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资本主义顺应人性论”，孙玉良：人性复杂，社会主义绝非逆流

文｜孙玉良

近日，网民“墨染劝学”代表“精致处利己主义”者们抛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资本主义顺应人性，社会主义则逆人性而行，因而难以成功。这一论断看似犀利，实则混淆了“人性”的复杂多元内涵，误读了两种制度的运行逻辑，更忽视了历史与现实的多重验证，必须予以批驳。

人性并非“自私”二字可以穷尽。“精致利己主义者”们将人性简化为“自私”，是一种粗陋的还原论。孟子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虽主张“性恶论”，却也强调“化性起伪”，可见中国先贤早已认识到人性兼具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可能。现代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同样证明，人类既有竞争自保的本能，也有合作互助的倾向。演化心理学指出，利他行为在亲缘选择、互惠合作中具有生存优势；神经科学发现，当人做出善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换言之，自私与利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人性的完整图景。资本主义制度所“顺应”的，不过是人性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而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则是人性中团结协作、追求公平的另一面。若只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便是以偏概全。

第二，资本主义并非“顺应人性”的天然归宿。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单纯“顺应人性”的自然结果，而是伴随着殖民掠夺、圈地运动、血汗工厂等暴力与剥削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反垄断法、累进税制、社会福利等制度约束资本，以缓解贫富分化与社会冲突。这说明，即便是资本主义，也无法完全“顺着人性”放任自流，否则早已陷入崩溃。将资本主义视为“人性自然选择”的终点，是对历史的误读。

第三，社会主义不是“逆人性”，而是“化人性”。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人们大公无私，这并非“逆人性”，而是“化人性”，即通过制度引导与文化滋养，使人性中利他、合作的一面得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伟人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树立雷锋、焦裕禄等榜样，正是以制度与教育塑造新人的社会实践。这些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人性中固有的同情心与正义感，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怎么能说是“逆人性”而为呢？再者，社会主义并非要求人人成为圣人，而是通过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减少因私欲膨胀导致的社会不公。这恰恰是对人性弱点的理性回应。

从现实看，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国家，发展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拜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第二个印度，成为他国的附庸。前些年，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激发人性中的良善与团结，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反观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撕裂、民粹泛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暴露出其“顺应自私”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若资本主义真能“顺着人性”走向繁荣，为何今日西方社会普遍陷入信任危机与治理困境？

“墨染劝学”之论，根本谬误在于将人性静态化、单一化，将制度选择简化为“顺应”或“逆反”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制度既是人性的产物，也塑造着人性。社会主义不是要消灭人的合理利益，而是要在保障个人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超越狭隘自私，追求共同福祉。这既需要制度约束，也需要文化浸润，更需要历史耐心。正如国家领导人所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探索、完善。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绝非是“墨染劝学”所说的“逆人性”乌托邦，而是人性升华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