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丨一文读懂埃及汉学的前世今生

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国交往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的丝绸之路和古代贸易往来。中埃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为汉学在埃及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学界对埃及汉学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研究埃及中文教育的历史沿革、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及师资培养等，尤其关注高校中文系的办学模式与社会成效；二是对埃及汉学家的个案分析，相关研究聚焦代表性学者的译介实践、学术理路与文化认知，揭示他们在中阿文明对话中的桥梁作用；三是当代的埃及中国学研究，相关成果梳理了埃及学者对中国经验与中外关系的观察与阐释，评析其研究范式与特点。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均关注到埃及汉学对促进文明对话合作、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但是对埃及汉学的整体历史演进和发展特点的系统性研究还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从历史传统、演进脉络和未来展望三个层面来探究埃及汉学发展，以期为深化中埃文明互鉴和促进世界汉学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中国与埃及的历史交往与传统文献记述

阿拉伯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经过复杂的文化交融、整合和积淀过程，形成了多元结构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交往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公元前2世纪，西汉张骞被派遣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著名的“丝绸之路”形成。唐宋以后，另一条连接中国和阿拉伯的商贸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也称“香料之路”）形成，这两条线路是古代中阿交通的要道,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动脉。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埃及，早期中国与埃及的交往主要通过经济贸易、军事征战、使团互访和政治往来等活动展开，这些方式相互交织，共同绘就了中国与埃及早期文化交流的丰富图景。

公元1至3世纪，埃及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属于亚历山大省（Alexandria）。这一时期，罗马东方贸易蓬勃繁荣，亚历山大城也成为东西方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此外，在亚欧内陆中国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递，埃及得以间接了解到中国的存在。《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成书于公元80年左右，其中记录了航海最北端的“秦国（Thin）某处”以及“秦国内地颇近北方的极大城市秦尼（Thinae或Thinai）”，这也成为西方最早记录秦国的文献。书中还描述了丝绸西行的转运路线，“从那里生丝、丝线和丝料沿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另一方面这些货物由恒河水运至利穆里斯（Limyrice）”。婆卢羯车和利穆里斯是位于如今印度西海岸的两座城市，展现出早期海陆丝绸之路西段，即印度至罗马埃及的印度洋商路上物质文化的交流畅通。公元150年前后，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地理书》是较早详明介绍中国的著作，当中有多处关于中国的记载。书中记述“大地之上有人居住的地区，东部毗邻未知地，未知地旁有极东的大亚细亚（Asia Major）各族，即秦奈（Sinae）和赛里斯国（Serice）”，托勒密认为赛里斯人居住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其首都是“赛拉”（Sera），以盛产丝绸闻名，成为埃及文献中最早记录中国的文本。他还试图用经纬度标定赛里斯国的位置，“赛里斯国西接伊穆斯山外的斯基泰，分界线北部端点为经度150度、北纬63度，南部端点为经度160度、北纬35度”，地理环境上“赛里斯四周为群山环绕……两条河流流贯赛里斯境内大部分地区”。关于极东之国秦奈，“秦奈国之北毗邻赛里斯国部分地区，西部接恒海外的印度”，并详细列举了秦奈国海岸各地的经纬度。尽管这些数据如今看来不够精确，但对赛里斯的描述可称为古典时期对这一地区认识的总结，并长期影响着西方对东方的地理认知，托勒密的记载也有力证明了罗马帝国时代欧亚大陆的广泛联系。

公元3世纪时，埃及政局不稳、经济下行，直至272年，埃及才重归罗马。尽管如此，来到中国的埃及商人依然络绎不绝，“昔兰尼商人到达建业，亚历山大商人进谒洛阳，不过是3世纪埃及对华贸易极盛时期相互往来中突出的典例”，直至5世纪，埃及东方贸易的税收系统才宣告结束。埃及作家科斯马斯（CosmasIndicopleustes）在著作《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从海洋的方位称述中国为“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达”（Tzinistan）。书中记录“产丝之国名为秦尼扎，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基本符合中国东临太平洋的地理特征。科斯马斯还纠正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丝绸产自树上”的错误观点，指出丝绸来自秦尼扎国的一种昆虫，并描述了丝绸经由波斯中转的贸易路线，“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各国辗转达到波斯，所需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多”。科斯马斯基于事实的记载将中国的形象从半神话状态解放出来，他也成为埃及最早明确记录中国通过海路参与经济贸易的作者，印证了南北朝时期广州、交州（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与南亚的航线发展。

