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权相吕夷简，扒一扒牛掰的吕氏家族

一部《清平乐》，把宋仁宗那段“软糯表面、刚烈内里”的朝局翻了个底朝天。剧里那个老成持重、步步为营的吕夷简，一出场就让人知道：这不是个简单角色。可真要说起来，比吕夷简更“牛掰”的，是他身后那条隐隐闪光的“金线”——河南吕氏。

一个家族，横跨七朝政局，出四个宰相、一个执政、两位大儒，硬生生在北宋到南宋拉出一条长达两百年的“存在感”。很多人看剧只记住了吕夷简，却不知道，他只是这出大戏的中段。真正的开场，是一个被赶出家门、住破窑洞的穷书生——吕蒙正。

把时间拨回去，先讲这个才是真正有味道。

一

很多人知道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却不知道，这句后来被说烂了的“人生金句”，最早出自一篇叫《破窑赋》的小文。而写下它的人，当年是真在破窑里挨过风雨。

吕蒙正生在官宦之家，父亲吕龟图是宋朝的起居郎，说好听点，是负责记录帝王言行的小官；说直白点，就是朝里的一支“笔”，品级不高，架子不小。偏偏这位老爷子偏好风流，家里小妾好几房，偏心得肉眼可见。嫡妻刘氏，也就是吕蒙正的母亲，为人刚烈，说话直冲，不大擅圆滑。夫妻不和是常态，日子过到后面，吕龟图干脆一狠心，把妻子连同亲生儿子一块赶出家门。

这一步算是把一家人的命运都推翻了重来。

一个曾经的官家主母，带着儿子，从此没有娘家靠山，没有夫家庇护，在那种男人说了算的年代，这几乎等于被一脚踢到社会最底层。刘氏发誓不再改嫁，靠自己的力气拉扯儿子。母子俩穷到无处可去，只能在一座利涉院山寺旁的破窑洞里栖身。那是洛阳一带的破旧窑屋，夏天闷热，冬天风从墙缝往里灌。下雨天，土墙还会渗水，掉泥。

后世提起这段，往往只用一句话带过：“少时与母居破窑，家贫，然勤学。”可你若细想，会觉得那场景其实挺扎心：冬天的夜里，北风往窑口钻，母亲缩着肩膀给儿子裹紧破棉衣，油灯忽明忽暗，书卷旧得发黄，吕蒙正却仍然撑着眼皮背文章。那种坚忍，要么被穷逼的，要么是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狠劲。

陪他一起读书的，还有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寇准。两个未来的“栋梁之材”，当时不过是两个穷困潦倒的小伙子，连一碗热汤都要抠抠搜搜地省着喝。寇准出身虽比吕蒙正稍好，可在那段时间，也不过是个还没出头的读书人。谁也想不到，这两个趴在破窑里翻书的年轻人，会在几十年后站到朝堂最中间的位置，对着皇帝据理力争。

二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34岁的吕蒙正参加殿试。那一年，宋太宗亲自主持，殿试状元一锤定音。考场里高手如云，殿试状元向来不是靠运气，更多看临场发挥与全盘功力。吕蒙正脱颖而出，一举夺魁，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郎。

一个从破窑洞里读出来的状元，一时间成了洛阳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按当时科举制度，状元直接被朝廷安排官职，仕途算是正式开张。

六年后，他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当时才40岁。再过几年，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宰相李昉被罢免，吕蒙正被拜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名义上握住了中枢要职，成为一国之相。

从破窑，到宰相，这段跨度，是他日后写《破窑赋》的底气所在。

吕蒙正一辈子，三次入相。正因为出身贫寒，他对“穷人的苦”有切肤之痛，对“富贵的人心凉薄”也看得透。相传他第一次得志那会儿，曾回洛阳探望昔日乡人，结果不少曾经看不起他的，忽然态度热情得要命，口口声声“早知你有今日，我当年就……”类似的话数不胜数。那种人情冷热，他心知肚明，却也只是一笑。

