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衰败早已有了明显征兆

君非亡国之君，国有败亡之象

重熙十三年秋，河曲。

一骑契丹战马踏过荒原，马背上的骑手衣甲不整，身后是溃散的辽军残部。

李元昊的夏兵以火焚粮、以退诱敌，将十万辽军拖至草尽粮绝，而后一击而溃。

据《辽史》记载，这一战中，辽兴宗耶律宗真“单骑突出，几不得脱”。

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登基已十三年。

他十六岁即位，是辽朝第七位皇帝，也是萧太后与圣宗耶律隆绪留下的“全盛之世”的继承者。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评价这一时期：“圣宗时为辽全盛之世，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

“蒙业而安”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兴宗朝的本质——辽朝的国力尚在惯性中运转，但惯性正在耗尽。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国，太宗耶律德光取燕云、灭后晋，世宗、穆宗虽经内乱而不失根本，景宗中兴，圣宗改革，至兴宗已是第七代。

开国皇帝创业，二代稳政，三代靠理论走向变弱，四五代守成，六七八代逐渐衰落，九十代走向亡国——辽朝此后道宗四十六年、天祚帝二十四年而亡，恰是这一规律的又一次应验。

兴宗不是亡国之君，但他的统治时期，正是辽朝从“蒙业而安”滑向“国势日衰”的转折点。

太平十一年六月，圣宗耶律隆绪驾崩于大斧河行帐。

十六岁的皇太子耶律宗真在灵柩前即位，改元景福。

然而真正的权力并未落到少年天子手中。

他的生母萧耨斤自立为皇太后，以“钦哀”之号临朝摄政，将圣宗的正妻齐天皇后萧菩萨哥幽禁于上京，随后派人将其杀害。

《辽史·刑法志》记载了这段血腥的开端：“钦哀皇后始得志，昆弟专权。

冯家奴等希钦哀意，诬萧浞卜等谋反，连及嫡后仁德皇后。

浞卜等十余人，与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余辈，皆被大辟，仍籍其家。

幽仁德于上京，既而遣人弑之，迫殒非命，中外切愤。”

齐天皇后萧菩萨哥是兴宗的养母。

兴宗出生后即由她抚养，《辽史》记其“幼时聪明，长而魁伟，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擅绘画”。

这些教养，多半来自齐天后的悉心培育。

而他的生母萧耨斤，不过是一名宫人出身，史载其“黝面狠视”，性格刚戾。

一个养母被生母所杀，少年皇帝却无力阻止——这段经历，构成了兴宗此后所有政治行为的底色。

重熙三年，萧耨斤的专权走到了尽头。

她密谋废黜兴宗，改立幼子耶律重元为帝。

重元将此事密告兴宗，兴宗先发制人，一举夺回政权，将母亲迁往庆州为圣宗守陵。

《辽史》对这段宫廷政变的记载颇为简略，但“钦哀后谋废立，迁于庆州”寥寥数语背后，是一场关乎皇位存亡的博弈。

重元因告密之功，被封为皇太弟，此后又获赐各种特权。

二十年后，正是这位重元，在兴宗之子道宗即位后发动了“重元之乱”。

夺回权力的兴宗，面对的并非一片坦途。

他接手的是一个疆域辽阔、但内部张力日益积聚的帝国。

他的应对之道，是一系列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效果，恰恰暴露了个人意志在制度惯性面前的局限。

重熙五年，经过数年编纂的《新定条制》正式颁行。

这部法典汇集了自太祖以来的法令，“参以古制”，共计五百四十七条，涵盖死、流、杖及三等之徒共五种刑罚。

这是辽朝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意味着契丹社会从部落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进一步过渡。

兴宗在法律改革上表现出的中央化意图十分明显：他试图将司法权收归朝廷，限制地方贵族的擅杀之权。

然而，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之间，隔着帝王个人的行为。

《辽史·刑法志》在记载新定条制颁行之后，紧接着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兴宗好名，喜变更，又溺浮屠法，务行小惠，数降赦宥，释死囚甚众。”

“好名”“喜变更”“务行小惠”——三个词，将一位锐意改革却又意志薄弱的君主形象勾勒得清晰无比。

他一面制定严密的律令，一面又频繁大赦、释放死囚，法律的严肃性被帝王的一时喜怒反复稀释。

这种自相矛盾并非个例。

据《辽史》记载，有兄弟二人犯强盗罪，依法当死。

兴宗以“兄从弟”且“俱无子”为由，特赦其弟。

又有群牧人偷换官印、以马与人，依法当死，兴宗说：“一马杀二人，不亦甚乎？”

减死论处。

这些个案中，兴宗展现出某种宽仁之心，但问题是：枉法受赇者、伪造御书者、盗取外国贡物者，也“例皆免死”。

宽仁一旦成为惯例，便不再是帝王的恩典，而是法律的溃堤。

更致命的是，兴宗的个人放纵直接侵蚀了他推行的法律权威。

据《辽史·伶官传》记载，他“尝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又“数变服入酒肆、佛寺、道观”。

