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阿嬷的情书》说起：不是银行的侨批局，如何汇通百年？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孙子带着阿嬷珍藏半生的侨批远赴泰国寻亲，却发现与阿嬷书信往来半世纪的“阿公”早已离世，而代寄侨批十八载的，竟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异乡女子。一封侨批，既承载着跨越山海的情义，也维系着一个家族的生计与守望。

侨批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技术落后的年代，它用血缘和乡情构建起一套跨国金融的信任网络。账房是亲戚，信差是同乡，收据靠手印，契约靠口碑。本地批局还兼营副业，深嵌社区。

近期出版的《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一书，便以泰国侨批为研究对象，讲述了这张流通网络如何高效运作，并成为金融史与邮政史上的一段传奇。作者汪玉姣还特别阐述了批局如何在制度缝隙中以人情智慧维系运作。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第六章部分内容。摘编有删减，“20世纪30年代”等年代表述，原文为“1930年代”等。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汪玉姣

《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

作者：汪玉姣

版本：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6年8月

侨批汇款网络的信任基石

在泰国侨批局的创立、运营与扩张过程中，亲属关系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构筑了批局内部稳固的信任机制，也为跨国汇款体系的有效运作提供了制度替代与风险缓冲。这一机制与其他海外华人企业类似，深植于宗族血缘、籍贯关系与方言共同体等社会文化基础之上，构成了泰国侨批行业区别于其他移民金融实践的显著特征。

侨批局多以家族或宗族为核心组建，成员通常来自同一地区方言圈。1936年汕头地区的资料显示，近七成批局为典型的家族企业，更多企业则以籍贯、乡亲等地缘关系维系业务合作。这种“血缘——地缘——方言”三位一体的格局，使得批局所有者、员工乃至客户之间普遍存在天然的信任基础，尤适用于对信任高度依赖的跨境金融业务。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与大型商号或银行不同，侨批局普遍规模较小，组织结构简单而高度内聚。通常设有主管1人，负责整体协调与外部谈判；会计经理1人，专责账务管理；联络员1人，负责信件流转与客户沟通；另有数名职员与学徒协助文书及杂务性事务。这套人员构成多由业主家属、宗族成员或密友担任，连最末端负责乡村递送的信差，也多由“自己人”充当，以防道德风险或携款潜逃事件的发生。

以曾氏家族振盛兴为例，其侨批企业的组织运作颇具代表性。曾仰梅于1899年在曼谷设立批局总部，随后在汕头与家乡图濠村设立分支机构。至20世纪30年代末，其家族进一步重组旗下“远明钱庄”，作为香港地区外汇操作的专责联号。该批局体系涵盖曼谷、汕头、香港三地，分别由曾氏家族成员出任经理，形成横跨东南亚与中国的紧密家族协作网络。根据作者对曾益奋先生的访谈整理，各地分支通常配备6—8名正式职员，另有约10名信差，员工总数逾40人，几乎全部来自家族内部。这种高度嵌入的亲属网络结构，使侨批局在跨国资金流转中具备了极强的稳定性与风险防控能力。

振盛兴批局20世纪30年代侨批局负责人。作者汪玉姣通过采访曾益奋（振盛兴批局创办人曾仰梅之子）整理而成。

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信任机制，并不局限于侨批局的内部组织，也自然延伸至其客户关系。大多数汇款客户与业主同属一个籍贯、村落，或使用相同的方言，如潮汕话、海南话、客家话、粤语和闽南语等。在华人社会中，方言群体不仅塑造了日常交往的边界，也成为维系商业信任的重要纽带。

1911年的官方调查资料显示，曼谷的侨批业务由58家批局运营，其中潮汕籍华人掌控绝大多数，其次为海南籍与客家籍业者。闽南籍与粤籍由于人口较少，信件数量有限，往往通过潮汕系批局或熟人代寄。这种“语言——地缘垄断”格局自清末形成，并在20世纪中叶前保持相对稳定，成为泰国华人汇款网络的重要制度特征。

