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秋，我到大队蹲点吃派饭，最差的一家让我心情沉重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二十二岁，刚从地区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县农业局工作。上班还不到两个月，局长找我谈话，说响应上级号召，要派一批年轻干部下乡蹲点，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啊，你年轻，有文化，下去锻炼锻炼，对以后有好处。我嘴上说好，心里却直打鼓。我虽然在农校学了几年，可那都是在教室里看书本，试验田里插插秧，真正到农村去生活，这还是头一遭。回家跟我娘说了，她眼圈就红了，说农村苦啊，你从小在镇上长大，哪里受得了。我爹倒是没说什么，只闷头抽了半宿旱烟，第二天清早塞给我一双新纳的千层底布鞋，说了句：“到了地方，少说话，多干活，别给领导丢脸。”我娘又追出来，往我网兜里塞了五个煮鸡蛋，用手绢包着，说路上吃。我接过来，觉得那手绢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就这样，我背着铺盖卷，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搪瓷缸、牙刷、毛巾和两件换洗衣服，坐了四个钟头长途车，又走了二十里山路，到了梨花公社柳树沟大队。那长途车是烧柴油的，一路上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翻出来，车厢里挤满了赶集的乡亲，有人抱着鸡，有人背着篓，汗味、烟味、鸡粪味混在一起，熏得我直恶心。可我忍住了，想着我爹的话，少说话，多干活。

到了梨花公社，我下了车，问了路，才知道柳树沟还在山里，得走二十里。我背着铺盖卷，沿着土路往山里走。路两边是连绵的黄土坡，坡上长着稀疏的枣树和槐树，叶子都黄了，风一吹，沙沙响。地里有人收秋，远远看见几个社员弯着腰掰玉米，玉米秆子一排排倒下，露出光秃秃的地皮。走了大概一个钟头，我脚上就磨出了泡，那千层底布鞋虽好，可新鞋磨脚，加上我平时在城里走的是柏油路，这山路的石子硌得我脚底板生疼。我找了块石头坐下，脱了鞋一看，脚后跟磨破了皮，渗出血珠子。我用手绢包了包，又穿上鞋，咬着牙继续走。

走到柳树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太阳偏西，照在村口的打谷场上，金灿灿的。几个小孩在场上追着玩，看见我，都停下来，瞪着眼看我。一个扎小辫的丫头跑过来，问：“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县里来的，到你们大队蹲点。她哦了一声，转身就跑，边跑边喊：“赵支书，来人了——”

大队支书姓赵，四十来岁，脸膛黑红，嗓门大得像敲锣。他把我领到队部，倒了碗白开水，说：“小周同志，委屈你了，咱们这穷地方，条件差。你就在各家轮流吃派饭，住就住队部这间屋，你看行不行？”我说行，服从组织安排。赵支书又说：“咱这有规矩，派饭一天一家，轮着来。队里给你补贴，每家每天交三毛钱、半斤粮票，你别嫌少，乡亲们都不容易。”我说我懂，客随主便。

赵支书又跟我交代了些事，说村里一共三十来户，大多是贫农，也有两户中农，一户富农，不过富农那家老头前年没了，剩下个寡妇带着俩孩子，日子也紧巴。他说小周同志，你下来蹲点，主要是跟咱们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说是，我一定好好学。他又说，咱这地方穷，可人实在，你待久了就知道了。我说我待得住。

第一天在赵支书家吃的。他家婆娘手脚麻利，晌午烙了葱花饼，炒了盘鸡蛋，还炖了半锅白菜粉条。赵支书一个劲儿让我多吃，说你们城里娃没吃过这柴火灶做的饭。我确实饿了，吃了三张饼，喝了两碗白菜汤。赵支书笑着说：“小周同志不挑食，好。”他婆娘在旁边说：“人家小周同志是文化人，哪像你，吃饭跟猪拱食似的。”赵支书嘿嘿笑，也不恼。他们家的房子是五间大瓦房，虽然也是土坯墙，可瓦是青瓦，比别家气派。屋里家具齐全，方桌、条凳、碗柜，还有一台缝纫机，用布罩着。赵支书说，那是他婆娘的嫁妆，上海牌儿的，全大队就这一台。我说嫂子手巧，赵支书说，巧啥，就会纳鞋底。他婆娘瞪他一眼，他就不说了。

第二天在会计家，也还行，高粱米饭配咸菜疙瘩，虽然粗粝，但能吃饱。会计姓刘，三十来岁，戴副眼镜，是村里少有的读过完小的人。他跟我聊了几句，问我在农校学的啥，我说学的作物栽培。他说那好，咱这地方缺技术，你来了正好。我说我也是来学习的。他媳妇端上饭，高粱米饭，咸菜疙瘩，还有一碟炒黄豆。刘会计说，小周同志别嫌弃，今年收成不好，将就着吃。我说挺好，我爱吃黄豆。他笑了笑，说你这人实在。吃完饭，他领我在村里转了转，指给我看哪块地是几队的，哪片林子是大队的。我看见地头的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棒子小得可怜，就问咋回事。他说，种子不行，还是老品种，加上今年旱，浇不上水，能收这些就不错了。我记在心里，想着回头跟县里反映反映，看能不能弄点良种来。

第三天在民兵连长家，炖了只鸡，那鸡瘦得没几两肉，可汤鲜得很，我喝了两碗，连长媳妇还往我碗里夹了个鸡腿，我推辞不过，红着脸吃了。连长姓孙，叫孙大柱，人高马大，说话瓮声瓮气的。他跟我说，他当了五年兵，在东北边防，退伍回来当了民兵连长。他说，小周同志，你在县里工作，见识广，以后有啥好政策，多想着咱柳树沟。我说一定。他媳妇在旁边说，大柱就爱说大话，你一个民兵连长，管得了啥政策。孙大柱说，你懂啥，小周同志是县农业局的，管种子管化肥，那不就是政策？我笑了，说嫂子，我管不了政策，可我能帮着跑跑腿，有啥消息一定告诉你们。

到了第四天，该轮到老韩家了。头天傍晚，赵支书跟我提了一嘴：“明天去韩老三家，他家情况特殊，你有个心理准备。”我问怎么特殊，赵支书叹了口气，没细说，只道：“去了就知道了。”我追问了一句，赵支书蹲在队部门口的石墩上，点了一袋烟，吸了两口，才说：“韩老三这人，命苦。他爹那辈就是贫农，土改时分了几亩薄田，日子刚有点盼头，他媳妇就病了。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重活，常年吃药。他老大当兵去了，老二前年得肺炎，没钱去县医院，在公社卫生院拖了半个月，没了。就剩个老三，今年十四了，还没上学，在家帮着干活。”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可也没再多问。

那天早上我照例六点起床，在队部门口的水井边洗了把脸，天还蒙蒙亮。秋天的早晨已经有了凉意，我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夹袄，沿着土路往村东头走。路两边是收割后的玉米地，秸秆还戳在地里，叶子枯黄，风一吹哗啦啦响。有几只麻雀在地里啄食，见我走近，呼啦一下飞走了。走了一会儿，看见路边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不过来，树底下有个石碾子，碾盘上落了一层薄霜。我想，这树怕是有些年头了，村里的老人大概都在底下纳过凉。

韩老三家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掺着麦秸的泥坯。院墙是石头垒的，不到一人高，豁了几个口子，用玉米秸秆堵着。院门半掩着，门板歪斜，一推吱呀一声响。我站在院里喊了声：“韩大叔在家吗？”屋里没人应声，倒是旁边那间破草棚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响动。我走过去一看，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正蹲在灶前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明一灭，映得他脸上沟壑纵横。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黑布褂子，腰上系着根草绳，裤子卷到膝盖，露出两条麻秆似的细腿。

“韩大叔？”我又叫了一声。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站起来，在衣襟上蹭了蹭手：“哦，是小周同志吧？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他说话时牙掉了好几颗，漏风，声音含含糊糊的。我跟着他进了灶房。灶房不大，一口大锅，锅盖是木头拼的，已经熏得漆黑。灶台旁边有个水缸，水面上漂着个葫芦瓢。老头揭开锅盖，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红薯切得大块，稀饭清汤寡水，米粒都能数出来。

“快好了，快好了。”老头搓着手，显得有些局促，“乡下人家，没啥好东西，小周同志别嫌弃。”我说不嫌弃，挺好的。他让我到堂屋坐，我进了堂屋，屋里光线暗，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一张缺了条腿的方桌，用砖头垫着；几条板凳，高低不齐；靠墙一张土炕，炕上铺着张破席子，席子边儿都散了，露出下面的土坯。炕上堆着一床被子，黑乎乎的，看不清原本是什么颜色。墙角有个木箱子，漆都掉光了，上面放着把豁了口的菜刀和半块咸菜。墙上贴着几张奖状，是韩老大当兵时得的，纸已经发黄，边角卷着。