这种冷暖，后来都化到了《破窑赋》里。

三

《破窑赋》这篇文，篇幅其实不算长，故事结构并不复杂：一个曾经显赫的人，一夕之间跌入谷底，被迫蜗居破窑，在逆境中悟透人生无常。里面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其实只是他整篇文章里的一句感叹，但后来被不断引用，逐渐脱离了原文，被世人当成一句警句、俗语在嘴边打转。

按不少史料的说法，这篇赋其实是给太子写的。太子是谁？就是后来那位宋真宗赵恒。

那时候的太子，年少得志，人一旦从小生活在权力中心，很容易觉得“天下人皆为我用”。翻遍古代史书，“太子骄恣”几乎是一个固定搭配，朝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不敢明说。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能当面戳穿；可以委婉规劝，但不能让对方觉得你是在“上课”。

吕蒙正兼太子师，那是得负责教导太子的。这差事，说真话的人未必愿干，因为稍有不慎，既得罪太子，也得罪未来的皇帝。可吕蒙正偏偏不愿混个虚名。他知道年轻的太子生在深宫，很少真正看见过人生的阴晴冷暖，于是干脆把自己当年的经历提炼成一篇赋，借着“他人故事”的壳，讲了一个现实版的“世事无常”。

“贫者一旦得志，勿自矜高；贵者一旦失势，勿自怨尤。”类似的意思，在赋里反复出现。太子读完，心里有数——这位太师不是在讲别人，讲的是他自己。一个曾在破窑躲雨的人，说“富贵如浮云”，可信度就比一般人高得多。

据说太子看完赋文，沉默了许久，此后对人明显温和了许多，也更愿意虚心听取大臣意见。当然，这种“读赋而幡然醒悟”的故事，多少带点“后人润色”的味道，但从结果来看，宋真宗在位时，并不是一个完全听不进劝的君主，这一点，史书评价还是比较一致的。

四

吕蒙正在朝多年，最后选择退居洛阳。那个曾经住过破窑的人，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宅，厅堂宽敞，宾客盈门。宋真宗对他这位老师，是真有几分尊敬。

真宗朝拜永熙陵、封禅泰山、祭祀后土时，两次经过洛阳，都特地绕道到他的府上探望。皇帝登门探访前宰相，这是极高的礼遇。朝廷加赠财物，给他儿子安排官职——吕从简做太子洗马，吕知简任奉礼郎。这些职务都不算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优待师门”。

有一件事，倒是影响了后来的朝局。

真宗出巡时，有意再启用吕家子弟，征询吕蒙正意见，希望他推荐合适人选。很多人到了这一步，多少会顾及“避嫌”。毕竟“举荐自家晚辈”，传出去难免被人说嘴。吕蒙正却不绕弯，照样直言不讳，极力推荐自己的侄子——吕夷简，说此人有宰相之才。

这话不是吹牛，而是有底的。

吕夷简自小勤学，科第出身，做事沉稳谨慎，不走偏门。他早年在地方做官，口碑还不错。真宗本就听闻过这个名字，老师再一力荐，自然多加关注。从那以后，朝中凡有用人之处，总不乏吕夷简的影子，他一步一个台阶，慢慢走上了政治核心。

这，就是《清平乐》中那个“老谋深算”的吕夷简真正的背景。

五

电视剧里，吕夷简一登场就是老成持重的相爷，脸色不多，心事不少。实际上，史书里的他，比剧中形象要复杂得多。

仁宗刚即位时年纪小，刘太后垂帘听政，朝堂内外，实权在她手里。一个事实是：刘太后出身并不高，又缺少系统的治国经验，对很多政务的理解相当“直觉型”。她性子刚强，认定的事不爱改口，朝廷里不少大臣都拿她没办法。

这种局面下，要么朝局紧绷，要么大臣集体学会“装聋作哑”。但吕夷简没有选这两条。

《宋史》给他的评价非常明确：“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意思是说，在仁宗初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太后主持朝政，社会能维持大体安定，吕夷简功劳不小。他一面安抚太后，一面扶持年轻的仁宗，在两者之间反复调和——但在关乎大局的大事上，他又不会一味妥协。

