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能源基金会CEO邹骥：碳价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

界面新闻记者 | 田鹤琪

六年前的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示“双碳”目标；翌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成为落实 “双碳” 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

近期，中国碳市场接连迎来标志性进展：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把中国碳市场列入其认可的合格碳定价机制清单，中国碳价第一次被发达经济体正式“认账”；2026年9月，全国碳市场大会进一步明确丰富交易产品与主体、建立碳质押和碳回购制度、引入银行券商。

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从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至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

近日，界面新闻围绕全国碳市场五年运行成效、有偿分配节奏、碳价走势、金融机构入市、CCER重启以及欧盟CBAM等话题，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邹骥在国际气候进程领域拥有二十余年的相关经验，职业足迹遍及高校、政策研究机构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他曾参与《巴黎协定》磋商；担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多份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或协调主要作者；并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相关工作。

以下是专访实录。

邹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之前解决的是“有没有市场”问题

界面新闻：全国碳市场已运行五年，从最初“建制度、铺轨道”进入“验机制、比效率”的深水期。您如何评估五年来的核心成效与短板？如果给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打分，哪些环节还没有真正激活？

邹骥：过去几年的最大成绩，是中国把一个覆盖数十亿吨排放的强制碳市场真正运行起来了。

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成交量已超过9.3亿吨，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建立起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MRV），以及配额分配、交易和履约的整套制度，企业逐步形成“碳排放是有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意识，全国统一的碳价信号也初步形成。

中央已明确，到2027年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全国碳市场。

市场机制的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市场仍以履约为主，价格发现、长期投资信号和碳金融功能都有待加强。

下一阶段，我更关注三个机制：一是配额稀缺性，总量控制逐步落地后，企业才会把未来碳成本纳入今天的投资决策；二是价格发现，让碳价更好反映中长期减排的边际成本；三是把碳价转化为低碳投资激励——之前解决的是“有没有市场”问题，未来检验的是市场能不能有效改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长期投资和技术选择。

有偿分配不只是增加成本

界面新闻：按照现行政策安排，2027年将有偿分配落地，2030年建成“免费与有偿相结合”的配额分配市场。有偿分配比例的推进节奏，主要取决于什么？对刚完成履约的扩围行业来说，这是否构成一笔新增的显性成本，幅度有多大？

邹骥：有偿分配是碳市场走向“市场化配置”的必经一步，关键在节奏。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总量目标如何设定、行业承受能力如何、有偿收入如何使用。

对刚完成首轮履约的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来说，2024-2025年度配额与经核查排放量基本相当，首年没有新增显性成本，这是主管部门充分考虑行业现实的有意安排。

随着配额逐步收紧、有偿比例逐步提高，成本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业内讨论的起步比例多在5%-10%，按此测算平摊到单位产品的成本有限、可控。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有偿分配不只是增加成本，也创造了一笔碳市场收入。这笔钱怎么用，值得认真研究——比如投向低碳技术研发、工业深度脱碳、储能、电网、工业电气化和绿氢等领域，让“取之于碳”能够“用之于转型”。

国内碳价有明确上涨空间

界面新闻：长期看，国内碳价上涨空间有多大？2024年，国内碳价曾破百，但未能持续。未来碳价要长期稳定在百元以上，需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邹骥：长期看，国内碳价有明确的上涨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

碳市场需要通过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连接，使足够的资金流入，才能够对碳价形成支撑；碳价高于减排成本，投资者才有钱可赚，才能引导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

此外，减排目标责任的不断压实甚至目标的有序提高，也会成为碳价提升的基本推动力。

2024年碳价一度破百，说明市场对“双碳”转型和政策收紧已经有预期；2025年又回落到50多元/吨，说明仅靠履约驱动和预期，价格支撑是不稳的。

要长期稳定在百元以上，至少要满足四个前提：一是总量控制真正落地，配额稀缺性逐步增强；二是有偿分配按节奏推进，把“免费资源”变成“成本要素”；三是多元主体入市，金融机构等非履约主体参与交易，改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四是碳市场与减排目标、技术、投资有效挂钩，让价格信号传导到技改和投资决策。这几条做到了，百元不是终点，而是新阶段的起点。

金融机构要 “规范地入、有序地入”

界面新闻：全国碳市场日均成交量仍有限，履约驱动特征明显，不少企业习惯在清缴截止前突击交易。金融机构入市后，流动性会真正改善吗？如何防范投机和市场操纵？

邹骥：流动性不足的根源不在“没人交易”，而在“主体单一、动机同质”——大家都是控排企业，交易动机主要是履约，自然会出现“平时清淡、履约前突击”的潮汐现象。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引入更多元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