正看着，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灰布衫子，洗得发白，肩膀处打了两个补丁。裤子也是灰的，裤脚挽着，赤脚穿着一双破布鞋，脚趾头露在外面。她头发花白，乱蓬蓬的，脸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看上去五十多岁，可韩大叔后来告诉我，她才四十三。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那笑纹在枯瘦的脸上展开，像干裂的土地上开出的花。“小周同志来了啊。”她声音很轻，带着点怯。“这是你韩婶。”韩大叔说。我赶紧叫了声韩婶。她点点头，转身进了灶房，帮韩大叔端饭。

早饭端上来了。一盆红薯稀饭，一碟腌萝卜条，还有两个黑乎乎的窝头，窝头是用红薯面和玉米面混着蒸的，硬邦邦的。韩大叔把窝头推到我面前：“小周同志，你吃这个，你年轻，吃这个顶饱。”他自己端起碗喝稀饭，筷子夹了根萝卜条，慢慢嚼。我拿起窝头咬了一口，又粗又涩，咽下去时刮嗓子。红薯稀饭倒是甜丝丝的，可实在太稀了，喝了两碗，肚子里还是空的。我看了看韩大叔和韩婶，两人都只喝稀饭，窝头放在我面前，一个都没动。

“韩大叔，你们也吃窝头啊。”我说。韩大叔摆摆手：“我们上年纪了，吃不了多少，你吃你吃。”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半大小子跑了进来，十四五岁的样子，瘦得跟猴儿似的，光着脚，裤腿一高一低，脚上全是泥。他看见我，猛地停住，瞪着眼看了我好幾秒，然后转头对他娘说：“娘，我饿了。”韩婶摸了摸他的头，从锅里舀了碗稀饭，又从自己碗里拨了半个窝头给他。小子接过碗，呼噜呼噜几口就喝完了稀饭，窝头两口就没了，吃完了还舔了舔手指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手里那半个窝头。

我心里堵得慌，把剩下那半个窝头递给他：“来，你吃。”小子看了看他爹，韩大叔忙摆手：“不用不用，小周同志你自己吃，他吃过了。”可那小子已经一把抓过窝头，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青蛙。韩婶低下头，用手背抹了抹眼睛。韩大叔叹了口气：“这是我家老三，叫韩拴柱。老大当兵去了，老二前年得病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低头喝稀饭。

那顿早饭，我吃得味同嚼蜡。吃完我要交饭钱和粮票，韩大叔死活不肯收，说一顿早饭不值当。我硬塞给他，他推回来，我又塞回去，最后他红着眼圈收下了，嘴里念叨：“这怎么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从韩家出来，日头已经升起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我心里冰凉。我沿着土路往回走，脑子里全是韩家那口锅、那盆稀饭、那个瘦得猴儿似的孩子。我想起我爹常说的话：“咱家虽不富裕，可顿顿能吃饱。”就这一句话，在中国多少农村家庭里，是奢望。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轮了几家，情况都比韩家强些。有的能吃饱，有的虽然粗淡，但也不至于饿肚子。可我心里总是想着韩家那顿早饭，想韩婶那枯瘦的脸，想拴柱那双直勾勾的眼睛。有一回去赵支书家吃饭，我忍不住问：“赵支书，像韩家这样的，队里有没有啥照顾？”赵支书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咋没有？队里照顾他，让他养两头猪，可猪崽子要本钱，他连猪崽子都买不起。去年收成不好，交完公粮，口粮都不够。队里给他补了五十斤红薯，可那顶啥用？他家四口人，老大当兵走了，剩下三口，两个病人一个娃，挣工分的就他一个，一年到头能挣几个工分？分的那点粮食，够吃半年就不错了。”

赵支书又说：“小周同志，你是不知道，咱这穷山沟，像韩家这样的，不止一家。可他家是最难的。你别看他家那顿饭差，那已经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那窝头，是他婆娘前一天晚上特意给你蒸的，平时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都是喝稀饭。”我听了，心里更堵了。赵支书给我倒了碗水，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农村就这样，穷是穷，可人穷志不短。韩老三这人，你处久了就知道，话不多，可实诚，从不占人便宜。”

大概过了七八天，又轮到韩家了。这回是午饭。我提前跟赵支书说，让他帮我跟韩家说一声，别特意给我做啥，家里吃啥我吃啥。赵支书答应了，可我去的时候，韩婶还是煮了一锅面条。白面面条，卧了个荷包蛋。我一看就急了：“韩婶，你这是干啥？我上回说了，家常便饭就行。”韩婶搓着手，不好意思地笑：“小周同志来咱家，总不能让你吃稀饭。白面是借的，鸡蛋是跟邻居换的，你别嫌弃。”我哪里吃得下。我把荷包蛋拨给拴柱，拴柱看着碗里的蛋，眼睛亮得像灯泡，可他娘不让他吃，推回来给我。我坚持，韩婶坚持，最后韩大叔说：“小周同志，你就吃了吧，你要是不吃，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我只好把蛋吃了，面条我吃了半碗，剩下的拨给拴柱。拴柱这回没客气，端过碗就吃，吃得呼噜呼噜响。韩大叔和韩婶坐在旁边，一人端着碗红薯面糊糊，就着咸菜。我注意到韩婶碗里连咸菜都没几根，她光喝糊糊。

饭后交饭钱，韩婶说啥不要，我扔下钱和粮票就跑。跑到院门口，听见韩婶在后面喊：“小周同志，你等等——”我没回头，大步流星走了。那天下午在地里干活，我心神不宁，锄头差点锄到脚上。赵支书看出我有心事，凑过来问：“怎么了小周？是不是在韩家吃得不顺心？”我摇摇头，犹豫了一下，问：“赵支书，韩大叔家为啥这么困难？”赵支书蹲在地头，掏出旱烟袋点上，吸了两口，说：“韩老三这人，命苦。他媳妇那病，是月子里落下的。生老二那年，大冬天，屋里没柴烧，她下河洗尿布，冻着了，落下了风湿性心脏病。刚开始没啥，后来慢慢就重了，干不了重活，一走快就喘。公社卫生院看过，县医院也去过，可那病治不好，只能养着。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病根儿去不掉。”

“他家老大韩建国，前年当兵走了，在河北。老二韩建军，前年得肺炎，发烧四十度，在公社卫生院住了半个月，没救过来。那会儿韩老三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他媳妇的嫁妆——一个铜盆——都卖了，可还是没凑够去县医院的钱。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要是有青霉素，兴许能救过来，可那会儿青霉素紧缺，卫生院也没有。等托人从县里买到，孩子已经不行了。”

赵支书说到这里，眼圈红了：“韩老三那阵子，一夜白了头。他媳妇哭得死去活来，病更重了。后来队里看他实在困难，给他补了五十斤红薯，又让他养两头猪。可猪崽子要五块钱一只，他拿不出来。我帮他垫了五块，说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到现在还没还上，我也不要了，可他见了我还念叨，说赵支书那五块钱，我记着呢。”

我听了，心里沉甸甸的。赵支书又说：“小周，你到咱这蹲点，别光看穷。你看看韩老三，日子过成这样，可他从没跟队里伸过手，没跟人借过粮。他媳妇病成那样，还给人纳鞋底，一双鞋底五毛钱，攒着给拴柱买本子。咱这地方穷，可人穷志不短。你待久了就知道，像韩老三这样的人，才是咱农村的脊梁。”

那天晚上我躺在队部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月光清冷，照在糊着报纸的窗户上，风一吹，报纸哗哗响。我想起我娘临走时给我缝的那双布鞋，想起我爹塞给我的那五块钱，想起家里虽然不富裕但顿顿能吃饱的日子。我又想起韩家那口锅，想起那盆稀饭，想起拴柱舔手指头的样子。我想起我娘常说的一句话：“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可韩家不是不会算计，是命太苦，算计也没用。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赵支书，说我想到韩家搭伙，就在他家吃，不用轮了。赵支书愣了一下，说：“那怎么行，规矩是规矩。”我说：“赵支书，你看韩家那情况，我去了还能带点粮票和钱，多少能补贴点。我去别家吃，人家虽然不差我这一口，可也是负担。韩家就不一样了，我去了，至少能让他家多买几斤盐。”赵支书看了我半天，点了点头：“行，我跟其他几家说一声。不过小周同志，你别把自己搭进去，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我说我心里有数。

从那以后，我就在韩家吃派饭了。一天三顿，早上红薯稀饭，中午杂面面条或者窝头，晚上还是稀饭。我每个月给韩婶十五块钱、二十斤粮票，按说用不了这么多，但我说这是队里的标准，韩婶信了。刚开始韩婶不肯收，说太多了。我说婶子，你收着，我在你家吃，你总不能让我白吃。韩婶拗不过我，收了，可每次做饭都想着法子给我做点好的。有时候炒个鸡蛋，有时候烙张白面饼，我不吃，她就急，说小周同志你干活累，不吃好点哪有力气。我说婶子，你让我吃好的，你自己吃啥？你吃稀饭，我吃白面饼，我咽不下去。你要是这样，我就回队部吃去。韩婶没办法，只好听我的，家里吃啥我吃啥。可她还是偷偷给我碗里多捞点稠的，稀饭盛到我碗里，红薯总是多的那几块。我发现了，就把红薯拨给拴柱，拴柱不敢要，看我，我点头，他才吃。