他甚至在夜间宴会中，与伶人刘四端兄弟、王纲等人一同“入乐队”，命后妃换上女道士的衣裳。

皇后的父亲萧磨只劝谏说“汉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兴宗竟将萧磨只打得“败面”，怒斥道：“我尚为之，若女何人耶？”

一个在法典中试图规范万民的皇帝，在现实中却以破坏规矩为乐。

法律改革的成败，在君主政体下，从来不取决于条文本身，而取决于君主本人是否愿意受其约束。

兴宗最信任的伶官罗衣轻，恰好成了这种矛盾的一个注脚。

罗衣轻“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辽史》将其列入《伶官传》，并给予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评价：“辽之伶官当时固多，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惟罗衣轻耳。”

河曲之战中，辽军溃败，兴宗单骑逃出。

此前元昊对辽军俘虏惯施劓刑，割去鼻子，因此辽军逃兵最怕被追上。

罗衣轻在军中对逃兵打趣道：“且观鼻在否？”

兴宗大怒，要用毛绳将他系在帐后处死。

太子耶律洪基在一旁笑道：“打诨底不是黄幡绰。”

罗衣轻应声答道：“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

黄幡绰是唐玄宗身边的伶人，以诙谐谏君闻名；而唐太宗则是帝王用兵的典范。

罗衣轻这句话，表面是自嘲，实则是对兴宗兵败的讽刺。

兴宗听后，释放了他。

还有一次更著名的劝谏。

兴宗与皇太弟耶律重元宴饮，醉后许诺死后传位给重元。

此后重元恃宠骄纵，兴宗又与他以居民城邑为赌注玩双陆棋，连输数城。

朝臣无人敢言，“道路以目”。

一日再赌，罗衣轻指着棋局说：“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据《辽史》记载，兴宗“始悟，不复戏”。

一个伶人，用几句诙谐之语，挽回了帝王因醉酒和赌博做出的致命许诺。

这既说明罗衣轻的机智，也说明兴宗身边真正能进谏的人少到了何种程度。

元代史官在《辽史·兴宗本纪》的赞语中写道：“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

然而，“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这一评价本身，在后世学者看来存在争议。

有研究指出，兴宗时期臣子其实在赋役问题、多民族国家治理、维护皇权、关南争地事件以及兴宗个人行为等多个方面都有积极进言，“元朝史官对辽兴宗时期臣子‘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的负面评价并不能准确反映该时期的臣子进言”。

马保忠就曾劝谏兴宗不要随意提拔无功之臣，兴宗却“怫然怒曰：若尔，则是君不得专，岂社稷之福耶？”

此后，“欲有迁除，必先厚赐贵臣，以绝其言”。

进谏者并非不存在，而是兴宗用厚赐和怒气封堵了他们的嘴。

辽朝对外关系在兴宗朝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以虚名换实利”的格局。

重熙十一年，兴宗趁北宋与西夏交战、内外交困之际，派萧特末和刘六符赴宋，索要瓦桥关以南十县土地。

宋朝派富弼使辽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宋在澶渊之盟规定的岁币基础上，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辽方还争得了一个“纳”字——即宋方的岁币是“纳”给辽，而非“赠”。

从外交成果看，这无疑是辽朝的一次胜利。

不费一兵一卒，便增加了二十万两匹的岁入。

但从长远看，这次增币的代价是辽夏关系的恶化。

作为交换条件，辽朝须逼迫西夏与宋朝和谈，这直接导致了辽夏战争。

而辽夏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重熙十三年，兴宗亲率十万骑兵出金肃城，兵分三路进攻西夏。

北路军在贺兰山北击败夏兵，元昊遣使谢罪请和。

兴宗召集部将商议，北院枢密使萧惠说：“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亲临、大军并集，如若不将西夏一举征服，将来后悔莫及。”

兴宗采纳了萧惠的意见，令辽军向河曲进军。

元昊见议和不成，便退兵近百里，每退三十里，就将方圆数十里的田园烧尽。

辽军所到之处，兵马无所食。

元昊估计辽军已草尽粮绝，于是率兵反攻，将辽军大败于河曲，俘虏萧胡靓等大臣数十人。

兴宗无力再战，只得与夏讲和。

这场败仗暴露的不仅是军事指挥的问题，更是辽朝边防体系的深层危机。

重熙四年，兴宗下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天成军节度使萧罕嘉努上疏，对边防积弊作了极为具体的描述：“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

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

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

萧罕嘉努还指出，“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

边防的成本由底层百姓承担，戍卒的粮食无法保障，士兵逃亡、百姓鬻子割田——这样的边防体系，在真正的战争面前不堪一击。

而兴宗的对策是什么？

《辽史》本纪中大量记载他“如混同江”“如鱼儿泺”“射猎于楚布沟”的行踪，游猎无度，占据了本纪的大量篇幅。

一个在猎场上耗去大量时间的皇帝，很难同时对边防军备保持持续的警觉。

兴宗朝最深刻的隐患，或许不在军事，而在信仰。

兴宗是辽代最为支持佛教的皇帝之一。

他归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优遇他们，位以高官”。

《辽史》明确记载：“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

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

二十名僧人被授予三公、三师兼政事令的显赫官衔，在历代王朝中极为罕见。

兴宗还拜僧人郎思孝为师。

他未即位前就巡游缙阳寺，圣宗太平年间赐寺院名为“缙阳”，重熙十五年又重建寺院。

重熙八年十一月，他“召僧论佛法”；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为由，“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重熙二十三年十月，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