剧里有一幕很典型：废郭皇后，立曹皇后。真实历史中，吕夷简确实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支持仁宗废去郭皇后，改立曹皇后。这不仅仅是后宫之事，也是权力平衡的选择。

曹皇后出身名门，性格持重，后来在“景祐党争”等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得极其克制而稳重，对仁宗朝的政治舒缓起了不小作用。吕夷简看重的，显然不是“谁更得宠”，而是“谁更适合作为皇后站在这个位置”。在那些看似情爱纠葛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朝堂考量。

仁宗前期十几年，整个北宋社会呈现的是一种“平稳上行”的状态：经济继续发展，赋税虽有沉重之处，但总体可控；军政层面没有爆出太大乱子；对外虽然有辽夏压力，但总体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僵持状态。这一切，并不只是皇帝勤勉的结果，更多是像吕夷简这样的中枢重臣，在幕后一丝不苟地维持着平衡。

《宋史》里还有一句评价：“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意思大概是，他处理天下事务，进退有度，有自己的主张和方法，因此获得“配享仁宗庙”的荣誉。能配享太庙的宰相，并不多见，这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褒奖。

六

如果说吕蒙正是河南吕氏“起家”的那枚火种，那吕夷简，就是把这火种烧成烈焰的那股风。真正让后人瞠目的是：这个家族在吕夷简之后，并没有就此收缩，而是继续在朝堂、书院之间不断开枝散叶。

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在英宗朝担任副枢密使，在神宗朝升任枢密使，简单理解，就是负责全国军政的大员，相当于“副宰相＋军权中枢”的组合。他弟弟吕公著，同样在神宗朝出任枢密使，后来在哲宗朝更是直接做到宰相。

两兄弟，一个偏军政，一个偏政务，几乎把北宋中后期的权力核心围出了一个“吕氏圈”。史书里对吕公著的评价也不低，他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态度不算激进，却也不属于顽固保守派，算是那种能在变与守之间找到缓冲点的人。

到了南宋，河南吕氏在政治上的高光期虽然结束了，但他们又在文化与学术领域接过了“接力棒”。

吕好问，也就是吕公著的孙子，在高宗朝做到尚书右丞，这已经属于执政官级别，虽然不算宰相，但也在关键决策层中。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名不小，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

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是南宋前期的著名诗人。他的诗论、诗作，在当时读书人圈子里影响挺大。《江西诗派》中，吕本中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环。

再往下，吕本中的侄孙吕祖谦，直接成了南宋中期举足轻重的大儒。他与朱熹、张栻齐名，被合称为“东南三贤”。吕祖谦著有《东莱博议》《东莱先生文集》，在经学、史学领域都颇有建树，对后来的理学体系影响不小。

从吕蒙正拜相，到吕祖谦去世，大概跨了两百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家族从政治核心，到学术高地，一直在北宋到南宋之间保持着某种“在场感”。

南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里忍不住感叹：“本朝吕氏一家，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七朝，是从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一路到高宗这条线。元代修《宋史·吕夷简传》时，也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这种评价已经把话说得很满了——“这么大的显赫家族，前所未有。”

七

这么看下来，河南吕氏的厉害，并不只是“官大”“人多”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罕见的“持续力”。

把时间拉长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显赫一时的世家，往往都是某一代出了个猛人，后面就迅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有人一朝封侯，子孙却在几代之内败光家业，甚至在诗书未曾传家的时候，先传了几代纨绔。反观吕氏，至少在已知的史料里，没有那种骇人的“败家子”故事流传下来。

你说他们完全没有内部斗争、没有权力争夺？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大族，在权力、资源面前都会有明争暗斗。但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这个家族整体保持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方向感——读书、做官、入仕；或者退而求其次，做学问，做文章。他们的成功，不是靠一两代人，而是一段又一段耐心的积累。