日子久了，我跟韩家熟了。韩大叔话不多，但人实在。有回下雨，我帮他把院墙缺口堵上，他硬是拉着我喝了二两红薯烧。那酒辣得呛嗓子，可韩大叔喝得高兴，说：“小周同志，你是好人。”我说大叔，我就是个普通人，做不了啥大事。他说，啥大事小事，能想着别人，就是好人。

韩婶身体不好，可手巧。我那件灰布夹袄刮了个口子，她连夜给我缝上，针脚细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说婶子你眼睛不好，别熬夜。她说没事，反正也睡不着。我问她，婶子你想啥呢睡不着。她说，想老大呢。老大在部队，也不知道吃饱吃不饱，穿暖穿不暖。我说部队管吃管穿，饿不着。她说，那倒是，可还是想。她又说，也想老二。说完就不说了，低头纳鞋底。我也不敢再问，怕她伤心。

拴柱跟我混熟了，管我叫“周哥”。我教他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他学得认真，就是记性差，头天教的第二天就忘。我说没事，慢慢来。他问我：“周哥，城里啥样？”我说城里楼高，车多，人多。他说：“那我能去吗？”我说能，等你长大了，好好干，哪儿都能去。他听了，眼睛亮亮的，说：“那我长大了去城里，挣了钱，给我爹我娘买肉吃。”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有一回，我教拴柱写“娘”字，他写了好几遍都写不好，急得直挠头。韩婶在旁边看见了，说：“拴柱，你写啥呢？”拴柱说：“写娘呢。”韩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写娘干啥，娘又不好看。”拴柱说：“娘好看。”韩婶眼圈就红了，转过身去，假装擦灶台。我看见了，心里发酸。这个家，虽然穷，可感情深。韩婶病成那样，还撑着给拴柱做饭、缝衣。韩大叔累死累活，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拴柱人小，可啥活都干，挑水、砍柴、喂猪，从不叫苦。他们互相撑着，把这穷日子过得有了点热乎气。

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一月底就下了场大雪，把村子盖得严严实实。雪下了三天三夜，山路封了，队里的活也停了。我窝在队部里，守着个炭盆烤火，看书。书是从县里带来的，一本《作物栽培学》，一本《土壤肥料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炭盆里的炭是赵支书给的，说小周同志你一个人别冻着。我烤着火，看着窗外的大雪，心里想着韩家。他们家的房子漏风，墙上的裂缝能伸进手指头，这大雪天，不知道冷不冷。韩婶的病怕冷，这一冻，不知道犯不犯。

第四天雪停了，我踩着没膝的雪往韩家走。路上一脚深一脚浅，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推开院门，看见韩大叔正在扫雪，从屋门口扫出一条道，通到灶房和院门。他看见我，笑了，说：“小周同志，你咋来了，这大雪天的。”我说来看看你们。进了屋，看见韩婶坐在炕上，围着被子，脸色蜡黄。拴柱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红薯稀饭。韩婶看见我，说：“小周同志来了，快坐炕上暖和暖和。”我坐到炕沿上，摸她的手，冰凉。我说婶子你咋样，她说没事，老毛病，过几天就好了。

我摸了摸炕，不热。我说大叔，炕咋不热？韩大叔说，柴不够，省着烧。我心里一沉，说这哪行，韩婶病着，炕不热咋行。我跑回队部，把我那捆柴扛了过来，又找赵支书要了两捆玉米秸秆。赵支书问干啥，我说韩婶病着，炕不热。赵支书说，你等着，我又给你找了两捆。我扛着柴回到韩家，韩大叔说啥不让，说小周同志你也要烧炕。我说我年轻，抗冻，婶子病着，不能冻。韩大叔眼圈红了，说小周同志，你……你让我说啥好。我说大叔，啥也别说，烧火。

那天晚上我在韩家吃的饭。红薯稀饭，比平时稠了些，韩婶特意给我卧了个荷包蛋，我没推辞，吃了。吃完饭，我帮韩大叔烧炕，把灶膛烧得旺旺的，屋里暖和起来。韩婶坐在炕上，脸色好了些，说：“小周同志，你这人，心善。”我说婶子，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嘛。韩婶笑了，说：“你这话，实在。”

那天晚上我回队部，走在雪地里，脚下咯吱咯吱响。月亮出来了，照得雪地一片银白。我抬头看天，满天的星星，亮晶晶的。我想，韩家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呢？可我又想，日子再难，他们也没放弃。韩婶病成那样，还想着给我卧荷包蛋。韩大叔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硬撑着种地。拴柱才十四，就知道帮家里干活。他们都在撑着，撑着这个家，撑着这份日子。那我呢？我能做啥？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撑。哪怕只是多给几块钱，多扛几捆柴，多教拴柱认几个字，也是好的。

那年冬天，我在韩家吃了两个月的饭。每天三顿，从没断过。韩婶身体时好时坏，可每天都会撑着给我做饭。有时候是红薯稀饭，有时候是杂面面条，有时候是窝头。不管啥，我都吃，吃得干干净净。韩大叔有时候从地里回来，带一把野菜，韩婶就炒了，一家人就着吃。那野菜苦，可我觉得甜。

快过年的时候，我回了趟家，跟我娘说了韩家的事。我娘抹了半天泪，把家里攒的二十斤白面、五斤猪肉让我带上，又翻出一件我爹的旧棉袄，说：“给那个韩大哥穿，我看他比你还瘦。”我爹在旁边抽烟，没说话，可等我出门时，他叫住我，从兜里掏出十块钱，说：“给那个韩婶买点药。”我接过来，觉得那钱沉甸甸的。

我背着大包小包回了柳树沟。韩大叔看见白面和猪肉，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话。韩婶在灶房里偷偷哭了。拴柱围着猪肉转了好几圈，问：“周哥，这是肉？咱过年能吃肉？”我说能，管够。他乐得蹦了起来，破布鞋底都快蹦掉了。

那个年，韩家过了个肥年。大年三十，韩婶包了白面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煮了一大锅。韩大叔、韩婶、拴柱，加上我，四个人围坐在那张缺腿的方桌前，每人一大碗饺子。拴柱吃得满嘴流油，韩大叔喝了二两，脸红扑扑的，说：“小周同志，今年这个年，是俺家这几年过得最好的一个年。”我说大叔，往后会更好的。韩大叔叹了口气：“好不好的，也就这样了。我就盼着拴柱快点长大，能顶门立户，我就知足了。”韩婶没说话，只是往我碗里又拨了几个饺子。

吃完饺子，韩大叔从箱子里翻出一瓶红薯烧，说：“小周，咱爷俩喝一杯。”我平时不喝酒，可那天喝了。酒辣，呛得我直咳嗽。韩大叔笑了，说：“小周同志，你这酒量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高兴就行。韩婶在旁边纳鞋底，拴柱在炕上翻我的书，虽然不认识几个字，可翻得认真。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一夜。

开春后，我的蹲点期满，要回县里了。走的那天，韩大叔一家送我到村口。韩婶给我缝了双布鞋，鞋垫上绣着“平安”两个字。我说婶子你眼睛不好还绣这个，多费神。她说没事，你穿着，走路踏实。拴柱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周哥，你还来吗？”我说来，一定来。韩大叔站在旁边，嘴里叼着旱烟袋，半天说了句：“小周同志，你是个好人。俺家没啥好东西，这双鞋你收着，别嫌弃。”我接过鞋，鼻子发酸，说：“大叔，婶子，你们回去吧，我走了。”走出老远，我回头看，三个人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韩大叔个子矮，韩婶瘦，拴柱小，三个人的影子被朝阳拉得老长，投在黄土路上，像一棵大树上长出的三根枝杈。

我回到县里后，每个月都给韩家寄钱、寄粮票。不多，五块钱、十斤粮票，可我知道，对他们来说，那是雪中送炭。我还给赵支书写了信，问韩家的情况。赵支书回信说，韩婶的病还是那样，韩大叔身体还行，拴柱长高了，能帮着干活了。又说，队里今年试种了我寄回去的良种，收成比往年好，乡亲们都念着我的好。我看了信，心里暖乎乎的。

第二年秋天，我又申请下乡蹲点，还是去柳树沟。赵支书见到我，笑着说：“小周，你是真跟咱这穷地方有感情了。”我说是啊，这地方有我的亲人。赵支书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说得好，咱这地方，就是你的第二个家。”

