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后，西方文明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我们仍在努力解读“特朗普2.0”带来的种种震荡与动荡。以外交政策为例：特朗普总统与一群“新右派”知识分子共同改变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事方式。

但这场剧变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宏大战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研究员莱昂纳德·A·舒特认为确实存在，或者至少有一项战略正在酝酿之中。

舒特将这一战略称为“文明主义”。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近期文章中解释道，该理论将把世界划分为由不同文明界定的势力范围，其中霸权国家（美国、中国）将主导各自的领域，并追求和平共处，而非谋求全球领导权。

舒特在与《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约翰·圭达的书面对话中，探讨了“文明主义”及其对国内外的影响。

约翰·圭达：特朗普2.0时代之前的传统外交政策派别有哪些？它们与“文明主义”有何不同？

莱昂纳德·A·舒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三大思想流派的影响。其一是“霸权主义”，主张美国应在全球（军事）层面发挥领导作用；其二是“自由国际主义”，主张美国应建立并维护一个合作体系；其三是“克制主义”，认为美国力量过度分散，应减少其在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的军事存在。

“文明主义”既排斥“霸权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普世野心，也与“克制主义”不同，因为它主张在美国西半球保持军事主导地位。

圭达：您如何定义“文明主义”？

舒特：这是一种世界观，认为国际体系应由若干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或许还有土耳其——共同主导。这些国家都声称代表着某种古老文明，因此应当主导各自的文明空间。换言之，“文明主义”为多极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依据。

圭达：是否可以说，至少在传统学派中，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采纳这些原则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

舒埃特：是的，尽管国内存在两极分化，但两党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广泛共识。两党都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必要的，因为美国既有责任也有深切利益去维护其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秩序。

圭达：相比之下，一个专注于文明研究的流派似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新右派知识分子是如何定义西方文明的？

舒特：对于新右派而言，与几代主流政客不同，西方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某种信条。它并非建立在那些可能起源于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但在原则上具有普世性的政治理念之上。例如宪政民主、个人人权、多元主义等。

而是建立在血统、宗教、语言和领土等传承特征之上的——西方是一个地域概念。按照同样的逻辑，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持久的且几乎无法克服的差异，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言，这些差异是“几个世纪的产物”。

圭达：您认为这一“大战略”的思想是与美国国内的类似观念并行不悖，还是源于这些观念？例如，本届政府的严格移民政策，或是其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举措？在您的文章中，您曾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新右派思想家将“自由主义视为西方文明的毒瘤，而非基石”。

舒特：如果不理解“新右派”的国内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理解文明层面的“大战略”。二者密不可分。

尽管新右翼各派支持者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拒绝传统的、融合主义的保守主义（自由市场、小政府、鹰派外交政策），也拒绝基于信条的美国身份认同理解。他们从集体、族裔宗教的角度来理解美国身份。美国人是白人、基督徒，其血统可追溯至欧洲。（副总统J·D·万斯谈到的就是美国的“传统”。）

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致力于强化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国内愿景，并保护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文明”。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三点。首先，控制西半球（即文明空间），以限制来自所谓异质文化的移民，并阻止破坏理想社会稳定的毒品流入。其次，不仅要在美国，还要在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欧洲打击自由主义——据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所言，欧洲正在实施“文明自杀”。因此，干涉欧洲事务相当于一种“文明内部政治”。第三，只要其他文明不干涉自身事务，就应尊重它们的影响范围。

圭达：文明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有哪些？

舒特：文明主义是“新右派”的一个项目，该团体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助长了“特朗普主义”，并拒绝“融合主义保守主义”（即传统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们及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的边缘。但随着特朗普的崛起，他们已前所未有地接近权力核心。

他们正在保守派知识界生态系统中将自身影响力制度化。像克莱蒙特研究所这样曾经处于边缘的机构，如今已成为右翼运动的核心。据统计，至少有70名克莱蒙特研究员项目的校友正在或曾任职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此外，像传统基金会这样曾经属于建制派的机构也已完成转型。此外，还有“美国复兴中心”等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过，这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副总统万斯与“新右派”关系密切。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也是如此。

圭达：在您的文章中，您提到了两个可能在未来共和党内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使天平向“新右派”倾斜的因素。

舒埃特：首先是人口结构因素。新右翼在年轻共和党人中比建制派更受欢迎，因为它利用了年轻一代对被归咎于“永无休止的战争”及金融危机后经济动荡的那一代人的不满情绪。民调显示，年轻共和党人更支持缩减美国在中东的作用。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伊朗战争。新右翼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也反对任何卷入中东事务的行为。有报道称，万斯是内阁成员中对此态度最为保留的一位。这场在战略上灾难性且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越长，新右翼就越能从中获益。

圭达：你还指出，有一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对于“文明主义”并未采取系统性的态度（尽管在该理论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要做到系统性本就有限）：特朗普总统。他的某些外交政策决策在哪些方面偏离了这一理论？

