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山东郓城一带,罗荣桓、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部队东进。出发时,他们手里的兵力不过八千余人,装备也谈不上精良。谁能想到,几年之后,这支队伍会在山东扎下根来,发展成拥有二十多万人的抗日武装。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受改编编制限制,全军只有三个师,兵力约四万五千人。一一五师成立之初约一万五千人,林彪任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平型关战斗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势,却也带来伤亡和消耗,部队不得不由正面作战转向深入敌后。
1938年3月,林彪在山西隰县负伤,随后赴苏联治疗。陈光代理师长,一一五师的发展重任更多落在罗荣桓和陈光肩上。此时的山东,日军控制着交通线和城市,乡村却有广泛的抗日基础,缺少的正是一支能够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的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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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并不轻松。部队要穿越封锁线,还要避开日伪军据点,粮食和弹药都十分紧张。战士们有时只能靠干粮充饥,夜间行军便在村外短暂停留。罗荣桓看重的,不只是山东的地理位置,更是这里能够连接华北、威胁敌人交通线的战略价值。
刚进入山东,一一五师便在樊坝打响了战斗。1939年春,部队趁雨突袭当地伪军据点,歼灭守敌,救出被扣押的抗日人员。消息传开后,乡亲们送来粮食和饮水,许多青年主动要求参军。
有人问:“队伍还缺什么?”
干部回答:“缺人,也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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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敌后部队的处境。每取得一次胜利,既要缴获武器,也要争取民心;既要扩大队伍,还要防备日军的报复。
报复很快到来。1939年5月,日军调集八千余人,分路围攻泰西根据地,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包围在肥城以南陆房地区。这里地域狭窄,日军拥有飞机和炮火优势,守军只能依托地形构筑阵地,顽强阻击。
陆房战斗持续到5月12日前后,日军多次冲击均未得手,守军也付出较大伤亡。夜幕降临后,当地群众冒险带路,帮助部队从包围圈缝隙中突围,伤员、武器和重要物资没有被丢下。敌后作战的胜负,往往不只取决于枪械,百姓熟悉的道路同样可能成为突围的生路。
几个月后,梁山战斗又给部队增加了威望。1939年8月2日,一一五师抓住日军孤军深入的机会设伏,经过激战歼灭长田敏江率领的日军部队,并缴获火炮和机枪等武器。这场战斗发生在平原地区,伏击、阻击和追击配合紧密,被视为敌后平原作战的典型案例。
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山东各地的抗日力量开始汇聚。群众为部队传递情报,掩护伤员,提供粮秣;青年则成批加入队伍。到1939年入鲁一年左右,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兵力已由八千余人扩展到数万人。这里的增长,并非简单招募,而是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逐步结合的结果。
队伍大了,任务也随之改变。一一五师不能只守着山东,还要抽调干部和部队支援其他地区。1940年前后,部队陆续整编、分遣,一些力量转入冀鲁豫和华中方向。兵力不断被分出去,山东留下的武装却没有因此削弱,反而依靠地方部队和民兵体系继续扩大。
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的力量进一步整合,成立山东军区,罗荣桓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一一五师番号仍有保留,但山东抗日武装已经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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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山东军区拥有约二十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其中主力部队十三万余人,地方武装约十万人。若按八路军初期一个师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规模计算,已相当于十几个师的兵力。难怪徐向前熟悉敌后作战的艰难,听到山东部队的扩展情况后,会对这种变化感慨万千。
山东并不只是兵源丰富。日军曾多次实施大规模扫荡,交通线封锁、据点包围和粮食掠夺接连不断。部队要作战,也要筹粮、修械、治伤,还要把新参军的青年训练成合格战士。没有严格的群众纪律和根据地建设,单靠招兵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武装。
抗战结束后,山东军区一部分部队挺进东北,成为东北战场的重要力量;留在山东的部队,则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骨干。那支从一一五师分出的队伍,经过敌后战争的锤炼,最终进入了新的历史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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