我去韩家，韩婶气色好了些，说吃了药，胸口不那么疼了。拴柱长高了一截，还是瘦，但精神头好多了。韩大叔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可看见我就笑。那天晚饭，韩婶做了面条，还炒了个鸡蛋。我没推辞，坐下来就吃。拴柱坐在我旁边，一边吃一边说：“周哥，我上学了。”我愣了一下，问：“啥时候的事？”韩大叔说：“开春就去了。赵支书帮忙，让他在村小插班。学费免了，就交点书本费。”我高兴得拍了拍拴柱的肩膀：“好好学，将来考大学。”拴柱咧嘴笑：“考大学是啥？”“就是去城里念书。”“那我考！”他眼睛亮亮的，“考上了，把我爹我娘也接去。”韩大叔和韩婶都笑了。那笑声在昏暗的土屋里回荡，比任何声音都好听。

那次蹲点，我在韩家住了三个月。白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回来教拴柱认字，帮韩大叔算工分，给韩婶念报纸。韩婶不识字，可爱听我念，说听你念报纸，就跟听戏似的。我念到县里又办了啥好事，她就说，那好啊，咱老百姓有盼头了。我念到哪儿遭了灾，她就叹气，说老天爷咋不睁眼。我说婶子，你心善。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遭灾了不心疼。

有一回，我念到一篇关于农村医疗的文章，说国家要搞合作医疗，让农民看得起病。韩婶听了，眼睛亮了，说：“小周，这是真的？”我说是真的，报纸上登了。韩婶说：“那敢情好，要是早有这个，我家老二兴许就……”她没说完，就说不下去了。我合上报纸，不知道该说啥。韩大叔在旁边说：“过去的事了，别提了。”韩婶擦了擦眼睛，说：“不说了，不说了，现在有这政策，以后的人有福了。”

那三个月，我跟韩家吃了九十顿饭。每一顿，我都记得。红薯稀饭、杂面面条、窝头、咸菜、野菜。有时候有个鸡蛋，有时候有块豆腐，就是改善生活了。韩婶总是把最好的给我，我推不过，就吃，可吃的时候心里不好受。我知道，我吃的那一口，可能是他们省下来的。可我也知道，我要是不吃，他们心里更难受。所以我就吃，吃得干干净净，让他们高兴。

走的时候，韩婶又给我做了双鞋，这回鞋垫上绣的是“前程”两个字。我说婶子你咋知道这两个字，她不好意思地说：“拴柱教我的，说这两个字好。”我收下鞋，说：“婶子，等拴柱考上大学，我回来接你们去县里玩。”韩婶笑了，说：“好，婶子等着。”

可我没等到那一天。

第三年秋天，我接到赵支书的信，说韩婶没了，心脏病，半夜走的，没受啥罪。我请了假，赶回柳树沟。韩大叔蹲在院里，像三年前我第一次见他那样，蹲在灶前烧火。只是这回，锅里煮的不是稀饭，是白水。拴柱长高了，瘦还是瘦，可眼神不一样了，沉稳了。他看见我，叫了声“周哥”，然后低下头，说：“我娘走了。”我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出话。韩大叔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小周，你婶子临走前还念叨你，说小周同志咋还不来，我还想给他做双鞋呢。”我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我从包里掏出那双绣着“前程”的布鞋，说：“大叔，婶子上回给我做的鞋，我还没穿坏呢。”韩大叔接过鞋，摸了摸鞋垫上的字，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上面。

那天晚上，我和韩大叔、拴柱坐在堂屋里，谁也没说话。灶膛里的火一明一灭，照着我们三个人的脸。过了好久，韩大叔开口了：“小周，你婶子走了，我这日子还得过。拴柱还得念书，我还得种地。你放心，我撑得住。”我说：“大叔，有啥难处你跟我说。”他摆摆手：“没啥难处。你婶子在的时候，最难的日子都过了。现在拴柱大了，能帮我干活了，日子只会越来越好。”拴柱在旁边点头：“周哥，你放心，我好好念书，考大学，把我爹接城里去。”我看着他瘦削的脸，心里又酸又暖。这个十四岁就没了娘的孩子，比很多大人都懂事。

韩婶的后事办得简单，队里出了口棺材，赵支书领着社员挖了坑，葬在村后的山坡上。坟前立了块木牌，写着“韩门张氏之墓”。韩大叔在坟前坐了一下午，一句话没说。拴柱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念书。”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堆黄土，想起韩婶那张枯瘦的脸，想起她给我卧的荷包蛋，想起她连夜给我缝的夹袄，想起她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眼泪止不住地流。赵支书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周，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韩婶这人，一辈子苦，可走的时候没受罪，也算是福报了。”

韩婶走了以后，我还是每个月给韩家寄钱。韩大叔不要，说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用了。我说大叔，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拴柱念书用的。他才勉强收下。拴柱念书用功，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韩大叔每次给我写信，都说拴柱又考了第一，字里行间透着骄傲。我回信说，让拴柱好好念，将来考大学，学费我帮着凑。韩大叔回信说，小周，你已经帮得够多了，不能再让你破费。我说大叔，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再后来，拴柱真的考上了大学，省城的农学院。消息传来那天，我专门请了假，买了肉和酒，去了柳树沟。韩大叔在院里摆了个小桌，炒了几个菜，我们三个人围坐着，像当年一样。韩大叔喝了酒，脸红扑扑的，说：“小周，你婶子要是能看到这一天，该多高兴。”拴柱说：“爹，我娘看得到的。”韩大叔点点头，抹了把眼睛，端起酒杯：“来，小周，咱爷俩干一个。”我端起杯，跟他碰了。那酒还是辣得呛嗓子，可我喝出了甜味。

那年秋天，我站在韩家院门口，看着金黄的玉米挂满屋檐，看着院墙上的豁口修好了，看着灶房里的锅冒着热气。韩大叔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拴柱在旁边劈柴。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我想起七年前，我第一次来韩家，那顿让我心情沉重的早饭。想起那盆清汤寡水的稀饭，那碟腌萝卜条，那两个黑乎乎的窝头。想起韩婶那张枯瘦的脸，想起拴柱那双直勾勾的眼睛。

七年了。韩婶走了，拴柱长大了，韩大叔老了。可韩家还在，日子还在过。那些艰难的日子，那些眼泪，那些沉默，那些咬牙撑住的时刻，都过去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平凡生活的本质。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前，不管吃的是稀饭还是饺子，只要人还在，心还齐，日子就能过下去。

我也明白了什么叫爱与包容。韩大叔包容了韩婶的病，包容了老二的早逝，包容了生活的所有不公。韩婶包容了贫穷，包容了病痛，包容了命运给她的一切。拴柱包容了失去，包容了匮乏，包容了本该无忧无虑却不得不早熟的童年。而我，包容了自己的无力，包容了那些我无法改变的，接受了那些我能改变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韩婶坐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白面面条，卧着荷包蛋。她回过头，冲我笑，说：“小周同志，来吃饭了。”我醒了，枕头湿了一片。我坐起来，看见床头那双绣着“前程”的布鞋。鞋底已经磨薄了，可针脚还在，细密密的，像韩婶那颗细致的心。我穿上鞋，走到窗前。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我推开窗，秋风吹进来，带着玉米的香味。

我想，日子就是这样吧。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有人哭了，有人笑了。可不管怎样，天总会亮，日子总要过。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穿着那双绣着“平安”或“前程”的布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只要走着，就有希望。就像韩大叔说的，最难的日子都过了，往后只会越来越好。我信。

从那以后，每年秋天，我都会回柳树沟。韩大叔越来越老，拴柱大学毕业在县里工作，结了婚，生了娃。韩家的土坯房翻修了，院墙也重新垒了。可灶还是那口灶，锅还是那口锅，韩婶的遗像挂在堂屋正中，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每次吃饭，韩大叔都会先给韩婶盛一碗，放在遗像前。然后我们坐下，喝酒，吃菜，说些家常话。韩大叔说：“你婶子爱吃面条，你给她夹一筷子。”我就站起来，给韩婶碗里夹一筷子面条。那碗面条冒着热气，像是在说，我还在呢。是啊，韩婶还在。在这个家里，在韩大叔的心里，在拴柱的血脉里，在我那双磨薄了的布鞋里。她从未离开。

而我，也从那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娶了妻，生了子，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可我总记得韩家那顿早饭，记得那盆稀饭、那碟咸菜、那两个黑窝头。记得韩婶那句“乡下人家，没啥好东西，小周同志别嫌弃”。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差的一顿饭，可也是最好的一顿饭。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什么是真正的爱。

如今我儿子也上了大学。有一次他问我：“爸，你年轻时候下乡，苦不苦？”我说苦，可也值。他问值在哪儿。我说，值在你认识了另一种人生，知道了日子可以过得那么难，可人还可以活得那么有劲儿。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没再解释。有些事，得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就像那顿让我心情沉重的早饭，只有坐在那张缺腿的方桌前，端起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稀饭，你才知道，什么叫生活。而我，很庆幸，我坐过那张桌，端过那碗饭。更庆幸的是，那张桌还在，那碗饭还在。只是碗里的稀饭，变成了饺子。桌上坐着的人，多了几个。