随着业务扩大，泰国侨批行业逐步迈向组织化。1927年，侨批业内成立“华侨批业公会”，1930年更名为“暹罗华侨银信局同业公所”，以响应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人组织的规范政策。然而，该机构早期成员主要由潮汕籍华人组成，反映出宗族主导在制度建构层面的延续。直至1947年，公会才真正涵盖所有方言群体，尽管潮汕系依旧占据58家中的多数，其他成员包括客家11家、海南3家、闽南2家、粤籍仅1家。

即便进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汇款业衰退期，这一结构依旧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1956年数据，泰国全国共有汇款公司64家，其中潮汕籍占据42家、海南籍17家、客家籍3家、闽南与粤籍各1家。此外，在当时财政部颁发的业务许可证中，潮汕人独占7张，其余四个群体各仅获1张，足见潮汕籍华人始终掌握行业主导地位。

侨批，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藏。图片为《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配图。

宗族体系之所以长期维系，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制度缺位的环境中，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替代性保障机制。在法律尚不健全、契约执行力薄弱的商业生态中，血缘关系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在防范欺诈与违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构建出一种“去制度化”的信任框架，使得侨批网络即便脱离正式法律体系，也能实现长期稳定运作。

事实上，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旅泰华人普遍难以获得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保护，长期面临歧视与压迫。尽管早在1924年，国民政府即提出“保护海外华人”的政策主张，但由于执行力不足与外交资源有限，其实际成效甚微。在此背景下，亲属关系与籍贯网络不仅成为华侨社会商业合作的重要基础，也在缺乏国家保护的境况中，演化为一种自我保护与互助机制。它们构建起一张跨越国界的非正式安全网，不仅支撑了侨民的生计与迁徙，也维系了侨汇资金的流通与社会资本的积累。

批信生意的人情和柔性智慧

侨批局之所以能在百年时光中穿透人心、扎根社会，其真正的秘密，并不写在账本里，而藏在制度缝隙中，在那些看似不起眼却不计成本的人情操作中。本节在部分段落中采用情景化叙述方式，对侨批体系的具体运作进行概括性呈现。这些情景并非个案记录，而是基于史料与访谈资料所做的综合还原，旨在更直观地呈现其运作逻辑。

福建泉州代书先生姜明典和他收集的部分侨批。新京报记者 罗东 摄

一封银信，便是海外华工与故乡之间全部的联系。他们中许多人不识字，不会写信，也不知如何表达思念。于是批局的柜台，成了他们最柔软的情感出口——有人口述，请店员代写；有人流着泪，将一段话托付熟人；有的甚至只留下一个口信，由“批脚”在信中帮他转达。

而对家乡的收信人来说，银信的最后一程，往往也离不开温情的补位。许多年迈的老人不识字，信虽送到，却读不懂。于是，批脚便多了一个身份——“代读者”。在潮汕的村头巷尾，常见这样一幕：老人坐在屋檐下，批脚蹲在一旁，轻声念出信中的话：“我在暹罗一切都好，饭也吃得饱，你们安心。”

那一刻，批脚不只是送信的人，更是跨越万里情感的传达者。这种服务，从未写入制度，也无法计算成本，却构成了侨批网络最不可替代的柔性智慧。

批局之所以能承载如此细腻的人情功能，绝非偶然。这背后是一整套根植于民间社会的“人情系统”：以家族血缘为信任纽带，以方言群体构建信息网络，以代际积累形成服务档案。每一位寄批人与收批人，在账册上皆有据可查：谁是长房长子，住哪条巷子，家里种什么田，卖什么货……这是一套比身份证更有温度，也更贴近生活的识别系统。

更深层的柔性机制，则体现在“先寄后付”的赊账服务中。面对经济拮据、临时手头吃紧的华工，批局常常允许其先寄信汇款，等下月发薪后再偿还。有些批局甚至借助旗下钱庄系统作为临时资金池，先行垫付，再通过跨地区的联号机构内部账目进行结算与平衡。

1950年的春天，汕头小镇上的树木抽出新芽，天色微蓝。在图濠村的巷口，一家不起眼的潮汕批局门前站着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他面带犹豫，最终还是推门而入。

