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遇秋、王兆乾——两位已故研究者,他们的研究到底是“历史定论”还是“学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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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起源之争,表面上是两个地方的争论,骨子里是两派学者的博弈。这两派,各有代表人物。黄梅这边,桂遇秋。安庆这边,王兆乾。两个人都已经走了,但他们的研究,至今还在被引用、被争论、被拿来当武器。
桂遇秋是黄梅人,研究了一辈子黄梅戏。他提出“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用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个观点。他去田野调查,找老艺人,翻地方志,收集唱本。他的研究不是拍脑袋来的,是有材料支撑的。黄梅县现在的官方立场,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他的研究基础上的。桂遇秋的侄子桂靖雷后来也继承了这条路线,在学术上继续为黄梅起源说辩护。但安庆方面对桂遇秋的研究有一个质疑:你研究的材料,大部分是黄梅本地的,你有没有看过安庆那边的文献?
王兆乾是安庆这边的代表人物。他是研究黄梅戏的老一辈学者,在戏曲声腔和文献考据方面有很深的功底。安庆方面的官方表述是“黄梅戏是以安庆地区民间音乐为基调,用安庆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这个立场的学术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王兆乾等人的研究。他们主张,采茶调确实从湖北传过来了,但采茶调不是黄梅戏。采茶调到了安庆之后,跟安庆本地的方言、音乐、民间故事结合,才变成了黄梅戏。起源和发展是两回事,源头在采茶调,但成戏在安庆。
两位学者的分歧,核心问题是一个定义问题:“起源”到底指什么?如果指曲调的源头,那确实在黄梅。如果指剧种的形成,那确实在安庆。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但两边的支持者都在用自己的定义去否定对方的定义。你说起源于黄梅,我说你那是曲调不是剧种。你说成戏于安庆,我说你没有黄梅的采茶调,哪来的安庆黄梅戏。鸡同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
更关键的是,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有时代的局限性。王兆乾和桂遇秋那一代学者,能看到的历史文献有限。解放前的书刊资料,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后来的研究者,比如梅杰,用大数据的方法重新梳理了晚清、民国的文献,得出了跟老一辈不完全一致的结论。这说明什么?说明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在不断修正的。今天你说是定论,明天可能就有新的材料出来推翻你。学术争论的魅力就在这里,它的答案不是固定的,是不断被重新审视的。
所以,桂遇秋和王兆乾的研究,是定论还是争议?我认为都是。在他们的研究框架内,是有逻辑、有材料的,可以称为他们各自的“定论”。但放到更大的学术坐标系里,他们的结论是有争议的,是需要被后来的研究者继续检验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一件事:可能永远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定论”。因为黄梅戏的诞生,本身就是跨地域的。你在黄梅找源头,在安庆找成型,在严凤英、韩再芬的唱腔里找辉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非要争一个“唯一”,反而把这个剧种的历史复杂性给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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