韩婶，你看见了吗？咱家，越来越好了。

拴柱后来当了县农业局的副局长，主抓良种推广。他常跟我说，周哥，咱这地方，不能再靠天吃饭了。他带着技术员跑遍了全县的乡镇，推广杂交玉米、地膜覆盖、配方施肥。有一年大旱，别的地方减产三成，柳树沟因为用了他的法子，反倒增产了一成。赵支书那时候已经退了，可逢人就说，拴柱这孩子，有出息，是咱柳树沟的骄傲。韩大叔更不用说，八十多岁的人了，耳背眼花的，可一听人夸拴柱，就咧嘴笑，露出那几颗剩牙。

有一年清明，我跟拴柱去给他娘上坟。坟头的柏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绿油油的。拴柱蹲在坟前，摆上供品，点了香，说：“娘，我来看你了。我现在管着全县的种子，你放心，咱这地方，再也不缺粮了。”他又说：“娘，我爹身体好着呢，一顿能吃两碗面条。你孙子考上大学了，学的是农业，跟你儿子一样。”他顿了顿，又说：“娘，周哥也来了。他每年都来。”我站在旁边，看着那炷香慢慢烧，青烟袅袅升起，飘向天空。我想起韩婶那张枯瘦的脸，想起她给我卧的荷包蛋，想起她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蹲下来，给韩婶磕了个头，说：“婶子，你放心，韩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从坟上回来，韩大叔坐在院里的枣树下晒太阳。枣树是韩婶活着的时候种的，如今已经碗口粗了，秋天结一树红枣，甜得很。韩大叔看见我，说：“小周来了。”我说来了。他说：“你婶子托梦给我，说那边挺好，让咱别惦记。”我说那就好。他说：“小周，你说这人一辈子，图个啥？”我想了想，说：“图个心安吧。”他点点头，说：“对，心安。你婶子活着的时候，虽然穷，可心里踏实。她常说，咱穷是穷，可没亏过人，没亏过心。”我说是啊，婶子一辈子，没亏过人，没亏过心。

那天中午，拴柱媳妇做了面条，猪肉白菜卤。韩大叔吃了一碗，又添了半碗。拴柱说，爹，你少吃点，不好消化。韩大叔说，今天高兴。吃完饭，韩大叔坐在门槛上打盹，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拴柱在旁边跟我说，他打算在村里建个农业合作社，把乡亲们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种、统一收，年底分红。我说好，这法子好。他说，周哥，你说咱这地方，以后能富起来吗？我说能，只要人还在，心还齐，日子就能过下去。他笑了，说：“周哥，你这话，我记着了。”

我走的时候，韩大叔非要送我到村口。他拄着根棍子，走得慢，我扶着他。到了老槐树下，他站住了，说：“小周，下回别来了，路远，你岁数也不小了。”我说大叔，我走得动。他说：“你婶子在的时候，常说小周同志是咱家的贵人。我说啥贵人，就是缘分。”我说对，缘分。他说：“小周，你说这缘分，咋就这么深呢？”我说，可能是那顿早饭吧。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那顿早饭，你婶子念叨了一辈子。她说，小周同志不嫌弃咱家，是个实诚人。”我也笑了，说：“婶子做的红薯稀饭，甜。”

我转身走了，没回头。我知道，韩大叔还站在老槐树下，看着我。就像当年，韩婶、韩大叔、拴柱三个人站在那儿，看着我。那棵老槐树，年年长新叶，年年落旧叶，可它一直在那儿。就像韩家，就像柳树沟，就像那些平凡的日子，一直在那儿。

我回到县里，把那双绣着“前程”的布鞋收在柜子里，舍不得穿。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可针脚还在，细密密的，像韩婶那颗细致的心。有时候我拿出来看看，就想起韩婶坐在灶前烧火的样子，想起她给我卧荷包蛋的样子，想起她连夜给我缝夹袄的样子。那些日子，虽然穷，可暖。暖得让人一辈子忘不了。

去年，我退休了。儿子让我去城里住，我没去。我说我在县里住惯了，哪儿也不想去。其实我是舍不得。舍不得这个县城，舍不得柳树沟，舍不得韩大叔，舍不得那棵老槐树。我常一个人坐车去柳树沟，看看韩大叔，看看拴柱，看看韩婶的坟。韩大叔已经九十多了，耳背得厉害，可看见我还是笑，说：“小周来了。”我说来了。他就拉着我的手，说些陈年旧事。说他年轻的时候，说他跟韩婶结婚的时候，说韩婶生老大老二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小周，我想你婶子了。”我说大叔，婶子在那边挺好的。他说：“我知道，可我还是想。”

有一次，我带着我孙子去柳树沟。孙子八岁，看见韩大叔家的土坯房，说：“爷爷，这房子好破。”我说是啊，可这房子里住过好人。他问：“啥好人？”我说：“一个叫韩婶的奶奶，她给我做过红薯稀饭，给我卧过荷包蛋，给我缝过鞋。她穷，可她心好。”孙子似懂非懂，说：“那我长大了，也做好人。”我说好，做好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韩婶坐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白面面条，卧着荷包蛋。她回过头，冲我笑，说：“小周同志，来吃饭了。”我醒了，枕头湿了一片。我坐起来，看见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秋天，我第一次去韩家，那顿让我心情沉重的早饭。想起那盆清汤寡水的稀饭，那碟腌萝卜条，那两个黑乎乎的窝头。想起韩婶那张枯瘦的脸，想起拴柱那双直勾勾的眼睛。想起韩大叔说的“乡下人家，没啥好东西，小周同志别嫌弃”。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差的一顿饭，可也是最好的一顿饭。

它让我明白了，日子可以过得那么难，可人还可以活得那么有劲儿。它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平凡生活的本质。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前，不管吃的是稀饭还是饺子，只要人还在，心还齐，日子就能过下去。它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爱与包容。韩大叔包容了韩婶的病，包容了老二的早逝，包容了生活的所有不公。韩婶包容了贫穷，包容了病痛，包容了命运给她的一切。拴柱包容了失去，包容了匮乏，包容了本该无忧无虑却不得不早熟的童年。而我，包容了自己的无力，包容了那些我无法改变的，接受了那些我能改变的。

如今我也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可我总觉得，我还是那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背着铺盖卷，走在去柳树沟的山路上。路两边是金黄的玉米地，风一吹，沙沙响。前面是那个小村庄，炊烟袅袅，鸡鸣狗吠。有个瘦小的老太太站在院门口，冲我笑，说：“小周同志，来吃饭了。”

那顿饭，我吃了一辈子。还没吃完。

韩婶，你看见了吗？咱家，越来越好了。咱这地方，越来越好了。咱这日子，越来越好了。你放心，我记着呢。记着那顿早饭，记着那盆稀饭，记着那碟咸菜，记着那两个黑窝头。记着你的笑，记着你的话，记着你的心。记着这平凡的日子里，那些不平凡的爱。

我穿着你做的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只要走着，就有希望。就像韩大叔说的，最难的日子都过了，往后只会越来越好。

我信。我一直信。

韩婶走后的第三个秋天，我做了个决定。

那天在县农业局的办公室里，我翻着各公社报上来的秋收简报，忽然看到梨花公社的数据，心里咯噔一下。柳树沟大队的粮食产量比去年又降了一成，人均口粮不到三百斤。我盯着那张表格看了很久，然后去找局长，说我想申请长期驻点梨花公社，不是蹲点三个月，是扎下去，至少三年。

局长姓马，五十多岁，抗美援朝下来的转业干部，腿上还有弹片，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听了我的申请，沉默了半天，从抽屉里摸出烟点上，说：“小周，你在局里干得好好的，下去干啥？蹲点一年两年是锻炼，蹲一辈子就是牺牲了。”

我说局长，我不是牺牲，我是觉得那儿需要人。我在柳树沟蹲了两年，知道那儿的地为啥不打粮，知道那儿的人为啥穷。种子不行，技术不行，路不通，水不够。可那些人都好，都肯干，只要有人帮一把，就能翻身。

马局长吸了口烟，慢慢吐出来，说：“你这个人，我了解。认准了的事，八头牛拉不回来。行，我批了。不过有个条件，你下去是驻社干部，编制还在局里，工资照发，但补贴少一半。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

他看了我一眼，说：“还有一个条件，每年给我写一份调查报告，实实在在的，别光写成绩，问题也要写。我要知道农村到底啥样，好给上面反映。”

我说行。

就这样，一九七六年冬天，我背着铺盖卷，第二次来到了梨花公社。这回不是蹲点，是扎根。公社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在公社大院后面，一间土坯房，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比队部那间还小，可我不在乎。我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放，把从县里带来的几本书往桌上一摆，就算安了家。

第二天我就去了柳树沟。韩大叔在院里劈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扔下斧子，走过来，上下打量我，说：“小周，你咋又来了？”我说大叔，这回我不走了。他问啥意思，我说我调到公社了，以后就在这儿工作。他半天没说话，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你婶子要是知道，该高兴了。”

