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到唐朝当一个普通农民,年底不会收到一张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但国家一样记得你。而且收税的方法很有唐朝特色:粮食要一点,布匹要一点,你本人最好也抽空过来帮几天忙。这套制度,就是历史课本里三个看着很枯燥的字:租庸调。
看着很难懂,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先说租。
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度,制度设计上,希望成年男子能够拥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既然你有地种,收成以后就要向国家交粮。按唐代赋役制度,每丁每年一般缴粟二石,这部分叫租。大白话就是:地给你种,粮食熟了,国家来拿一部分。像不像今天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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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叫调。唐朝家庭除了种粮,往往还要纺纱织布。所以国家一看,粮食收了,家里的副业也不能完全忽略。按照当时制度,一般还要交绢、绵,或者根据当地生产情况交布、麻。这部分就叫调。国家收的不是钱,而是当时非常有价值的纺织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为什么叫男耕女织了。男人种地女的织布。如果把唐朝税务系统想成一个套餐,那么租负责粮仓,调负责布仓。
接下来才是最有意思的庸。古代国家修路、运输、建设工程,都需要大量人力。唐朝规定丁男每年一般承担二十天徭役。但一个农民如果正好赶上农忙,被拉出去干二十天活,地里的庄稼可不会因为皇帝有工程就暂停生长。于是制度提供了一种办法:可以按照规定交纳绢布,折抵部分服役时间。这就是庸的重要含义。所以租庸调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大概就是:国家要粮、要布,也要你的劳动时间。当然,如果你的媳妇织布很厉害,那你可以少去工地搬砖了。娶媳妇的重要性这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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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中华历代政治得失》里解释这套制度时,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租庸调不能单独看,它要和均田制放在一起理解。他的基本解释是,国家希望普通人有田、有家、有稳定生产能力,然后再向他们收取相对固定的粮食、布帛和劳役。换句话说,国家不是等你穷得只剩裤子了再来收税,而是理论上先让你能够生产,再从生产结果里拿一部分。
当然,历史真正运行起来,没有制度设计这么整齐。现代研究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发现,不少家庭账面上应该授到的土地,现实中并没有全部拿到。有些地方甚至只是把农户原来拥有的土地登记进均田体系。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唐朝真的按照标准给每个农民发足了一百亩土地。
这就埋下了一个大问题。租庸调的正常运转,有一个重要前提:国家能够掌握户口,农民也能够相对稳定地依附土地生活。可到了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人口流动、逃户增加,再加上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掌握的户籍人口锐减,原来的系统越来越难运行。
你可以想象一个公司本来按照员工人数收固定管理费,结果后来员工到处跑、名单严重失真,公司却还拿着十年前的表格收费,这套账迟早算不下去。数据的更新太慢要出问题的。于是到780年,唐朝实行两税法,征税逻辑开始明显转向土地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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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租庸调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古代国家如何解决一个直到今天都很现实的问题:国家需要收入,普通人需要生活。一套税制能不能长久,关键从来不是账面设计得多漂亮,而是它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社会结构之上。社会变了,税制迟早也得跟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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