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南京一处看守场所内，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情报处参谋赵良璋即将被处决。隔着狱墙，他最放心不下的不是家产，也不是名声，而是妻子蒋平仲往后的生活。于是，一封写给妻子的信送了出去，只有一句话最刺眼：“平仲，你改嫁他人吧！”
这句话听来冷峻，背后却不是薄情。赵良璋清楚，自己一旦遇害，蒋平仲便会长期背负“要犯家属”的身份。那个年代，丈夫被捕，妻子往往也会遭到盘查、监视，甚至失去谋生的机会。他希望妻子活下去，而不是被自己的结局困住。
赵良璋早年并非天生的革命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中国城市，他亲眼见到国土遭受空袭，便报考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接受飞行训练。两百多个日夜里，他学习驾驶、识别敌机，也逐渐形成了以空军报国的志向。
飞上蓝天并不意味着理想已经实现。赵良璋后来接触到的国民党空军内部，既有训练和作战，也存在待遇悬殊、风气消沉等问题。有人把军职当作谋利的门路，倒卖金条、夹带贵重物资的传闻并不鲜见。这样的环境，让他对“抗战救国”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受很深。
他没有立刻离开军队，而是把苦闷写进歌曲。赵良璋喜爱音乐，与同学薛介民共同创作抗日歌曲，在西南地区传唱。对他来说，歌声不是消遣，而是另一种表达。飞机尚未能完全按照个人意志飞行，笔和曲谱却可以把心里的判断留下来。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经薛介民介绍，他认识了蒋平仲。两人年龄相差十岁，却有共同的兴趣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赵良璋作曲、蒋平仲演唱，杜甫草堂、青城山一带，都曾留下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
“地角天边，我们海誓山盟。”这句歌词，后来成为两人感情的见证。蒋平仲欣赏的，不只是赵良璋的外表和才华，更是他在现实面前没有完全沉沦的那股劲头。1946年，两人结为夫妻，生活由此与更危险的秘密工作交织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新的内战阴影压了下来。赵良璋曾向蒋平仲表明态度：“让我打日本人，我死而无憾；让我打中国人，我不能接受。”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在军队多年后作出的选择。
他曾以回家探亲为由，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希望奔赴延安。但接待人员没有让他马上离开，而是建议他继续留在原有岗位，利用军队内部的身份开展工作。赵良璋接受了这个安排，返回原部队，后来争取调往北平担任参谋。
这一步很关键。留在国民党空军系统，意味着可以接触作战部署、人员调动和军事文件；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引起特务注意。赵良璋开始为地下组织搜集情报，把能够确认的内容传递出去。蒋平仲也没有置身事外，承担了协助联络和保管材料的风险。
1947年9月，北平秘密电台因叛徒出卖而暴露。国民党特务顺着线索搜查赵良璋的住处，发现了机密文件和照片。蒋平仲判断情况不妙，连续向外地发电报，写着“家中无事，不必回来”。
表面看，这是报平安；实际上，却是在提醒丈夫：家已经暴露，不要回去。赵良璋当时正在南京出差，也听到了相关消息。他本可以设法离开，但手中仍有需要处理的文件。为了避免更多同志受到牵连，他先销毁材料，随后被特务逮捕。
蒋平仲很快赶到南京。她变卖家产，四处打听营救办法，甚至找到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员。对方直言：“我知道赵良璋是个人才，可他是钦定的要犯，放人太难。”这句话，基本宣告了营救希望十分渺茫。
她仍每天守在监狱外，只盼见丈夫一面。一次，赵良璋被押出时朝她招手，她起初以为自己看错了。三分钟会面里，他已经身形消瘦，身上带着刑讯留下的伤痕，却反过来安慰妻子：“不要难过，保重自己，不会有事的。”
几天后，蒋平仲收到那封绝笔信。赵良璋写道，自己唯一的遗憾，是对不起她，希望她改嫁，重新生活。信里没有长篇叙述，也没有刻意渲染悲壮，只把一个即将赴死的人最现实的担忧写了出来。
赵良璋遇害后，蒋平仲始终没有再婚。她保存着丈夫留下的书信，也常常哼唱两人共同创作或传唱过的歌曲。那些纸张逐渐泛黄，字迹却一直没有被遗忘。
2008年，蒋平仲去世。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党组织将她的骨灰撒在南京雨花台赵良璋墓碑旁。那封劝她改嫁的信，最终没有改变她的人生选择，却替赵良璋留下了临刑前最深的一层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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