我去韩婶坟上看了看，烧了刀纸，磕了头。坟头的柏树又长高了，绿油油的。我蹲在坟前，说：“婶子，我回来了，这回不走了。你放心，韩家的事，我管到底。”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吹得柏树叶子沙沙响，像是韩婶在应我。

拴柱那年十七了，在县里念高中，住校，一个月回来一趟。他听说我调回来了，专门从县里跑回来，见了我，眼睛红红的，说：“周哥，你真不走了？”我说真不走了。他说那好，我毕业了也回来，跟你一起干。我说你先好好念书，考大学，学本事。他说我学农，跟你一样。我笑了，说好，咱爷俩一起干。

驻社的日子，比蹲点忙多了。全公社八个大队，三十多个生产队，我骑着自行车挨个跑。那辆自行车是公社的，永久牌，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带着个军用水壶，揣两个窝头，到地里跟社员一起干活。中午在地头歇晌，就跟队长、老农聊天，问他们今年种了啥，收了多少，有啥难处。晚上回到公社，点上煤油灯，把白天记的东西整理成笔记。那段时间，我写了满满三大本，密密麻麻的，比我在农校学的还扎实。

我发现，梨花公社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地不少，人均两亩多，可都是山坡地，土层薄，不保水，不保肥。种子是老品种，玉米是黄马牙，小麦是红秃头，产量低，还容易倒伏。化肥几乎没有，全靠农家肥，可猪少牛少，肥也少。水利就更别提了，全公社只有两条水渠，还是土渠，渗漏严重，浇不了几亩地。路也不通，收了粮运不出去，想买的东西运不进来。

可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人。年轻人都想往外跑，当兵的当兵，招工的招工，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地里干活的全是四五十岁往上的。有一回我在杨家沟，看见一个老头扶着犁，后面跟着个十来岁的孙子撒种。老头七十了，腰弯得跟虾米似的，犁一会儿就喘半天。我问队长，年轻人都去哪儿了？队长说，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走不了的。我说那地咋办？队长说，种呗，种多少算多少，总比荒了强。

我把这些写在调查报告里，寄给马局长。马局长看了，给我回了封信，说小周，你写得实在，我看了心里不好受。可这是全国的问题，不是咱一个县的问题。你先别急，慢慢来，能做一点是一点。我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农村到底啥样。

转过年来，开春播种的时候，我干了件大事。我从县种子站弄了三百斤杂交玉米种，是农科院新培育的，叫“中单二号”，据说产量比老品种高一倍。种子站站长是我农校的同学，姓李，叫李志远，跟我关系好。我找他磨了半天，他说种子有是有，可分配完了，就剩这点，本来是留着做试验的。我说你就给我吧，我保证种出个样来。他拗不过我，说行，你拿去，可要是种砸了，你负责。我说我负责。

我把种子拉到柳树沟，找到赵支书。赵支书看了，说小周，这能行吗？老辈子种的都是黄马牙，这新品种，万一不适应咋办？我说赵支书，我在农校学的就是这个，这品种我在试验田里种过，能行。赵支书犹豫了半天，说要不先试种一块？我说对，就试种一块。

我选了韩大叔家那块地。那块地在村东头，两亩多，向阳，土质还算厚。韩大叔听说我要在他家地里试种新品种，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说小周，你说了算，你种啥我种啥。我说大叔，万一减产了，你可别怪我。他说怪啥，你还能害我？

播种那天，我亲自下地，教韩大叔怎么留行距，怎么下种，怎么覆土。韩大叔学得认真，拴柱也从县里赶回来帮忙。爷仨在地里忙了两天，把两亩多地全种上了“中单二号”。种完了，我在地头立了块木牌，写上“杂交玉米试验田”，还写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那几个月，我往韩大叔地里跑得最勤。出苗了，我去看，苗齐苗壮，比旁边的黄马牙高出一截。拔节了，我去看，秆子粗壮，叶子墨绿。抽穗了，我去看，穗大粒饱。韩大叔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小周，这新品种，看着就不一样。我说大叔，等着收吧。

秋收的时候，公社组织各大队来观摩。赵支书领着人来了，杨家沟的杨支书来了，李家坪的李支书也来了。我拿尺子量，拿秤称，现场测产。两亩零三分地，收了玉米一千八百斤，平均亩产七百八十斤。旁边韩大叔家另一块地种的老品种，亩产不到三百斤。

在场的人都傻了眼。杨支书蹲在地头，掰着个玉米棒子看了半天，说：“小周，这玩意儿，明年给我也弄点种。”李支书说：“我也要。”赵支书拍着我的肩膀，笑得合不拢嘴：“小周同志，你这一炮，打响了。”

韩大叔站在旁边，嘿嘿笑，说：“我信小周，没错。”

那年冬天，我把“中单二号”的推广计划报给了公社。公社开会研究，决定在全社推广两千亩。种子不够，我又去找李志远，他说这回真没了，你得找省农科院。我写信给省农科院，人家给我回了信，说种子有，但要提前订。我又跑县农业局，找马局长批了指标，从省里调了五千斤种子。

第二年，梨花公社大面积种上了杂交玉米。我天天泡在地里，教社员怎么种，怎么管，怎么防虫。拴柱那会儿已经考上省农学院了，暑假回来，跟着我一起跑。他学的是农学，理论比我扎实，又肯吃苦，社员们都喜欢他。有人说，韩老三家的娃，出息了，跟小周同志一样，是咱农民的贴心人。

秋收的时候，全公社玉米平均亩产五百二十斤，比往年翻了一番。交完公粮，家家户户的囤子都满了。韩大叔那年收了三千多斤玉米，留足口粮，还卖了一千多斤，换了钱，买了头小猪崽。他站在院里，看着满囤的玉米，说：“小周，你婶子要是能看到这些粮，该多高兴。”我说婶子看得到的。

那几年，我带着公社的技术员，不光推广良种，还推广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梨花公社的粮食产量年年往上走，从全公社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到一九八零年，人均超过五百斤，不仅够吃，还有余粮卖给国家。赵支书每次见到我，都说：“小周，你是咱梨花公社的功臣。”我说赵支书，我不是功臣，我就是个技术员，干了我该干的。

可我知道，光有粮还不够。人不能光吃饱，还得有钱花。梨花公社的社员，除了种粮，没别的来钱路。我想了想，跟公社书记商量，能不能发展点副业。公社书记姓张，是个务实的人，他说小周，你有啥想法？我说咱这地方，山坡地多，种粮不是优势，可以种果树。苹果、梨、枣，都行。张书记说，那玩意儿能行？我说我在农校学过，咱这气候、土壤，适合种苹果。他说那得多少年才能见效益？我说三五年。他说，三五年，社员等得了吗？我说，等不了也得等，总不能光靠种粮，一辈子受穷。

我带着人去了趟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五百棵苹果苗，在柳树沟和杨家沟试种。韩大叔把自家的山坡地拿出来，种了两亩苹果。我说大叔，这苹果三五年才能挂果，这几年没收益。他说没事，我有粮吃，不差这点。我说万一失败了呢？他说失败就失败了，大不了砍了当柴烧。

苹果苗种下去，我天天去看，浇水、施肥、剪枝、防虫。韩大叔比我还上心，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果园转一圈。有一回，一棵苗让羊啃了，他心疼得不行，蹲在地头抽了半宿烟。后来他干脆在地头搭了个草棚，晚上就睡在那儿，看着果园。

第三年，苹果树开花了，满树粉白，好看得很。韩大叔站在树下，笑得合不拢嘴，说：“小周，这花真好看，你婶子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我说婶子看得到的。他说：“对，她看得到，她在天上看着呢。”

第五年，苹果挂果了。头一年挂果，结得不多，可个头大，颜色红，咬一口，脆甜。韩大叔摘了一篮子，先给韩婶坟上供了三个，然后拎着篮子挨家挨户送。送到赵支书家，赵支书咬了一口，说：“韩老三，你这苹果，比县里卖的都好吃。”韩大叔说：“那是小周弄的苗，我哪会种。”赵支书说：“苗是小周弄的，可地是你种的，你俩，都有功。”

后来，梨花公社的苹果出了名，县里的供销社上门收购，一斤三毛钱，比种粮强多了。韩大叔那两亩果园，一年能卖两千多块，加上种粮的钱，一年收入三千多。他盖了三间新瓦房，买了台电视机，成了村里第一个买电视的人。每天晚上，院里坐满了人，看电视，唠嗑，热闹得很。韩大叔坐在人群中间，抽着旱烟，笑眯眯的，说：“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九八三年，拴柱大学毕业，分到了县农业局，跟我当年一样。他回来那天，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个干部了。韩大叔看着儿子，眼圈红了，说：“你娘要是能看到你穿这身衣裳，该多高兴。”拴柱说：“爹，我娘看得到的。”韩大叔点点头，说：“对，看得到。”

