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华制华？美媒：美国需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如何成功扩展国际盟友

要理解这场竞争，得从头说起。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设计了一套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经济基础、以军事同盟为安全架构的全球秩序。北约在1949年成立，随后是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遍布中东和东南亚的军事基地网络。这套体系的内在逻辑很清楚：盟友国家面临苏联的现实军事威胁，愿意将安全主权让渡给华盛顿来换取保护。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依赖的是恐惧与威胁共同构成的黏合剂。冷战结束之后，这个黏合剂就开始失效了，只不过这个过程花了三十年才真正显现出来。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历史节点。那一年，新中国在极为有限的物质基础上，凭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拉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道义认同。不干涉内政、主权平等、互利共赢——这几条原则在当时的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那里引发了强烈共鸣，因为它们的对立面正是西方列强几百年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记忆。这种道义资本在随后数十年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直到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庞大、能够将这种道义立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合作，才真正开花结果。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这颗种子破土的关键时刻。以基础设施融资为切入口，中国把自己在高铁、公路、港口、电力工程上积累的工业能力，直接对接上了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基础设施短板。肯尼亚的蒙内铁路连通了内陆与沿海，是东非近百年来的第一条新建标准铁路；亚吉铁路让埃塞俄比亚获得了通向吉布提港的便捷出海通道；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建设让一个长期欠发达的沿海地区看到了经济转型的可能性。这些项目的争议存在，债务可持续性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歇，但对于受援国普通民众来说，一条铁路、一座电站的实物存在，远比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协议更有说服力。

2023年是中国外交成果最密集的一年之一，其中3月份由北京斡旋达成的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协议，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笔。这两个长达数十年在地区层面相互对抗的中东大国，在中国的斡旋下握手言和，而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件事在国际社会投下的震动，远不止于一个双边外交事件本身——它传递的信号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中东地区唯一具备调停能力的大国。同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德里峰会上正式接纳伊朗为成员国，这个曾经以中亚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地区组织，正在逐步演变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覆盖能源、安全与政治对话的综合性多边平台。

紧接着在2024年1月，扩容后的金砖国家正式开张。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五个新成员加入，阿根廷因米莱政府上台后的政策转向主动放弃了入组机会。即便如此，扩容后的金砖集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体量已超过七国集团，能源资源的控制力更是远超后者。这一结果在西方媒体那里引发了大量”去美元化”“平行秩序”的担忧讨论——这种担忧的具体走向见仁见智，但它指向的结构性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在寻找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备选框架。

美国现任政府的外交路子让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北约盟友的军费分摊问题持续施压，加征关税的威胁横跨欧洲盟友和亚太伙伴，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在2025年前后明显加深。AUKUS核潜艇项目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持续的政治争议，核废料处理、技术转让时间表、主权与依附关系等敏感议题被反复拿出来讨论。QUAD框架内，印度在印太战略上的参与姿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感，新德里既不会放弃与北京的正常外交经济往来，也不会允许自己被绑定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前沿棋子。这些裂缝的存在，让美国媒体关于”同盟优势”的论述越来越像是自我安慰。

美国媒体归纳的中国”成功经验”中，有几个维度值得深入剖析。在援助模式上，中国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立场，尽管商业利益考量确实存在，但受援国政府的政策自主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在关系网络建设上，中国通过政党交流平台、官员赴华培训项目、媒体合作机制，在多个发展中国家持续培育了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政治联系，这种关系渗透的深度和持续性是美国国务院的项目预算难以在短期内追上的。在多边框架运用上，“一带一路”、金砖、上合三个层次互相嵌套，让双边利益进入更大的制度性框架，退出成本被系统性地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