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荷凤院士回忆百岁恩师王曼：医学没有“差不多”！

王曼老师100岁了。

我和她结识已逾40年。1977年12月，我走进高考考场。1978年2月，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命运已经悄悄给我安排了一位影响一生的恩师。

王老师在医院时有个响当当的名号——“严主任”。这个“严”不是凶，是严格——她对病历书写、手术操作，甚至查房时的站位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容不得半点‘差不多’，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盯着你的，让你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王老师是“文革”后第一批取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大学毕业那年，我如愿考上了王老师的研究生，1989年拿到了妇产科硕士学位。从此，她成了我医学路上的指路明灯，一照就是一辈子。

王曼老师正式的研究生有6个，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值得一提的是，从她开始，到我们这一代，再到学生、学生的学生，已实现了“五代同堂”，桃李满天下。如此“薪火相传”，是师承，也是王曼老师的人格魅力使然。

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

第一次听王曼老师讲她的身世，是在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

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本该是书香门第的安稳人生，却被战争碾得粉碎，父母相继去世，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战火没给她留下多少童年记忆，却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学医。

她说，那时的想法很朴素：“人总要生病，生病了总得有人治。”于是，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大师，还选了妇产科这个“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的专业。王曼老师常跟我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50年，王曼从医学院毕业，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短缺。没有犹豫，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出发前几天，她特意找到当时同在杭州的哥哥，拍了一张合影。她说，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

后来，手术队没有奔赴前线，而是作为“后方”被安排在山东兖州。她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进了外科手术队，在第15野战医院为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手术。

“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备课，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医学课。”王曼说。

当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再苦的处境也拦不住这个人想做事。

1974年，王曼被派往西非马里进行医疗援助。马里条件艰苦，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王老师白天看病，晚上就整理病历、做调查。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留给后来的医疗队。

马里蚊子成灾。她晚上写东西时，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档位对着腿和脚吹。她大腿关节的病根，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我后来从事生殖医学研究，每次在实验室熬夜、攻克难关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做记录的王老师的形象。

后来，我的学生阮恒超、黄夏娣、陆秀娥也先后援助马里。孰料马里突发政变，时局动荡。她们说，每当遇到困难，一想到王老师当年都能扛过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是挺不过去的。

在老同事们的印象里，王老师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不喊累。她的儿子陈钢常说：“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我每每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没错，这就是她”。

陈钢或许不知道，当年王老师怀孕七八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到了孕后期，她担心术中自己子宫收缩导致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打一针，让子宫安静下来。就这样，一针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觉得心疼，又感到震撼。

一个做事“顶真”的人

王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刻在骨子里的“顶真”。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身为院长的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培养方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这让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

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觉得太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成长。

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一次一个年轻医生被问到患者的血红蛋白数值，翻了翻病历才回答。王老师没发火，只说了一句：“病人躺在这里，她的命在你手里；你不记住她的数值，谁记住？”

这句话，比骂人还重。

还有一次，我向她汇报“产妇25岁结婚”，她立刻打断我，严肃地纠正：“错了，是26岁！”我当时有点蒙，心想这也太较真了吧，25岁、26岁有多大差别？可她的表情告诉我，在她这里，没有“差不多”。她常说：“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那时论文是用方格稿纸手写的，改一遍就要誊写一遍。数据表述不够精准，要改；逻辑链条有跳跃，也要改。一处数据的偏差、一个论证的逻辑漏洞，都被她用红笔圈出来。她一遍遍地改，我一遍遍地誊抄。如此竟改了十几遍，废稿纸摞在一起，恐怕得数米厚。我后来常开玩笑：“我现在指纹锁经常按不开，肯定是当年誊抄太多，把指纹磨平了。”

论文答辩时，她更“顶真”了。为了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反复斟酌、几易其人。我觉得她过于操心，后来才明白，她的标准很简单，每一位委员都必须对我的课题方向有深入的了解，能在答辩时提出真问题，能帮我把研究再往前推一步，而不是“走个过场”。

正是这种“磨”，磨出了我骨子里的严谨。后来我做了老师，才真正理解她的“顶真”。医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从医数十年，无论是面对复杂的疑难杂症，还是主持国家级重大课题，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

同时，王老师也让我明白：真正的“托举”，不是替年轻人铺一条平坦的路，而是帮他们搭一座能走得更远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