拴柱在县里干了两年，主动申请回梨花公社，当农技站站长。他说，周哥，我跟你一样，想扎在基层。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想好了。我说基层苦。他说苦怕啥，我从小吃苦长大的。我说那行，咱爷俩一起干。

拴柱回来那年，我三十五了，在梨花公社已经蹲了七年。七年里，我成了家，媳妇是公社小学的老师，姓林，叫林秀芝，也是县里下来的知青，比我小五岁。我们结婚的时候，韩大叔是证婚人，赵支书是司仪，公社张书记讲了话。婚礼在公社食堂办的，摆了八桌，每桌八个菜，有鱼有肉，还有韩大叔送的苹果。韩大叔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小周，你婶子要是能看到你结婚，该多高兴。”我说婶子看得到的。他说：“对，看得到，她在天上看着呢。”

第二年，我儿子出生了，取名周念韩。秀芝问，为啥叫念韩？我说，念着一个叫韩婶的人。她问，韩婶是谁？我把韩婶的事跟她说了。她听了，抹了半天泪，说：“这名字好，就叫他念韩。”

念韩满月那天，韩大叔提着一篮子鸡蛋来看。他抱着念韩，看了半天，说：“像你，小周，眉眼像你。”我说像秀芝。他说：“像秀芝好，秀芝俊。”他逗念韩，念韩笑了，他也笑了，说：“小周，你这辈子，值了。”我说大叔，你也是。他说：“我？我算啥？”我说，你养了个好儿子，种了满囤的粮，还有满园的苹果，咋不值？他想了想，说：“那倒是。”

可日子不会一直顺。

一九八五年，赵支书得了病，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医生说没办法了，回家养着吧。我听说消息，赶回柳树沟。赵支书躺在炕上，瘦得脱了相，可看见我，还是笑了，说：“小周，你来了。”我说来了。他说：“小周，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我说值，你领着大伙分田到户，领着大伙修水渠，领着大伙种良种，咋不值？他说：“可我总觉得，有些事没干完。水渠还没修完，路还没修通，果园才刚起步……”我说赵支书，你放心，没干完的事，我接着干。他拉着我的手，说：“小周，你是个好人。我走了以后，你帮衬着点村里。”我说你放心，我一定。

赵支书是那年冬天走的。出殡那天，全大队的人都去了，队伍排了半里地。韩大叔走在前面，我扶着他的胳膊。他一边走一边哭，说：“老赵啊，你咋就走了呢？你走了，咱柳树沟谁来管啊？”我攥紧他的胳膊，说：“大叔，有我呢。”

赵支书走了以后，大队改选了支书，选了刘会计。刘会计叫刘志文，四十多岁，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找到我，说：“小周同志，我干支书，心里没底，你得帮我。”我说刘支书，你放心，我帮你。他说：“你说咱下一步干啥？”我说，修路。他说修路？我说对，要想富，先修路。咱这地方，收了粮运不出去，种了果子也运不出去，不修路，啥都白搭。他说，修路得要钱。我说我去县里跑。

那半年，我跑县里跑公社，写报告，打申请，找领导。马局长已经退休了，新局长姓陈，四十来岁，年轻人，有魄力。我找他汇报，说梨花公社想修路，缺资金。他问，缺多少？我说，预算三万。他说，县里给你一万，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我说行。

我又找公社张书记，张书记说，公社给你五千，再多了没有。我说五千也行。剩下的，我去找各大队凑，去找县里各部门要。跑了三个月，凑了两万五，还差五千。正发愁呢，韩大叔来了，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毛票，还有钢镚，凑起来一千多。他说：“小周，这是我这几年攒的，你拿去修路。”我说大叔，这是你的养老钱。他说：“养老？我养啥老？我有吃有喝，要钱干啥？你拿去，修路要紧。”我说不行，这钱我不能要。他急了，说：“小周，你是不是嫌少？”我说不是，大叔，这钱是你的血汗钱。他说：“我的血汗钱，我愿意花在修路上。你婶子要是活着，她也愿意。”

我收下了，鼻子发酸。韩大叔开了头，村里人跟着凑，你五十，我一百，拴柱把一个月工资全捐了。凑到最后，三万还多出两千。路修了三个月，从公社到柳树沟，十里路，铺了石子，压了柏油，平平整整的。通车那天，韩大叔站在路边，看着汽车开过去，说：“小周，这路，真平。”我说大叔，以后你种的苹果，能直接拉到县里卖了。他说：“好，好，你婶子要是能看到这路，该多高兴。”我说婶子看得到的。

路通了以后，梨花公社的苹果、梨、红枣，都能运出去了。县里的贩子开着车上门收，价钱比往年高了两成。韩大叔那两亩果园，一年能卖三千多。他盖了新房，给拴柱娶了媳妇，还在院里打了口井，安了压水机。他说：“小周，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可就在日子好起来的时候，韩大叔病了。

那年冬天，韩大叔感冒了，咳嗽，发烧，在公社卫生院拿了点药，吃了几天不见好。我把他送到县医院，一查，肺炎。医生说，年纪大了，免疫力差，得住院。我给他办了住院手续，垫了医药费。他躺在病床上，说：“小周，我没事，你忙你的去。”我说大叔，我没事，我陪你。他说：“你媳妇孩子还在家呢。”我说秀芝知道，她让我陪你。

住了半个月院，韩大叔出院了。身体不如从前了，走路得拄棍，耳朵也背了，跟他说话得大声喊。可他精神还好，每天还是去果园转一圈，看看树，看看果子。我说大叔，你歇着，果园的事我来。他说：“我不累，我就是看看，看看就踏实。”

那年春节，我把韩大叔接到公社，跟我们一起过年。秀芝做了八个菜，有鸡有鱼有肉，还包了饺子。韩大叔坐在桌边，看着满桌的菜，说：“小周，这日子，真好。”我说大叔，以后年年都这么好。他说：“年年？我还能活几年？”我说大叔，你身体好着呢。他笑了笑，说：“小周，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他说：“我要是走了，你把我埋在你婶子旁边。”我说大叔，你说啥呢。他说：“你听我说完。我这辈子，没啥本事，就种了点地，养了个娃。可我觉得，值了。你婶子跟着我，没享过福，我对不起她。我死了，去那边陪她，跟她说说话。”我眼圈红了，说：“大叔，你别说了。”他说：“好，不说了，吃饭。”

那年春天，韩大叔又病了。这回是心脏，老毛病。在县医院住了几天，医生说，年纪大了，器官都老化了，没办法。我把他接回柳树沟，拴柱也从县里赶回来。韩大叔躺在炕上，拉着我和拴柱的手，说：“拴柱，你周哥是咱家的恩人，你一辈子不能忘。”拴柱哭着说：“爹，我知道。”他又说：“小周，我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认识了你。”我说大叔，是我最对的事，是认识了你和婶子。他笑了，说：“你婶子要是听到你这话，该高兴了。”

那天晚上，韩大叔走了。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拴柱趴在炕前，哭得说不出话。我站在旁边，看着韩大叔那张平静的脸，想起我第一次见他，他蹲在灶前烧火，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说：“哦，是小周同志吧？”想起他给我蒸窝头，想起他拉着我喝红薯烧，想起他在地里种玉米，想起他在果园里搭草棚，想起他凑钱修路，想起他说“你婶子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韩大叔的后事，办得简单，跟他的人一样。葬在韩婶旁边，两座坟挨着，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个烧火，一个做饭。拴柱在坟前立了块石碑，刻着“韩门韩公之墓”，旁边是“韩门张氏之墓”。我蹲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大叔，婶子，你们放心，韩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拴柱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这辈子，管到底。”

韩大叔走了以后，我常去柳树沟。去看看那两座坟，去看看那个院子，去看看那片果园。果园里的苹果树已经长到碗口粗了，春天开一树花，秋天结一树果。我站在树下，想起韩大叔蹲在地头抽烟的样子，想起他说“失败就失败了，大不了砍了当柴烧”。我笑了，眼泪却下来了。

拴柱后来当了县农业局局长，干了十年，把全县的农业搞上去了。他常跟我说，周哥，我爹要是能看到现在这样，该多高兴。我说你爹看得到的，你娘也看得到的。他说，周哥，你说这人死了，真能看见吗？我说，能。他说，你咋知道？我说，因为我每次去你爹娘坟上，都觉得他们在跟我说话。他说，说啥？我说，说“小周，好好干”。

我退休那年，五十八岁。在梨花公社干了二十三年，从二十二岁到四十五岁，又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八岁，大半辈子都扔在那片黄土坡上了。退休的时候，县里给我开了个欢送会，陈局长——当年的小陈，现在也快退了——说，老周，你是咱县农业系统的老黄牛，一辈子扎在基层，不容易。我说，没啥不容易的，我就是干了点该干的。