舒特：特朗普政府与“文明主义”的关系模棱两可。在《国家安全战略》等关键战略文件以及政府高层的主题演讲中，都能看到“文明主义”的措辞。而且，“文明主义”的思想似乎对特朗普在西半球和欧洲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但归根结底，特朗普并非意识形态家。他没有一致的世界观，而且他削弱了外交政策机制，程度之深，以至于制定一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变得几乎不可能。

“文明主义”主张与特朗普外交政策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中东问题。无论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是与以色列培养“特殊关系”，都与“从该地区撤出以专注于西方文明空间”的理念背道而驰。重要的是，在新右派看来，以色列本不应被视为西方文明空间的一部分。

圭达：那中国呢？

舒特：很难说本届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它似乎在经济战与释放比乔·拜登和“特朗普1.0”时期更为妥协的政策信号之间摇摆不定。对华采取“文明主义”方针，首先应承认中国是一个文明上的对等伙伴，其对周边地区（包括台湾）拥有合法的主导权主张。我不认为本届政府目前已达到这一立场，但许多观察家担心，他们最终可能会走向这一方向。

圭达：是否可以说，文明主义的立场在政府对欧洲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种立场在欧洲似乎引发的分歧，与它在美国国内引发的分歧一样大。

舒特：是的，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西半球都是如此。事实上，“文明主义”似乎正在塑造本届政府的欧洲政策。正如《国家安全战略》所宣称的那样，本届政府对“爱国的欧洲政党”表示支持，并呼吁“培养抵抗”欧洲的政治走向，这些举措完全出自“文明主义”的策略手册。但到目前为止，除言辞之外的实际行动仍十分有限。J.D.·万斯曾会见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领导人，并在匈牙利为前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助选。此外，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一项基金，用于资助那些与其世界观一致的民间社会机构。

不出所料，现任政府和主流政党都强烈反对这种言论以及对本国国内政治的干涉。

圭达：特朗普政府给予的这份关注是否受到了全心全意的欢迎？

舒特：实际上，极右翼——这些所谓的“文明盟友”——对“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支持一直持观望态度。他们无疑是精神上的同路人，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并对身份认同持有教条式的理解。但极右翼同样重视国家主权。本届政府针对格陵兰岛的威胁、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干预，以及同样波及他们选民的关税政策，已在整个欧洲大陆引发了强烈反弹。

美国“新右派”中的许多人可能也低估了欧洲极右翼中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美国历来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普遍化力量，对欧洲的主权和文化构成威胁。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驻欧美军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因此，即使是对欧洲那些立场本应一致的力量而言，文明议程能否引起共鸣，也存在严重的疑问。

圭达：文明主义似乎将21世纪的一些普遍化特征——例如全球金融架构或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某些可被视为19世纪概念的事物对立起来，比如“西方”（正如乔治奥斯·瓦鲁克萨基斯近期著作《西方：一个理念的历史》中所阐述的）或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您对这些矛盾如何化解有何见解？它们能否得到化解？

舒特：从许多方面来看，文明主义是一种历史倒退，回归到一个更简单、相互依存程度远低于当今的世界。新右翼曾明确表示要“打破进步的时钟”，并“废除20世纪”。

或许比其他理想类型战略更甚，文明主义必须直面其运作所处的现实。当今世界联系过于紧密，大国若仅专注于自家后院，这种策略根本行不通。

这并非该战略中固有的唯一矛盾。文明的边界根本无法清晰划分。俄罗斯文明是否应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界限又该划在哪里？因此，一项旨在防止大国战争的战略，反而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配方。

但我们无疑正在见证关于“西方”内涵的漫长争论史中的新篇章。

圭达：您刚才提到了塞缪尔·亨廷顿。德国政治理论家兼法学家卡尔·施密特——他在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加入了纳粹党——又如何融入这一理论体系呢？

舒特：关于“文明世界”的样貌，存在两种根本性的观点。亨廷顿曾作出过著名的预言，认为文明之间将会发生冲突。但新右派的观点则更接近施密特的著作——新右派广泛研读施密特的著作。施密特认为，一个由区域霸权主导、按空间集团（“Grossraum”，即大空间）组织起来的世界实际上会是和平的，因为这消除了大国冲突的一个核心根源——即由干预威胁引发的安全困境。施密特对这种模式可行性的乐观态度，与新右派的观点产生了共鸣。

圭达：除了19世纪这一大背景之外，您是否觉得新右派思想家们心中还有其他历史先例来支撑这种全球秩序安排？

舒特：文明主义仍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右翼往往更关注国内议程，正如劳拉·菲尔德（Laura Field）在《狂热之心：MAGA新右翼的形成》（Furious Minds: The Making of the MAGA New Right）一书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这一议程更为系统化。

圭达：您认为这样的理论是否需要依靠一位具有魅力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才能成为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中可持续的一部分？J.D.万斯（JD Vance）是这样的人物吗？还是其他人？

舒埃特：要让“文明主义”成为政府的政策，就需要一位政治代言人。鉴于JD·万斯深受新右翼思想的影响，他当然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但无论如何，新右翼的意识形态项目都将长久存在。他们的思想已制度化，并在年轻人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群体。无论2028年大选结果如何，这种思维方式都将继续塑造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9/21/opinion/trump-intellectuals-western-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