还有一点更微妙：吕蒙正出身破窑，被父亲狠心赶出家门，这种童年经历，照理说是带着刺的。可后来他在朝中，行事并不偏激，也未把“穷苦出身”当成一种报复世界的理由。他理解贫者，懂得人情冷暖，却依然愿意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反复强调“世事无常，富贵难久”。

等他晚年，皇帝问谁可重用，他举荐的是自己侄子——吕夷简。有人会说这是“举贤不避亲”，有人会说这是“家族抱团”。如果只看道德说教，可以争上半天；但如果换个角度：吕夷简的确有那个能力，他也确实在仁宗朝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能力延续”，在当时的制度环境里，其实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

八

再回头看看《清平乐》，你可能会感到一种有趣的对照——

剧里，吕夷简被拍得略带几分“老狐狸”的味道。他懂得权力平衡，也懂得自保；他不会轻易站队，但在关键节点，往往一锤定音。他辅佐仁宗，既要面对刘太后这样的“强势上司”，又要照顾年少皇帝的自尊和安全感。那种左手按着朝堂，右手稳住后宫的姿态，被镜头表现得隐忍又复杂。

历史里的吕夷简，当然不会完全等于电视剧里的那个人，但有一点是重合的：他确实是在一段不太稳定的权力过渡期，起到了“稳盘子”的角色。《宋史》的那句“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不是闲来没事的抬举，而是对他具体工作成效的总结。

而站在他身后的吕蒙正，《破窑赋》里那句“人有旦夕祸福”，并不是说给世人听的鸡汤，而是他自己的半生写照。一个曾经在破窑里抬头看天的人，最终能坐在宰相位上，又在晚年仍然不忘用一篇短文敲打太子，这其中的起起落落，放在今天来看，仍然带着一点“时代穿透感”。

河南吕氏这个家族，从破窑到太师，从参知政事到枢密使，从尚书右丞到东莱大儒，一步步走过来，背后既有时代的机遇，也有他们持续几代人都不肯放下的那股“读书做事”的劲头。

九

有人问，一个家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算“牛掰”？是看一时的权势，还是看几代人的韧劲？

如果只看“官阶”，吕氏家族当然可以高调炫耀：四宰相、一执政、两大儒，横跨七朝。但如果往深里想一点，他们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可能并不在于“做了多大的官”，而在于——在每一代，都有人能接住前一代递来的那支“笔”。

那支笔，有时候写诏书，有时候写史稿，有时候写诗文，有时候写赋。

破窑里的油灯，照亮的是少年吕蒙正的书页；太子面前的那篇《破窑赋》，敲醒的是一个未来帝王的心；仁宗朝堂上，吕夷简屈伸自如的“操术”，托起的是整个北宋中前期的稳定局面；南宋讲席之间，吕祖谦娓娓道来的经义，又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严格说起来，这是一个从贫寒乡里，到官方高位，再到书院讲学的完整生命周期。河南吕氏在这两百年里，不只是“享福”，更是在不断地把自己卷进那个时代最核心的场域——政治、文化、制度与思想。

所以，当你在屏幕前看到《清平乐》里那个皱着眉头、轻轻叹息的吕夷简，不妨在心里多往前推一推画面：在洛阳郊外的某个寒夜，一个小男孩蜷缩在破窑角落里，手里攥着破旧书卷，母亲守在不远处，眼里满是倔强。

再往后推，推到仁宗前期那段平稳的岁月，推到神宗、哲宗、甚至高宗朝堂与书院的交错。

你会发现，一个家族真正的“牛掰”，从来不是某一个高光瞬间，而是那种长达数代的、安静又顽强的坚持。

如果说宋朝是一幅铺陈巨大的长卷，那么河南吕氏，就是那条从卷首绵延到卷中的细线，看起来不刺眼，却牢牢嵌在纹理之中。

看到这里，你再回头想想：一个能从破窑里走出宰相，从宰相家里再走出大儒的家族，到底算不算厉害？你心里大概已经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