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攻占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对埃及六个世纪统治的终结。这一历史性事件使埃及正式纳入新兴的伊斯兰哈里发版图，成为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重要的行省。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东扩，其东部边界与唐王朝的西域都护府辖区逐渐接近，形成了与7世纪中叶波斯灭亡后相似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与埃及再次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邻国”。在阿拉伯帝国建立的贸易网络下，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与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港口通过印度洋航线紧密相连，中国的丝绸、瓷器与埃及的玻璃、绿宝石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同时，阿拉伯地区的科学著作与中国造纸术双向传播，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公元10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和地理学家阿尔·麦斯欧迪（Al-Mas‘udi）编著《黄金草原》，该书原本多达30卷，成书于948年，被称为10世纪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式历史地理著作。书中从疆域与政体、城市与经济、宗教信仰、奇闻异事等多角度介绍中国。如书中从海洋的位置辨识中国为“东方极远之地”，其疆域广阔，国土富庶。多次提到中国皇帝的尊贵地位及礼仪制度，且拥有极高的道德威望与政治权力，形容中国的治国理政“世道清明，家国两兴”。麦斯欧迪还注意到中国信仰体系的多元性，反映出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并存。《黄金草原》中充满着对中国全面而积极的评价，塑造了当时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美好想象。

宋元明时期，埃及与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多层次的联系。随着蒙古帝国欧亚秩序的建立，元朝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1250-1517）的关系更趋复杂。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百年间，马穆鲁克和北邻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395-1453）、钦察汗国（Golden Horde，1243-1502）、伊儿汗国（Il-khan，1256-1335）之间根据相互制衡的均衡政策保持着良好关系，并通过三者和中国元朝展开了外交往来。元代的泉州、广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通过海上贸易紧密连接。马穆鲁克的布尔吉王朝（Burji,1382-1517）建立后，曾和新兴的明朝遣使通好。明初，郑和率领宝船到达印度洋海域，推动了中国与红海沿岸地区的跨文化互动。

马穆鲁克埃及时期对中国的记述，主要出现在百科全书和历史类的典籍中。百科全书类著作有埃及学者努威里（Al-Nuwayri）的《文苑观止》，成书于1333年。全书共有33卷，分为天地、人类、动物、植物和世界历史五个部分。书中明确记载了中国的长城，“据说中国国王拥有一道城墙，只在遇到极高的山和很宽的河的地方才会断开”，于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坚固的防御屏障，成为阿拉伯古籍中唯一记录长城的著作。书中还记述了中国工艺美术的精美，“中国人专门从事精巧有趣的工艺品制作，以及镟雕人像、镂刻和绘画创作。他们的画家画人时，除了灵魂画不出来，其他方面皆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于笔端。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一定要让自己的画像能够分出得意者的笑和羞涩者的笑，平静者的笑和惊叹者的笑，高兴者的笑和讥讽者的笑”，展示出埃及人对中国手工技艺的高度评价。另一部是埃及著名博物学家和文学家艾哈迈德·盖勒盖珊迪（Al-Qalqashandi）的《文牍撰修指南》，这是一部14卷本的百科全书，完成于1412年。全书详述了从远古时代到15世纪初阿拉伯国家的文书，内容涵盖地理、政治、历史、文学、行政制度和文牍艺术等，是阿拉伯古典文献中重要的行政文书与修辞学著作。书中谈及印度洋与非洲沿海的海洋路线，引用了诸如阿尔·伊德里西（Al-Idrisi）等地理学家的资料，描述“大海向东弯曲，从埃及尼罗河源头流出经印度洋，延伸至印度海与南海（China sea）”,隐含指出红海经印度洋至中国之间的海上贯通性，展现出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中国作为海洋尽头与贸易终端的地理认知。文中还提到了专供苏丹私人使用的各类饮品和精美的“中国瓷器”（Chinaware）、“Al-Qan”在鞑靼社会中是用于称呼中国国王的王室头衔，还被印在蒙古钱币上作为其国王的称谓等内容，展现出阿拉伯世界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认知结构与交往图景。