“老板，我想寄批回家，但这个月的钱……”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坐在木质柜台后的批局老板抬头，眼神在对方脸上扫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你是图濠村的吗？”

“是啊，东头陈家的。”

“行，先寄吧，下月发了工钱再来结账。”

就这样，没有合约，没有抵押，没有利息，甚至连字据都没有——这桩看似不合常理的交易就此达成。这不是偶然的善意，而是侨批系统中一种常态化的运作逻辑：先批后还。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里，等待请代书先生给家乡写侨批的人们。

批局不是金融机构，却承担了比金融机构更丰富的职能；批脚不是银行家，却比银行家更懂得人情世故的经济学。这种既依托信任网络、又依靠信账监管的制度设计，是批局得以在百年间屹立不倒、穿越风浪的重要支撑。

“你嫂子前两天刚来拿过批。”

批局老板这句看似随口的家常话，背后却藏着一套精密而庞大的信用评估系统。这十几个字，浓缩了对一个家族迁徙路径的了解，对一个村庄人口流动的熟悉，以及对一个姓氏几代人信用记录的长期观察与默默认可——胜过现代银行厚厚一叠的风控手册。

这正是侨批网络最神奇的地方：它建立了一套与现代制度几乎完全脱节的信任机制。这样的信任，不依赖法律合约，不靠信用评分，而是扎根于血缘、乡情与世代口碑。它植根于传统，却惊人的高效；脱胎于乡土，却井然有序。这些“制度之外”的操作，从未出现在财务报表上，也难以被经济学模型所解释，却正是侨批系统在动荡时代中屹立不倒的隐性力量。

潮汕地区的批局老板们发明这套体系，既非出于金融创新，也非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源于对乡土社会运作逻辑的本能把握。他们深知，在侨乡，一个人可以一时无钱，但不能无信用；一个家族可以暂时沉寂，但不能丢了脸面。这种无形的社会资本，往往比任何有形资产更具保障力。

在战乱频仍、通信不畅的年代，批脚的职责远不只送信递款，他们还承担着“寻人者”的角色，记住每一个失联家庭的故事，记得每一张焦急等待的面孔。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听说你儿子和一个姓林的在做生意？我下个月去帮你打听。”在医疗资源稀缺的年代，批脚还常常肩负起传递药品的使命。

许多侨乡家庭依靠海外亲人寄回的西药维持生活，那些药品被他们视作珍贵无比的生命之源。

批脚们小心翼翼地将药物随信同行，从不敢有丝毫闪失。他们明白，袋中那几粒药丸，可能决定一个年迈亲人的命运。

“这是你姐夫从曼谷带回来的止咳药，老人家咳得厉害，这边买不到。”他们总会这样嘱咐，然后亲手将药品递到收件人手中，仿佛交托的不是药，而是一份远方亲人的深情牵挂。

他们穿越山水田野，跋涉于村镇城乡，不仅仅是在完成一项递送任务，更是在缝补一段家族史，维系一份血脉情，守护一种文化认同。他们的足迹所至，是侨乡与海外之间的情感地图；他们传递的口信，是一部部家族兴衰的活历史。

批脚，不只是生意中人，更是感情使者；既是汇款先锋，也是文化符号。他们的身份早已超越了职业定义，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活桥梁。

最让人动容的，是“侨生批”的故事。

根据曾益奋的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批东南亚华侨子弟回国升学。他们年纪尚幼，不熟悉中国的生活，却背负着父母“寻根问祖”的厚望。寄宿在集体学校的他们，助学金仅够交学费，日常开销仍需依靠父母从海外寄来的侨批维持。

然而，传统批局模式在这一特殊群体面前遭遇了制度性瓶颈。学生白天上课，收信不便；宿舍无门牌，寄送难以定位；身份模糊，容易被他人冒领。最初，批脚只能守在教室门口，利用短短课间十分钟交付汇款，既仓促又存在风险。

