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块木板，凌晨四点，一个死刑犯从上海看守所翻了出去。
外头还没亮，威海卫路一带的街面冷清。看守所里先是找人，找不到，随后电话打到保密局上海站。
范纪曼跑了。
这个名字一报上去，值夜的人都知道麻烦大了。关在里面的不是寻常犯人，而是被国民党方面认定的“共党要犯”。处决的日子已经压到眼前，人却在最后几个钟头没了踪影。
几车人出去搜。
街口、弄堂、住处、旧关系，一处一处扑过去。可范纪曼像从上海的夜色里蒸发了。
他没有说话。
范纪曼生在一九〇六年，四川梁山人，后来梁山改称梁平。少年时读书，懂外文，学过艺术，若只看前半截，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教书、画画、翻译文章的人。
可一九二五年前后，他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操场上，年轻学员排队操练，木枪、绑腿、军装，汗水落在土里。范纪曼站在人群里，脸上还带着读书人的清瘦。
第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的风很快吹过来。汀泗桥、贺胜桥一带枪声密集，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明白，革命不是课本上的词。
范纪曼也在队伍里。
后来党组织派他回四川，在梁山、合川一带开展工作。山路、乡场、学校、茶馆，都成了他和同志接头的地方。
可地下工作最怕一个字。
断。
一九三〇年代前后，范纪曼几次被捕，又几次出来。组织关系一度中断，身份也变得复杂。他必须在国民党方面、社会关系和地下组织之间行走。
这不是戏文里的轻巧潜伏。
有些门，一旦进去，就不能回头。
北平时期，他接触到国民党特务系统人物，凭着外文能力和交际手腕，逐步打进对方内部。后来到上海，他以国防部第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等身份活动。
这层身份很刺眼。
一个共产党员，披着国民党方面的外衣，坐在敌人机关里，看文件、听消息、见人物。许多情报，不能写在明面上，也不能交给第二个人。
纸片要藏好。
话要说半句。
门口一有脚步声，手里的东西就得马上收起来。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范纪曼在上海等地从事情报和联络工作。他认识的人杂，懂的语言多，能进出不少普通地下党员进不去的场合。
可越是这样，刀口越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范纪曼在上海被捕。
那时的上海，已经听得见旧政权崩塌前的响动。前线吃紧，机关慌乱，保密局、中统、警备系统都在抓人、清人、转移档案。
范纪曼被关进看守所后，身份瞒不住了。
审讯、押解、监房、点名，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回忆，狱方在犯人名册上画圈，范纪曼意识到，自己可能快到尽头。
那一圈很冷。
四月十一日凌晨，范纪曼提出要上厕所。
看守放了人。
夜里的看守所，走廊窄，墙高，外面还有岗哨。范纪曼没有往该去的地方走，他找到一块木板，借着这点东西往墙边靠。
木板不长，也不结实。
可那一刻，它比枪还要紧。
第一次没成，摔下来，脸上受了伤。人一旦停住，天就要亮了。范纪曼又把木板架起来，抓住墙头，翻了过去。
他落到墙外。
然后跑进上海的夜里。
看守所乱了。保密局上海站很快得到消息，武装人员出去搜捕，有人去他的住处，有人沿街盘查，还有人拿着照片找线索。
没有用。
范纪曼没有回到他们以为他会回去的地方。上海弄堂密，关系网也密。他藏了起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
旧看守所的门还在，抓他的人却换了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回到组织工作，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等单位任职。可他的后半生并没有就此平静。
一九五五年，潘汉年案发生，范纪曼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刑二十年。
这一次，铁门关得更久。
从一九五五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在狱中度过二十年。出狱时，人已经老了。白发、旧衣、沉默，许多过去不能讲，也无人可讲。
一九八〇年，相关判决被撤销。
一九八四年，他恢复党籍。
这几个年份，像几枚钉子，钉在他的一生里：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四九年越狱，一九五五年入狱，一九八〇年平反，一九八四年恢复党籍。
范纪曼晚年在上海生活，身份归于平静。有人记得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先生，懂艺术，懂外文，待人温和。
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个老人，曾在凌晨四点用一块木板越过高墙。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上海龙华殡仪馆里，遗像摆在花圈中间。来送别的人站在厅里，看着这个老人最后一次安静地躺着。
那块木板早已不在。
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凌晨，威海卫路看守所的墙外，范纪曼已经跑进了天亮之前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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