碳市场要取得长足发展、发挥配置环境资源要素的作用，需要与金融市场链接。早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前我就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和资本积极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入市能不能改善流动性？

我认为能。但前提是“规范地入、有序地入”。2026年的政策信号已经明确：年内争取引入首批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目前已有27家券商取得碳排放权交易业务资质；主管部门同时提出建立碳质押、碳回购等制度，丰富交易产品与主体。

与此同时，必须把监管规则建在前面：一是防范过度投机导致碳价剧烈波动、扭曲价格信号；二是防范少数机构利用资金优势操纵市场；三是明确碳配额的法律属性和登记、托管、交易、结算、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

金融是放大器，放大了价格发现功能，也可能放大风险，监管必须同步跟上。

绿电、绿色产品向碳的方向靠拢

界面新闻：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重启已两年半，成交量和价格是否符合预期？截至今年7月底，市场累计登记项目仅41个，签发节奏慢的卡点在哪儿？

邹骥：CCER在碳市场成长中发挥了“孵化器”作用，让一部分有前瞻性的企业把自愿减排量转化为碳资产。重启两年半，方向是对的：方法学逐步扩容，2025年完成首批9个项目、约948万吨减排量签发，市场平稳起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绿电、绿证、CCER、碳市场等不同绿色机制之间如何协调。中国提出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这是战略和管理上更高层次的转变：无论是绿电还是其他绿色产品，都应当向碳的方向靠拢，把环境权益统一到碳的计量、标准和度量衡上来。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不同机制需要统筹协调，但现阶段的实践还是初步的，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实践中会有重合的部分，需要提前规划好、不踩脚不冲突，防止大量重复的标的数据带来重复计算等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会形成更好的协调方案——现阶段要做的，是在实践中有序探索、暴露问题、再协调解决。

中国碳价首次被发达经济体正式“认账”

界面新闻：中国碳市场已是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场，但在国际上仍存在“碳价偏低、流动性不足”的质疑。怎么看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定位？对全球碳定价体系意味着什么？

邹骥：中国碳市场是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场，覆盖全国碳排放总量的六成以上、约占全球碳市场覆盖排放量的六成，这个体量本身就是国际定位的基础。

对于质疑，要客观地看：不同国家的碳市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设计上存在差异，不能拿成熟市场的标准来套一个仍处在建设期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方向。全球碳定价机制的重要性在日益凸显，中国碳市场要成为全球碳定价体系里一个有分量、负责任的参与者。

近两年有几个标志性进展：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把中国碳市场列入其认可的合格碳定价机制清单，中国碳价第一次被发达经济体正式“认账”；2026年9月，全国碳市场大会进一步明确丰富交易产品与主体、建立碳质押和碳回购制度、引入银行券商。

对中国来说，把自己的市场建好，推动标准统一与规则互认，让碳价信号能够支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投资部署，就是对全球碳定价体系最大的贡献。

把降碳从成本项变成竞争力项

界面新闻：欧盟CBAM与英国CBAM将于2027年相继落地，中国出口企业将面临国内履约与境外碳关税的成本叠加，影响集中在哪些行业，有多大？企业在接下来的窗口期里，应采取哪些手段提前压降成本？

邹骥：CBAM的本质，是把碳价从国内政策工具变成国际贸易规则，对出口企业的影响需要重视。对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钢铁、铝、化肥等高碳、出口依赖度高的行业，企业将面临国内履约与境外碳关税的叠加。

几个事实值得进一步关注：欧盟CBAM已进入正式实施期，首个证书价格75.36欧元/吨，证书购买义务虽推迟到2027年2月，核查与履约义务并未减轻；英国CBAM也将在2027年落地。

此外，欧盟还有新的动议，计划从2028年起把CBAM扩容至机械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等约180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欧洲议会近期也已通过相关谈判立场，扩容一旦落地，机电产品出口也将逐步纳入覆盖范围；同时，CBAM允许扣除原产国已支付的碳价，这意味着国内碳市场越完善，企业境外需要补缴的部分就越少。

对企业的建议，是利用好接下来两年多的窗口期做四件事：第一，把“家底”摸清，建立符合CBAM口径的产品碳足迹核算和数据管理体系，避免因无法提供实测数据而被按默认值“高估”；第二，加快绿电采购、能效改造和低碳工艺替代，把产品碳强度真正降下来。

第三，主动与欧盟客户对齐数据口径和合规时间表，把降碳从成本项变成竞争力项；第四，善用中国国内碳市场机制，让国内已付的碳价在境外合规中“抵扣”回来。贸易本是良好的国际合作模式，CBAM这类单边措施与能源转型的大趋势是“上下脱节”的——但这也更说明，中国要用好自己的市场机制和产业优势，让绿色产品的竞争力自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