿者年龄跨度从18岁到91岁，大量退休人士成为服务主力。

赛事最初计划招募约4万名志愿者，实际到岗约1万人，缺口之大迫使组委会加大面向学生的招募宣传，即便如此，青年学生也只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银发长者的岗位并不限于颁奖礼仪，他们分布在主媒体中心、竞赛场馆、观众引导和物资运送等环节。

据报道，91岁的安乐博勋是本届最高龄志愿者，负责卡巴迪场馆的运营支持，从5月起每周进行负重训练，并提前用AI学习参赛国家的语言。读卖新闻

就在本届亚运会开幕的第二天，日本总务省公布了“敬老日”人口估算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口3624万，占总人口29.6%，创历史新高；65岁以上就业者943万，连续22年增加，每7名劳动者中就有1名老年人。

我们习惯了年轻礼仪站在冠军身旁的视觉秩序，但日本社会的真实秩序，已经在人口结构层面完成了重构。透过亚运会的颁奖台，我们才看到一二。

1. 老人为何而来，年轻人为何缺席？

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志愿者没有薪酬，只提供餐食和交通补贴，且需要连续多天长时间排班。对于要上学、要打工的年轻人来说，腾出整块时间几乎不可能。而日本退休群体有充裕的时间、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志愿文化传统，报名意愿自然远高于青年。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年轻人不来，不只是因为没时间，也因为这场赛事本身对他们缺乏吸引力。在日本，亚运会的分量本就不如世锦赛等单项赛事，部分项目甚至只派“二军”参赛，顶尖运动员都未必全力投入，年轻人自然很难产生“非参与不可”的冲动。

并且，此次亚运会的赛事氛围也异常冷清，从机场到地铁，亚运元素稀少，名古屋街头几乎看不到宣传推广，有市民坦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买票”。

组织层面也问题频出，赛程多次调整却规定“赛程调整一概不退不改”，有网友抱怨“本想去看最喜欢的运动员，结果改期了”。

再加上不建亚运村、运动员住邮轮和集装箱板房带来的“降级感”，年轻人对这场赛事的期待值被进一步拉低。

由于年轻人的缺位，银发爷爷奶奶们表现的机会自然就来了。

老龄化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点。然而，日本显然面临的情况最为严峻。

在人口4000万以上的39个国家中，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29.6%，高居首位。其后依次为：意大利25.6%、德国24.2%、法国22.9%、西班牙22.2%、韩国21.4%、加拿大20.7%、英国19.9%、美国18.8%、俄罗斯18.4%。

以上，这是日本总务省9月20日刚刚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远超这个门槛，但在这份特定的榜单中并未被列入，因此没有直接的排名。

“如果一场洲际综合性运动会连年轻志愿者都凑不齐，只能靠退休老人撑场面，那说明这个社会的人力储备已经逼近某种临界点。”——在部分人看来，这正是日本力不从心的标志。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老年人参与国际赛事服务，既是对“老有所为”的践行，也能缓解人力缺口；年龄不该成为评判一个人能否胜任的唯一标尺。

然而，比起舆论场上的分歧，我们更该认真看看：日本的老龄化社会究竟给日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在今天，关注这个问题如此重要？

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日常底色

这几年中文互联网上有一句玩笑话，叫“对于银发新青年来说，70岁正是奋斗的好年纪”。这句调侃放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竟有一种说不清是幽默还是沉重的贴切。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名古屋亚运会并非孤例。2021年东京奥运会，7.1万名志愿者中近1.5万人年龄在60岁以上，139人超过80岁，还有3人超过90岁。

东京奥组委的志愿者招募明确将中老年人作为重要来源，40岁以上志愿者占比达60%。当时一位79岁的退休老人加藤胜也对采访他的BBC记者说，他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是“这是提升自己的一次大好机会”；另一位73岁的志愿者本乡俊夫则把东京奥运志愿服务视为“人生最后一次服务活动”。

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会约5.5万人应募志愿者，最终约3万人入选，80岁以上仅占0.4%。81岁的桥本多嘉子同时入选“会场”与“城市”两类志愿者，她曾在1970年大阪世博会苏联馆工作，55年后再次回到世博会场。

大型活动中的银发志愿者之所以成为新闻，恰恰是因为它们把日常社会结构“集中展示”了出来。而真正构成日本老龄化底色的，是那些每天都在发生、早已不再具有新闻性的画面。

如果去过日本，很难不注意到那里的出租车司机。综合日本总务省、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来看，日本出租车行业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约六成从业者60岁以上；东京出租车司机中65岁以上约占两成。冲绳县出租车司机中，78%以上是60岁以上，平均年龄64.3岁，全国平均也有60.3岁。

