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严嵩，奸臣一个，徐阶，救世名相，这是多数人的看法。先来看一组数据：据《明史》记载，奸臣严嵩被抄家后查实的田产仅有两万七千多亩，而扳倒严嵩的救世名相徐阶，家族在松江府兼并土地多达二十四万亩，规模几乎是严嵩田产的八九倍。单论这个的话，徐阶敛财程度远超严嵩，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严嵩放在徐阶面前，似乎都算得上“相对廉洁”。因此，评价严嵩和徐阶，已经不能简单用“好人”“坏人”去判断，而是要从其他维度去分析。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领大军突破长城防线，一路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在城外肆意劫掠，面对兵临城下的危局，嘉靖紧急召见内阁首辅严嵩商议对策，严嵩怎么说？“饥贼耳，不足患。”在他的判断里，蒙古人只是来掠夺物资那就让他们抢，抢够了自己就回去了。
次辅徐阶坚决反对这套消极方案，他认为绝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流寇，因此提出一边调集四方援军赶赴京师，一边使用外交手段拖延时间，组织力量守卫都城，保护畿内百姓。除此之外，对待宫廷大兴土木这件事，二人态度同样差距明显。嘉靖痴迷修道，常年计划修建各类道观、宫殿，巨额开销持续掏空国库，严嵩长期一味顺从嘉靖需求，尽量满足营建开支，将财政压力不断向下转嫁，而徐阶成为首辅之后就不管那么多，多次直言劝阻不必要的工程，压缩宫内开支。
所以，综合来看，徐阶固然存在大肆兼并土地、家族子弟横行乡里这样的污点，但是他还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在关乎国家的大事上，他是站在国家这边的，而不是像严嵩那样没有底线。但仅仅依靠行事底线的区别还不足以解释两人的口碑差距，因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徐阶深耕朝堂数十年，十分注重发掘和提携后辈人才，后来进入大明决策层的多位核心人物都和徐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高拱得到徐阶举荐进入内阁，一代改革家张居正是徐阶一手培养和重点托付的门生，之后登上首辅之位的张四维、申时行也延续着这条脉络。也就是说，从隆庆到万历初年，连续几代内阁核心，都出自于徐阶搭建起来的人际网络，而这批持续执掌中枢的士大夫同样是主导舆论风向与史料编撰的人，毕竟，历史的书写从来离不开执笔人的立场。
严嵩倒台之后迅速失势，严党势力被彻底清算，后继无人，没有任何力量为他修饰过往，所有的负面记载、民间传说不断叠加，再加上《鸣凤记》等文学作品广泛传播，严嵩就成了奸臣的形象。徐阶退休之后，虽然一度遭到高拱清算，但是门生张居正很快掌权，为徐阶缓冲了大量非议，后世史官在整理史料时，虽然会客观记录徐阶土地兼并、子弟作恶的瑕疵，但同样会着重书写他扳倒严党、革除嘉靖后期诸多弊政的功绩，功过同时留存，最终塑造出“有瑕疵的能臣”形象。
再将目光放在明朝中后期整个士大夫圈层里，像海瑞这样纯粹的清官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高层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田产，所以当时评判一个大臣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敛财属于重大缺陷，但如果拥有稳定大局、抵御外患、改良弊政的实绩，缺陷会被相应弱化，但如果身居高位却只会迎合皇帝，无视民生大肆敛财，那么所有污点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也不必刻意神化徐阶，海瑞任职应天巡抚期间，大量松江百姓状告徐家侵占民田、欺压乡邻，海瑞勒令徐阶退还侵占土地，也就是说，徐阶大规模土地兼并确实让无数底层农户失去生计，给江南地方带来深重负担，私德层面，他并不高尚。可历史就是这样，纯粹的恶人很少，完美的圣人更少，贤臣不等于完人，奸臣也不等于一无是处，一刀切式的评价永远无法还原复杂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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