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当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外国记者仍在城内外记录战况。城墙附近炮声未停，难民挤在街巷，残存的中国士兵还在寻找能够据守的路口。对于这场战役，西方报道并没有把“惨败”简单归咎于士兵，而是将矛头分别指向前线官兵与军事决策层。
在许多记者笔下，中国士兵的形象十分复杂。他们衣着破旧，补给短缺，有的部队甚至缺少完整的鞋袜。淞沪会战结束后，大批部队未经充分休整便向南京撤退，人员疲惫、装备损耗严重。可一旦进入阵地，许多人依然选择留下。
美国记者杜丁在南京外围采访时，曾接触过连续作战的广东部队。士兵们长时间没有得到充足休息，粮食供应也十分紧张。一名军官对他说：“我们未必守得住，但能多拖一天，日军就要多付出代价。”这句话未必代表全部官兵，却反映了当时不少基层军人的真实处境。
外国记者还注意到，中国各地部队的装备和军容差异很大。广东部队尚能保持一定编制，四川部队却常常衣衫单薄，行军时靠肩挑背扛运送物资。有人赤脚行走，有人用民间服装替代军服。这样的军队，在现代火炮、航空兵和装甲力量面前，显然处于下风。
但装备落后，并不等于缺乏战斗力。日军突破外围阵地后，中华门、光华门一带仍发生了反复争夺。守军依托城墙、街垒和建筑物抵抗，许多阵地被炮火摧毁后，士兵又退入下一处位置继续射击。埃邦德在报道中写道，中国军人在缺少粮食、医疗和弹药的条件下，仍迫使日军为每一段道路付出代价。
有意思的是，西方记者对南京守军的评价，往往带有一种“悲壮而不幸”的色彩。他们承认士兵勇敢，却认为这种勇敢没有被有效的指挥体系转化为战果。战场上最可怕的，不只是敌军火力，而是命令反复、信息阻塞和撤退安排混乱。
南京的地形本身也让守城变得艰难。城北濒临长江，东南和西南方向却容易受到日军包围。一旦日军从上游、下游同时控制江面，南京便可能失去北渡通道。下关是重要出口，可它距离主战场较远，且缺少稳定的交通和秩序保障。守军若要撤离，必须提前组织，而不能等城防崩溃后再仓促行动。
这正是外国记者批评中国军事当局的关键。南京作为首都，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政府机关陆续撤离后，南京已不再承担完整的行政功能，可军事上的坚守仍被赋予了“保卫首都”的意义。对普通士兵而言，这个决定意味着死守；对指挥层而言，却未必有同等明确的退路方案。
1937年12月，唐生智受命负责南京防务。他公开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守军也据此作了坚守准备。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南京究竟是要进行有限抵抗后有序撤退，还是要进行不计代价的死守？这个战略目标始终不够清楚，直接影响了部队部署和撤离安排。
杜丁等记者认为，南京防守没有充分采纳部分德国军事顾问和高级将领的反对意见。白崇禧等人曾对死守南京持保留态度，担心部队陷入三面受敌、后路被断的局面。这个判断并非没有依据。淞沪战场已经证明，日军拥有较强的炮兵、航空兵和海军协同能力，单凭城墙很难抵消这些优势。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撤退阶段。日军突破城防后，部分部队之间失去联系，命令无法及时传达，许多士兵不知道应该向哪里集中。挹江门一带发生拥挤和冲突，军民混杂，交通秩序迅速瓦解。西方报道把这看作指挥失灵的结果，而不只是士兵怯战。
“将军去了哪里？”这是当时城内许多士兵和难民都在追问的问题。部分高级军官撤离的消息传开后，基层部队的信心受到重创。需要说明的是，南京陷落后的惨剧不能只用个别将领逃离来解释，日军进城后的屠杀、俘虏处置和对平民的暴行，责任在于日军的侵略与犯罪，不能被混同为中国军队自身失败的原因。
西方媒体还把南京与淞沪战场联系起来观察。日军方面曾认为，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集中投入大量兵力，使其机械化装备和空中火力更容易发挥作用。这个判断带有明显的日方立场，却也揭示出一个现实：国军精锐在上海长期消耗，南京防务便只能依靠疲惫部队仓促补充，重兵集中并没有自动带来战场主动权。
因此，西方报道中的国军并非一个单一形象。前线士兵贫困、疲惫，却能在炮火下坚持；部分基层军官缺乏通信和补给，却仍试图维持阵地。相对应的，是高层对首都象征意义的重视，以及对实际撤退条件估计不足。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既有中日军力和装备的巨大差距，也有战略选择、指挥体系和撤退组织上的多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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