日本出租车司机虎嗅

日本国土交通省2023年将个人运营出租车的年龄上限从75岁放宽至80岁，以应对司机严重不足。这个行业的“银发化”还伴随着结构性萎缩：出租车司机人数从2008年的约37.6万人降至2023年的约22万人，2024年有82家出租车公司破产、停业或解散，其中至少四成以上给出的主要原因是“人手不足”。放宽年龄上限，与其说是政策主动选择，不如说是被现实推着走。

日本全国出租车司机平均年龄为60.3岁，而宫崎县的出租车司机平均年龄则高达66.0岁。数据截止2025年9月。UMK news

便利店和超市同样如此。60至70岁的店员在日本早已是日常景象。7-Eleven总部专门为老年员工设计了一门名为“慢速基础课程”的新人研修，培训时长6小时，是普通课程的两倍，核心内容就是反复练习收银操作和接客礼仪，因为不少高龄店员对收银机操作存在不安感。

2025年的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在计划增加银发员工录用的行业中，“销售·接客（便利店·超市）”位列前三。

过去十年，日本企业不断延后退休年龄、提高高龄就业比例，超市、便利店、物流中心甚至护理机构都开始依赖六七十岁的员工维持运转。

而护理行业，最为沉重。2024年日本最新普查数据显示，护理员中50岁以上占比超过四成，65岁以上占比接近8%，甚至不乏80岁以上高龄护理员。厚生劳动省推算，日本所需护理员约240万人，缺口已达25万人，至2040年可能扩大至57万人。在2026年6月的参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听证会上，有参议员指出，超过两成的市、町、村，访问介护机构的数量已跌为零或仅剩一家。

东京巢鸭的商店街往来的行人共同社

“老老介护”已不罕见——全国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上门护理员接近四成，70岁以上超过一成。也就是说，在日本，老人照顾更老的人，已经变成常态。

因此，这么一看，亚运会上的银发志愿者也没那么值得惊讶了。

1. 被老龄化锁定的政治与未来

出租车、便利店、护理院里的银发劳动者，是老龄化社会最直观的“可见面”。但老龄化对日本的塑造，远不止于劳动力市场。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26年2月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中，20岁年龄段投票率仅39.01%，全年龄段56.26%，为战后第五低；而60岁以上多个年龄段的投票率普遍在70%以上。

在日本，老年人投票率远高于年轻人，为什么？

老年人有稳定的社区网络、强烈的公民义务感，退休后时间充裕，投票几乎是“必做之事”。而年轻人面临工作压力、频繁搬迁，对政治普遍感到疏离，投票率长期低迷。投票率的差距直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差距。

这种影响力差距带来的第一个后果，不是“老年人争取到了更多福利”，而是“现有福利被锁定了，谁也动不了”。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已经制度化到不需要每次选举重新争取，政客要做的只是不去削减它。

于是财政的增量几乎全部被存量福利吸收。2026年度日本中央政府总预算122.3万亿日元，社会保障支出39万亿，占约三分之一；文教及科学振兴支出约6万亿，仅约为社会保障的六分之一。日本公共支出中教育费占比仅约8%，在OECD成员国中排倒数第四。20年来教育经费不见增长，养老金和护理支出却一路攀升。

对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缴纳的社保费用在涨，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在缩。他们被锁在一个“付出越来越多、回报越来越少”的结构里。就业不稳定、工资涨幅落后、上升通道收窄——而这些真正关乎年轻人未来的议题，在老龄化选区的政治议程中，优先级不断后移。

于是，代际矛盾开始寻找出口。当老龄化锁死了资源分配、锁死了政治议程、锁死了代际流动的希望时，极端叙事就获得了最肥沃的土壤。

老年人投票率高，意味着任何候选人要赢，都必须同时赢得老年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市早苗的确做到了。而她之所以能做到，恰恰是因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经济停滞、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同时笼罩着老年人和年轻人，只是两代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情绪：老年人想要一个“不退缩的强者”，年轻人想要一个“打破僵局的人”。

结语

当然，指出问题不等于否定一切。对日本而言，“生涯现役”的政策方向本身没有问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应当被尊重。但这一政策必须与养老保障、劳动安全、代际公平同步推进，否则“老有所为”就可能滑向“老不得不为”。对大型赛事而言，志愿者体系的可持续性不能只靠老年人的热情来支撑。年龄包容不等于把高强度岗位交给高龄群体，安全、保险、培训、岗位适配才是前提。名古屋亚运会志愿者中学生仅占三分之一的事实说明，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老人为什么来了”，而是“年轻人为什么没来”。

也要看到，日本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并非没有成功经验，而且相当多：介护保险制度已经运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养老金体系覆盖全民，银发人才中心遍布全国。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制度一旦建立，就可能被“锁定”，成为不可触碰的存量利益，从而失去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的能力。这才是日本真正的教训。

老龄化不是日本一国的问题。日本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只是一个社会如何变老，更是一个社会在面对老龄化时，政治是否还有能力做出面向未来的选择。日本已经走过了这条路，中国正在走。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取决于当下这个制度窗口期，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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