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2年10月，俄国内战接近尾声，远东城市海参崴一带，白军将领季捷里赫斯率部向边境撤退。火车、马车和步行队伍挤在一起，军人、妇女、儿童，还有拎着简单行李的平民，都在寻找一条活路。对他们而言，身后的土地已经回不去了，面前的中国，却未必真能容下他们。
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白俄”。这个称呼并不等于某个单一民族，而是指俄国内战中站在白军一方，或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逃离苏俄的军人、官员、贵族、商人以及普通民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红军与白军之间爆发长期内战。战火从俄国西部一路延伸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外国干涉、地方武装和政治清洗交织在一起。许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担心失去财产，或者害怕遭到报复，于是随着败退的军队一同出走。
中国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重要目的地，并非偶然。早在清末，中俄贸易已经深入东北和新疆，俄国商人、铁路工人、传教士及外交人员在哈尔滨、海参崴周边和上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圈。中东铁路修建后，哈尔滨更成为俄侨聚集地，俄语学校、教堂、商店和医院相继出现。
所以，白俄难民跨过边境后，并不是完全进入陌生世界。哈尔滨有熟悉的语言，上海有既有的俄侨网络，新疆则与俄国中亚地区往来频繁。有人甚至说：“先活下来，其他事情以后再说。”这句话，正是许多难民当时的处境。
不过，中国并没有无限接纳他们的条件。北洋政府自身政局混乱，东北又受到多方势力牵制，大批携带武器的白军进入，势必带来治安和外交风险。于是，政府一面限制武装人员入境，一面允许部分妇女、儿童和普通难民暂时停留，军人与平民的待遇并不相同。
人数究竟是多少，历史资料并不完全一致。通常所说的二十多万人，是包括不同阶段、不同地区抵达中国的俄国难民和侨民，并非一次性涌入。早期进入东北的俄侨，加上1920年代初从远东撤入中国的白军及家属，才形成了这一规模。
他们的命运很快分化。上海的白俄多已失去财产和身份，只能在码头、舞厅、饭店以及租界社会中谋生。有人做司机、厨师和乐手，也有人加入保安、帮会或雇佣武装。生活逼迫之下，部分人参与了上海的政治冲突，甚至被卷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镇压行动。这段经历，不能被简单美化。
有意思的是，同一群体内部的选择并不一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白俄加入中国方面的部队或警备力量，参加淞沪会战及情报工作；另一些人则因反苏立场和现实利益，投靠日本，在伪满洲国担任翻译、警察、特务或武装人员。民族身份没有自动决定政治立场，个人处境、利益和恐惧，往往起了更直接的作用。
东北白俄的处境尤其复杂。日本占领东北后，利用他们熟悉俄语、了解苏联边境的特点，组织了一些情报和武装力量。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关东军迅速败退，与日本合作的部分白俄武装也随之瓦解。有人被捕审判，有人逃散，更多普通家庭则在战乱中重新寻找生路。
新疆的白俄则经历了另一种结局。当地白军残部曾凭借武器和组织能力制造不安，地方当局难以独立控制局势。1920年代，苏俄红军曾在中苏协商和地方合作背景下进入新疆，对部分白军武装进行打击。军人被遣返、解散或消灭，普通难民则逐渐转入民间生活。
时间一久，最初的政治标签开始松动。难民的孩子在中国出生，进入中国学校，使用汉语或当地语言，和邻居做生意、务农、成家。他们未必会讲流利俄语，也未必保留完整的东正教仪式。对第二代、第三代而言，“回到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而只是家族口述中的远方。
1949年前后，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人被称作“归化族”等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俄罗斯族作为正式民族被确认。部分人后来返回苏联，也有人选择留在中国。留下者的后代分布在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等地，名字、面貌或许带着俄罗斯色彩，户籍、教育和生活却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
在黑龙江、内蒙古额尔古纳一带以及新疆塔城、伊犁等地，仍能看到俄罗斯族的饮食、婚俗、宗教和建筑痕迹。面包、奶制品、木屋和东正教堂，保存着移民历史的印记；而汉语、普通话和当地民族语言，又说明这种文化早已不是原封不动的俄罗斯文化。
百年前，他们是被战争推着走的人。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代中，有人会很自然地说：“我们是中国人。”这并不意味着祖先的俄罗斯血缘消失了，而是家族记忆、出生地、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已经共同塑造了新的身份。历史留下的，从来不只有逃亡路线，还有人在异乡重新安顿下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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