宗教本身并非问题。

问题在于，当僧侣获得了与世俗官僚同等的权力，而皇帝又将宗教信仰与政治决策混为一谈时，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便受到了侵蚀。

佞佛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财政压力：大规模的佛寺建设、银佛像铸造、僧侣供养、频繁的“曲赦”，都需要财政支撑。

而辽朝的岁入，主要依赖农业税、牧业税和宋方的岁币。

重熙增币虽然增加了二十万两匹的岁入，但这些收入在连年征战、大兴佛事和横恩滥赏的消耗下，恐怕所剩无几。

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兴宗的记载，与《辽史》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宗真性佻佻，尝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

李焘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兴宗夜间宴饮，“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

皇后的父亲萧磨只劝谏，兴宗竟“殴磨只败面”。

在宋人的笔下，兴宗是一个放纵、任性、缺乏帝王威仪的君主形象。

但《辽史》的评价则复杂得多。

本纪赞语既批评他“饮酒博鞠，迭见简书”“左右多有谄佞之臣，出入罕闻忠直之谏”，也承认他“能感富弼之言，罢南侵之师；用兵西夏，旋许乞盟，边鄙不耸，辽人安之”。

富弼使辽时，兴宗原本有意南侵，但被富弼的说辞所打动，最终放弃了军事行动。

这说明他并非完全不可理喻的君主，在关键时刻仍能做出理性判断。

“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临朝专政，贼杀不辜，又不能以礼几谏，使齐天死于弑逆，有亏王者之孝”——赞语开篇即对兴宗早年的软弱提出了严厉批评。

齐天皇后之死，是兴宗一生无法洗刷的道德污点。

他十六岁即位，生母专权，养母被杀，他既无力阻止，也未能在事后追究。

元代史官将此事记入本纪赞语，显然认为这是评价兴宗人品的一个关键节点。

赞语的最后一句尤为耐人寻味：“及其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绖，所为若出二人。

何为其然欤？”

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绖——这是兴宗身上“明君”的一面；饮酒博鞠、宠信伶人、放纵赌博——这是“昏君”的一面。

元代史官困惑于同一个人的两种面貌，而答案或许正在于此：兴宗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君或明君，而是一个被制度惯性推着走、在个人意志与历史趋势之间摇摆的守成之主。

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兴宗在秋猎途中病倒。

《辽史》记载：“八月丁亥，疾大渐，召燕赵国王洪基，谕以治国之要。

戊子，大赦，纵五坊鹰鹘，焚钩鱼之具。

己丑，帝崩于行宫，年四十。”

临终之际，他召来儿子耶律洪基，传授治国之要；又下令释放五坊的鹰鹘，焚烧钓鱼的器具。

鹰鹘和钓具，正是他一生游猎无度的象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试图以这些动作向儿子传递某种信息。

然而，这种临终的醒悟来得太晚，也已经太轻。

他遗诏洪基嗣位，是为道宗。

道宗在位四十六年，宠信耶律乙辛，听信谗言赐死皇后萧观音，又杀害太子耶律浚，朝政日益腐败。

道宗死后，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帝。

天祚帝在位期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辽朝在短短十余年间土崩瓦解。

保大五年，天祚帝被金人俘虏，辽朝灭亡。

从兴宗到天祚帝，不过三代人、七十余年。

兴宗留下的隐患，被继承人以更大的力度放大。

他宠信伶人，道宗宠信奸臣；他佞佛释囚，道宗更加酷好佛教，“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他与重元赌博输掉城邑、醉后许以皇位，道宗即位后重元父子便发动了叛乱；他穷奢极欲而财政日渐紧张，道宗时期地主官僚急剧兼并土地，百姓怨声载道。

吕思勉说“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

蒙业而安的前提，是前代积累的惯性尚未耗尽。

但惯性一旦开始减速，再要加速就极其困难。

兴宗朝的问题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惊人的坏事，而在于他在该收紧的地方放松了，在该坚持的地方让步了。

法律改革半途而废，边防体系积弊未除，宗教势力膨胀无度，贵族骄横未能抑制——这些问题的种子在他统治时期被播下，而土壤的肥沃程度，恰好足以让它们在下一代生根发芽。

重熙二十四年的那个秋天，四十岁的兴宗在行宫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留下了释放的鹰鹘和焚毁的钓具，留下了刚刚被召来聆听“治国之要”的儿子，也留下了一个仍然庞大、却已经在制度层面开始松动的帝国。

四十一年后，他的孙子天祚帝在应州被金兵俘虏。

那一刻，距离兴宗在河曲单骑逃出的那个秋天，已经过去了六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