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去年九月初，搬场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父亲特地买来蛋糕庆祝，母亲瘫坐在沙发上，宣布重要决定：“下次再也不搬场了！”搬场，是上海话，意思是搬家。
这次搬场的缘由，是因为住了多年的老公房像差生作答的考试卷，有各种问题，漏水、瓷砖脱落、窗户漏风、水管生锈……我们自己也快看不下去，于是决定让它焕然一新。
都说万事开头难，谁知，步步都挺难，整理打包更是累得出乎意料。网上购来几十个纸板箱，分别用马克笔按照阿拉伯数字标记，贴上白纸，写明箱子里装的物件。我的书太多，用大卷保鲜膜妥帖地包好，放进箱子，其余还未装箱的物品散落在屋子各个角落。不经意间还能发现一些“宝贝”，譬如父母结婚时的一对铝制热水瓶，母亲一直没舍得用，珍藏至今。金色的瓶身依旧簇新，手柄上还系着红色丝绸带。“哎呦，这在当时可是好东西呀！”
在母亲的“哎呦”声中，我想起十岁那年的生日，当时我们住在老房子里。生日那天，房间里拥挤着长辈与客人，桌上摆满菜。其实，除了生日，逢年过节也总有亲戚与朋友来玩，大人们的世界像与我隔着一条帘子，我并不太能理解那份热闹。我的小房间与隔壁父母的卧室仅一墙之隔，墙面上安着一扇淡青色的窗，四四方方不大也不小，垫脚站在还能容纳小孩脚尖的沙发扶手椅上，我双手扒着窄窄的窗台，脑袋紧贴在窗上。这大约是我无聊的游戏，因为那窗户是厚厚的磨砂玻璃，实则什么也看不见。
那个房子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父母结婚后买下的，这之前，他们住在租借的屋子里。比起去年的经历，那时的搬场反而不那么复杂。父母关系好的同事帮了不少忙，尤其是父亲的好友赵叔，神通广大，解决了搬场的不少问题。他借来一辆小卡车，将家具等物品通通搬上去，一大堆蛇皮袋和旅行袋窝在卡车里，载着我们呼啸着开往新房。搬场成功的标志就是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炮仗声，新家贴了好看的墙纸，缝纫机、电视机都有了自己的位置。爷爷认识一位老木匠，于是家里也摆上了新家具。
买房那时，我五岁左右。外婆家是街面房，幸而得了拆迁的机缘，我家也就分到了这套新公房，拥有独立的煤卫空间，这在当时算是很令人振奋的事。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总有大人来做客，就连小表姐偶尔也会在某一个周末来我家住，舒服地洗个澡，而母亲总是能神奇地备上一桌热菜。
搬场后，外婆也偶尔来我家住一些时日，有位邻居阿姨是厂医，外婆的慢性病需要定期打针，这位阿姨很热心地成为打针专业户。天气好的时候，外婆会陪我去楼下的小花园，她坐在石凳上对我笑着，我则踏着三轮自行车转圈。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时光太美好，导致我再也没学过两轮的自行车。
外婆是个能干的老太太，在不得不与外公分离多年的日子里，独自带大好多子女，她小小的身体里似乎藏着神奇的力量，可抵挡一切来势汹涌的难。
老太太也有搬场的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搬场，用的是黄鱼车，生活物件全都放在网兜里，被单里包上衣物，家具也不多，房子换来换去无非也都是同一个区或街道，不远。黄鱼车来来回回，蚂蚁搬家一般。那时的邻居像住在隔壁的家人，黄鱼车上装不下的，或是容易碰坏的物件，他们都会手里提着，走路送去外婆的新住处。有个邻居阿婆亲手包了馄饨，待外婆搬场结束，她将馄饨下锅，邻居们笑呵呵吃得十分开心。
原标题：《十日谈·搬场 朱轶乐：三代人的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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