为解决这一问题，批局主动与学校协商，在传达室设立专门登记本，由门卫负责造册、核实身份、监督签收，并统一回执归档，确保每一笔侨批都安全到达学生手中。

当学生升学北上，进入北京、天津、兰州等高校，批局服务无法触达。但批局并不放弃，他们改走邮局路线，代替客户办理邮汇手续，再附手写信函、回执票根，妥帖传回。那些信封上写着：“谨托贵室代转，并烦收妥复信。”语气克制，却满载托付与深情。

这些特殊服务，批局从未对外宣传，也未加收一分钱费用。他们甚至动用原本用于商贸业务的资源系统，只为让一个远方少年不因生活困难中断学业。许多学生记得，有一位每周准时站在传达室门口拄着拐杖的老批脚——“他说他是我爸的朋友”。

潮汕批局的商业成就，建立在风险与效率之间；而他们的制度智慧，则在于知道哪些事可以用规则解决，哪些事只能靠人情维系。

侨批，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藏。图片为《金钱与血脉：泰国侨批商业帝国的百年激荡》配图。

侨批业的商业肌理与金融变迁

侨批局从来不是孤立运作的汇款机构，而是深深嵌入泰国华人社会的商业肌理之中。它们与零售贸易、批发物流、货币兑换乃至信贷融资等多个行业形成密切的共生关系，构成一套民间金融与实业运作交织的有机系统。

这种嵌套式结构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处于“下盘”的本地侨批局，往往依赖零售副业“以商养汇”，在乡镇社区中承担基础的汇款收发功能；而位居“上盘”的跨国批局龙头，则掌握着外汇调配、票据结算与资本流通的关键节点，主导侨批体系的金融高地。

本地批局：副业贸易嵌入与社区网络让我们先聚焦于这张网的基层——那些遍布泰国各地的本地侨批局。它们如同大树根须，深深扎根于华人社区的土壤之中，构成了侨批体系最广泛的服务基础。根据当年泰国华文报纸的报道，这些本地批局活跃于多个行业，并非单纯的汇款窗口，而更常作为日用商业的延伸存在——其主营业务可能是杂货、酒类、茶叶、丝绸，甚至涉足黄金买卖。汇款功能在其中往往只是依附于主业的“嵌入式”服务，是商贸网络的一种副产品。

20世纪20—30年代侨批局涉足的其他商业领域。作者汪玉姣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国华文报纸广告整理而成。

例如，森林杂货店案例便极具代表性：该店位于呵叻府，主营商品包括大米、醋、牛皮、手表等，长期服务于本地华人社区。在与曼谷的和合祥批局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之后，森林杂货店在原有物流和信任基础上延伸出侨批服务功能——集中客户资金，转交和合祥进行跨国转汇，最后由和合祥在汕头的分支机构负责分发至中国各地收款人手中。这种合作关系源于双方早期在杂货贸易中的互信，是一种“商业来往中做出来的信任”。

为什么这些小型商家愿意承担汇款业务这份额外的责任？

首先，这是出于成本效率的务实选择。通过“以商养汇”，本地批局能将汇款流程与日常的进货、账务、物流等业务高度整合。送货的车顺带捎信，记账的本兼顾汇款，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资源，显著降低了边际运营成本。

其次，这是一种稳固客户关系、拓展服务边界的有效方式。来汇款的华侨，往往就是店铺的老顾客。增加汇款服务，不只是扩展业务范围，更是增强客户黏性、深化情感联系的重要举措。它将单一的买卖行为，转化为社区型、信任型的服务关系，增强客户对店铺的依赖与好感。

最后，这是对当时正规信用体系的现实补充。尤其在远离曼谷的边陲地区，现代银行等金融机构尚未覆盖，商人之间更多依赖口碑、赊账与熟人推荐来维持交易信用。在这种语境下，本地批局的汇款服务正是建立在这种非正式却深具韧性的信任机制之上，有时甚至比合同更可靠、比银行更灵活。

尽管这些本地批局利润微薄，仅靠汇款佣金维持运转，却在泰国各地华人社区中享有极高信任度，构成整个侨批网络广泛而稳固的基层结构支柱。

作者/汪玉姣

摘编/罗东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