退休后，我搬回了柳树沟。村里给我划了块宅基地，我盖了三间房，一个小院。院里种了棵枣树，是韩婶当年种的那棵枣树的枝子扦插的，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春天开一树碎花，秋天结一树红枣，甜得很。我每天早上起来，扫扫院子，浇浇树，然后去韩大叔和韩婶坟上转一圈。坟头的柏树已经长到三丈高了，郁郁葱葱的。我坐在坟前，跟他们说说话，说村里的事，说县里的事，说拴柱的事，说我孙子的事。说完了，就回去。

秀芝也跟着我搬回来了。她说，你在这儿待了一辈子，我也跟你在这儿待一辈子。她在院里种了点菜，养了几只鸡，日子过得清闲。儿子念韩在省城工作，逢年过节回来，带着媳妇孩子。孙子叫周忆韩，今年八岁了，上小学二年级。他问我，爷爷，为啥我叫忆韩？我说，忆着一个叫韩婶的奶奶，一个叫韩大叔的爷爷。他问，他们是谁？我说，他们是好人。他问，啥是好人？我说，好人就是，自己穷，还想着别人；自己苦，还笑着过日子；自己没文化，还供孩子念书。他似懂非懂，说，那我长大了也做好人。我说好，做好人。

去年秋天，忆韩放暑假，来村里住。我带他去韩大叔的果园，摘苹果。苹果树已经老了些，可还是结满了果，红彤彤的，压弯了枝头。忆韩摘了一个，咬了一口，说，爷爷，这苹果真甜。我说，这是你韩爷爷种的树。他问，韩爷爷呢？我说，韩爷爷不在了。他问，去哪儿了？我说，去天上了。他抬头看天，说，天上？我说，对，天上。他问，那他能看见咱们吗？我说，能。他问，那他能看见我吃苹果吗？我说，能。他笑了，说，那我多吃几个。我说，好，多吃几个。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里的枣树下，看着满天的星星。忆韩坐在我旁边，问，爷爷，你年轻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爷爷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啥也不懂。他说，那你咋懂的？我说，是韩爷爷和韩奶奶教的。他问，他们教你啥了？我说，他们教爷爷，日子再难，也得过。人再穷，也得有骨气。他们教爷爷，人心换人心，你对别人好，别人就对你好。他们教爷爷，平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福气。他问，啥是平凡？我说，平凡就是，一家人围在一张桌上吃饭，不管吃的是稀饭还是饺子，只要人还在，心还齐，日子就能过下去。

他想了想，说，爷爷，我懂了。我说，你懂啥了？他说，平凡就是，你跟我，跟奶奶，跟爸爸，跟妈妈，在一起。我说，对，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九七三年秋天，我第一次去韩家，那顿让我心情沉重的早饭。梦见那盆清汤寡水的稀饭，那碟腌萝卜条，那两个黑乎乎的窝头。梦见韩婶那张枯瘦的脸，梦见拴柱那双直勾勾的眼睛。梦见韩大叔蹲在灶前烧火，抬起头，说：“哦，是小周同志吧？”梦见韩婶回过头，冲我笑，说：“小周同志，来吃饭了。”梦见韩大叔站在老槐树下，说：“小周，你是个好人。”梦见韩婶坐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白面面条，卧着荷包蛋。梦见他们俩站在果园里，看着满树的苹果，说：“小周，这日子，真好。”

我醒了，枕头湿了一片。我坐起来，看见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我穿上鞋，走到窗前。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我推开窗，秋风吹进来，带着苹果的香味。我回头看了看床头那双绣着“前程”的布鞋，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可针脚还在，细密密的，像韩婶那颗细致的心。

我想，日子就是这样吧。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有人哭了，有人笑了。可不管怎样，天总会亮，日子总要过。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穿着那双绣着“平安”或“前程”的布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只要走着，就有希望。就像韩大叔说的，最难的日子都过了，往后只会越来越好。

我信。我一直信。

韩婶，你看见了吗？咱家，越来越好了。咱这地方，越来越好了。咱这日子，越来越好了。你放心，我记着呢。记着那顿早饭，记着那盆稀饭，记着那碟咸菜，记着那两个黑窝头。记着你的笑，记着你的话，记着你的心。记着这平凡的日子里，那些不平凡的爱。

我穿着你做的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只要走着，就有希望。

那年秋天，忆韩开学前，我带他去了趟韩大叔和韩婶的坟上。坟头的柏树又高了些，叶子绿得发亮。我让忆韩在坟前鞠了三个躬，说：“忆韩，这是韩爷爷和韩奶奶。你记住，咱家的日子，是从这顿早饭开始的。”忆韩问：“啥早饭？”我说：“一顿红薯稀饭，一碟腌萝卜，两个黑窝头。”他问：“好吃吗？”我说：“不好吃。可那是韩奶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他想了想，说：“爷爷，我懂了。他们穷，可他们心好。”我说：“对，他们穷，可他们心好。”

那天从坟上回来，路过村口的老槐树，忆韩问：“爷爷，这树多少年了？”我说：“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它就这么粗了。”他摸了摸树干，说：“它比韩爷爷还老吗？”我说：“比韩爷爷老。”他说：“那它记得韩爷爷吗？”我说：“记得。它记得韩爷爷在这儿送过我，记得韩奶奶在这儿等过我，记得你爸爸在这儿长大，记得你爷爷我，从年轻走到老。”他说：“那它也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你以后常来，它就记得你了。”

忆韩笑了，说：“那我以后常来。”我说：“好，常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里的枣树下，看着忆韩在院里追鸡玩。秀芝在旁边择菜，说：“念韩打电话来，说下个月回来。”我说：“好。”她说：“他说要带你去省城住几天。”我说：“不去了，我这儿挺好。”她说：“你就去转转，看看孙子。”我说：“我天天看孙子。”她笑了，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个村。”

我说：“不是守着这个村，是守着这些人。”

她问：“哪些人？”

我说：“韩大叔，韩婶，拴柱，赵支书，还有你，念韩，忆韩。”

她说：“那我呢？”

我说：“你也在。”

她笑了，说：“你这个人，嘴上不说，心里啥都明白。”

我说：“明白。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个梦。梦见韩婶坐在灶前烧火，锅里煮着白面面条，卧着荷包蛋。她回过头，冲我笑，说：“小周同志，来吃饭了。”我走过去，坐在那张缺腿的方桌前。韩大叔递给我一双筷子，说：“小周，吃面。”我接过筷子，挑起面条，热气扑在脸上。韩婶坐在对面，笑着说：“小周，多吃点，锅里还有。”拴柱从门外跑进来，说：“周哥，我也要吃。”韩大叔说：“给你哥留点。”拴柱说：“我就吃一口。”韩婶说：“别抢，都有。”

我吃着面，看着他们，觉得心里暖乎乎的。我想，这就是日子吧。这就是平凡的日子。一碗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不管外面风多大，雨多大，只要这张桌还在，这碗面还在，这些人还在，日子就能过下去。

我醒了，天已经亮了。我坐起来，穿上那双绣着“前程”的布鞋，走到院里。枣树上落了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秀芝在灶房里做饭，锅碗瓢盆响。忆韩在院里追鸡，咯咯笑。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坡，看着那片果园，看着村口的老槐树，看着韩大叔和韩婶坟头的柏树。

我想，这就是平凡生活的本质吧。不是大富大贵，不是轰轰烈烈，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前，不管吃的是稀饭还是饺子，只要人还在，心还齐，日子就能过下去。

我也明白了什么叫爱与包容。韩大叔包容了韩婶的病，包容了老二的早逝，包容了生活的所有不公。韩婶包容了贫穷，包容了病痛，包容了命运给她的一切。拴柱包容了失去，包容了匮乏，包容了本该无忧无虑却不得不早熟的童年。赵支书包容了误解，包容了劳累，包容了那些他没能做完的事。而我，包容了自己的无力，包容了那些我无法改变的，接受了那些我能改变的。

这就是平凡众生。这就是治愈成长。这就是爱与包容。这就是成年人的自我和解。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太阳升起来，照在黄土坡上，照在果园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韩大叔和韩婶的坟上。我笑了，说：“韩婶，你看见了吗？咱家，越来越好了。”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吹得枣树叶子沙沙响，像是韩婶在应我。

我转身回院，秀芝端着一碗面条出来，说：“吃饭了。”

我说：“好，吃饭。”

忆韩跑过来，说：“爷爷，我也要吃。”

我说：“来，一起吃。”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院里的石桌前，一人一碗面条，热气腾腾的。忆韩吃得呼噜呼噜响，秀芝一边吃一边说：“慢点，别烫着。”我吃着面，看着他们，觉得心里满满的。

我想，这就是日子。这就是平凡的日子。一碗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不管外面风多大，雨多大，只要这张桌还在，这碗面还在，这些人还在，日子就能过下去。

这就是我从那顿早饭里学到的。一顿让我心情沉重的早饭，教会了我一生最珍贵的东西。

韩婶，谢谢你。韩大叔，谢谢你。你们教会了我，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爱，什么叫平凡。

我记着呢。一辈子记着呢。

那顿早饭，我吃了一辈子。还没吃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