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重庆一间茶馆里,演员项堃见到了周恩来。此前,他并不知道约见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人,更没想到,这次谈话会改变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周恩来没有一上来就谈任务,而是先问起项堃近年的演出,问他在剧团过得怎样,问文艺界的朋友还有哪些人在坚持。话题看似平常,却一直围绕着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处境展开。
谈到后来,周恩来才说明来意。他希望项堃夫妇利用自身身份和文艺界的交往,接近国民党内部有关人士,设法了解一些重要情况,为抗战和革命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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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危险,你们要考虑清楚。”
项堃听完,没有把这看成一次普通的文艺安排。他很清楚,演员出席宴会、接触各界人士,本来就容易引起注意;若承担秘密任务,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便不是丢掉一份工作那么简单。
他还是答应了。
这个决定并非突然。项堃原名王象坤,少年时期生活艰苦,几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1929年,他凭借自学考入济南师范学校。学校图书馆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古今中外的书籍让他逐渐认识社会,也形成了鲜明的是非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报刊发表抗日题材小说,因此遭到逮捕,后经家人营救获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改名为项堃。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他走上了戏剧和电影舞台。
1935年,项堃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剧专,并在那里遇到了曹禺。曹禺既是他的戏剧老师,也在生活上给予过实实在在的帮助。项堃经济拮据,曹禺便替他安排图书馆工作,让他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
他练功很苦。天刚亮,别人还在休息,他已经起床跑步;锻炼结束,又拿起台词反复朗读。发音、气息、节奏,一遍遍磨。多年积累,使他后来在舞台上能够承担重要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项堃没有继续安稳求学。1937年,他因经济压力离开学校前往上海,经曹禺推荐进入中国旅行剧团。剧团生活并不宽裕,有时连续演出,收入仍难以保证温饱,但《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给了他大量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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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局势紧张,中国旅行剧团面临转移。有人担心,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去香港演出是否会被误解。周恩来得知后表示,剧团既要解决生存问题,也可以把演出变成抗日宣传的平台,香港同胞同样有爱国热情。
同年8月,剧团转往香港。项堃后来参加武汉合唱团,随团赴广州、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演出。每到一处,华侨都积极协助,有人搬运道具,有人维持秩序,演出结束后还捐款捐物支援国内抗战。
两年多的奔波,让项堃看到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持,也让他更加明白,舞台并不只是表演场所。它可以传递消息,凝聚人心,也能把分散在各地的力量联系起来。
回到重庆后,他继续从事话剧和电影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堃加入中华剧艺社。这个进步文艺团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工作联系密切,他也因此与周恩来等人有了更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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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聚集着大量机关、文艺团体和文化人士。郭沫若、曹禺、老舍等人都曾在这里开展创作。表面上看,项堃只是演员;实际上,他凭借演出、聚会和行业交往,拥有普通人难以获得的接触渠道。
茶馆密谈后,周恩来安排专门人员与项堃夫妇保持联系。此后,他们出席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宴会和社交场合,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留意各类动向,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这类工作没有戏台上的掌声,也不能留下明显痕迹。一次谈话、一个名单、一条消息,都可能牵涉重要人物和战场形势。项堃夫妇必须控制言谈,更要经得住环境变化和各种诱惑。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重庆各界举行过多次公开活动和宴会。项堃曾参加有关聚会,并与毛泽东见面。这段经历后来被他视为一生中难忘的记忆。对他而言,那不仅是演员与政治人物的一次相逢,也与此前多年在舞台内外承担的责任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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