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评定级别工作，为次年实行军衔制度作准备。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件关系荣誉、待遇和职务安排的大事，甘祖昌却在得知自己被评为准军级后，提出了不同意见。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嫌级别低，而是觉得评得太高。
这件事传到妻子龚全珍那里，并非因为甘祖昌主动炫耀。那段时间，龚全珍在军区子弟学校工作，学校里也在进行人员级别评定。一些教师对结果不满，认为自己资格、能力并不比别人差，情绪很快影响了正常教学。
龚全珍出面劝解，意思很简单：评定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因此不上课，更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没想到，有人当面说道：“你是首长夫人，当然可以不计较。”
这句话让龚全珍十分难受。她回到家后，话少了，饭也没吃几口。甘祖昌看出异常，反复追问，她才把学校里的事情说了出来。
甘祖昌听完，没有马上接话。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阵，才表示，教师对评定结果有意见并不奇怪，组织允许反映情况，但停课终究不对。说到这里，他忽然把话题转到了自己身上。
“这次评定，我也有意见。”
龚全珍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也在为级别发愁。甘祖昌随即告诉她，自己已经写了报告，希望把情况向中央说明白。
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该被评得那么高。
甘祖昌随后提到学校里的两位老同志。一位管理员参加过平江起义，革命资历很深，这次只评到连级；总务工作者曾在长征中负责保管和押运伙食经费，白天随部队行军作战，夜间还要守护钱物，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不轻，评定结果也只是营级。
这些人的经历，甘祖昌十分清楚。他认为，评定级别不能只看职务，更要把革命年代的实际贡献、所处岗位和承担的责任放在一起衡量。若连这样的老同志都没有要求特殊照顾，自己更不应把级别看得过重。
按照相关回忆，甘祖昌原本估计，后勤部门给自己评为连级或营级已经合适，没想到上报后，评定结果一路调整，最终达到准军级。这让他感到不安，担心自己占了不该占的位置。
这份意见并未被采纳。组织对他的革命经历和工作贡献有自己的判断，并没有因为他的要求而降低评定结果。甘祖昌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从事后勤和财经工作，既经历过战争，也承担过建设时期的实际任务，级别并不是凭空而来。
他对工作的执着，也能从一次事故中看出。
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曾为落实一笔工业建设资金外出办理事务。途中，车辆经过一座桥时发生事故，桥面突然断裂，车辆坠落，甘祖昌头部和面部严重受伤，昏迷后被送往医院。两天后，他才恢复意识。
伤势尚未稳定，他便惦记起手头的工作。护士劝他安心休息，他却要求了解那笔资金的进展。医院后来联系有关人员，把汇报工作安排到病房里，甘祖昌在治疗期间继续处理业务。
这次受伤留下了脑震荡等后遗症，身体状况此后反复发作。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提出离开部队、回乡务农的请求。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伤病与个人选择共同造成的结果。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9月，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面对将军服和勋章，他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个人享受。
在家人面前，他反复提醒，军衔是组织给予的荣誉，不代表个人有资格凌驾于他人之上，更不能让家属借此获得便利。龚全珍和家人也作出承诺，不靠将军身份谋取特殊待遇。
此后，甘祖昌因身体原因离开部队，回到江西莲花县的农村生活。他参与修路、兴修水利、改良农田，和乡亲们一起劳动。一个曾经身着军装、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老红军，最终把生活重新放进了田地和村庄之间。
1954年那场“要求降级”的争议，也因此有了清楚的来龙去脉：甘祖昌争的不是个人高低，而是他心中那把不能失去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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