历史学著作主要有，埃及历史学家阿尔·马克里齐（Al-Maqrizi）编写《列国君王治国之道》，这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注于记述马穆鲁克王朝的君主统治、国家政策、战争与灾荒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情况。书中有关于中国使节来访与外交活动的记录，“纳赛尔素丹收到马格里布、印度、中国、阿比西尼亚、努比亚、泰克鲁尔、突厥、罗姆、法兰克等地国王送来的礼物”，此类记录虽然少量简短，但也反映出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区域与中国和周边地区存在的商贸和礼仪互动。另一位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学家伊本·泰格利·拜尔迪（Ibn Taghri Birdi）的《埃及国王中的耀眼星辰》，全书共有16卷，内容涵盖从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至1468年的历史。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虽然不多，重点涉及明朝下西洋的海外访问与埃及联络的信息。拜尔迪援引来自麦加的报告，“有几艘从中国前往印度海岸的船只，其中两艘在亚丁靠岸，由于也门社会状况混乱，未来得及将船上瓷器、丝绸和麝香等货物全部售出……于是两人写信向苏丹禀报，并以此事可大获其利说服打动他。苏丹复信允许他们前来吉达，并指示要好好款待他们”，报告反映出中国与埃及的海上互动，此时虽无大规模常驻，但也说明中国商品确实通过海路流入红海区域，并引起埃及高层的注意。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曾第一次和第三次都开赴亚丁和吉达，第四次到达了亚丁和埃及的艾特伯港，这些地区均归属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这一段历史记录为明代中国与马穆鲁克埃及实现海路联系提供了珍贵佐证。

自16世纪以来，利用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开辟后，欧洲殖民国家依靠炮舰政策控制和操纵了印度洋贸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海上贸易中断。这一时期埃及对中国的记载主要包含在《辞典珍宝中的新娘花冠》和《史迹奇观》两部文献中。《辞典珍宝中的新娘花冠》是一部10卷本的辞书，也融合了历史文化的多维度信息。书中称中国为“隋尼”（Ṣiniyyah），视中国为“世界南部的一个东方王国”，且幅员辽阔、物华天宝。书中还记录了中国的地理环境、瓷器、丝绸、宗教和城市等内容。《史迹奇观》是一部近代的埃及国别史，主要聚焦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后，埃及现代化改革者的崛起与统治。书中不仅记录政治事件，还详细描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风俗、学术活动以及外来文化对埃及的影响，如拿破仑军队在与埃及本土社会的交涉中，提到了中国的瓷器、陶罐和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等。两部书均反映出殖民霸权下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埃文化交流。

1882年，埃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时期的中国同样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和埃及的交往认知依赖于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和介绍。早期西方学者中也有多名汉学家涉及埃及与中国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以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最为著名。商博良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被誉为“埃及学之父”。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现代埃及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商博良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系统性著作，但其研究多处涉及汉字知识，主要散现在他关于象形文字的一些笔记、通信与论文中。他在《就表音圣书文字的字母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中最早提到汉字，并明确提出埃及文字与汉字属同一种文字类型。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有5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三才”等概念，并对汉字与埃及文字进行了详细比较。他认为，汉字的早期形态如甲骨文、金文中包含许多象形成分，且汉字中形声字的构造方式，即通过一个表义的“意符”和一个表音的“声符”组合成新字，这与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形声字构造法则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他还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和埃及学的发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不断加深，部分优秀的中埃文化交流使者，为中埃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开始，云南昆明明德中学、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和其他组织先后派遣了6批、共计33名中国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留学。这些中国留埃学生中的杰出代表马坚、庞士谦、纳忠、纳训等在学习伊斯兰文化的同时，还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此外，他们还把中国抗日战争的相关情况介绍给埃及，并且在政治层面上彼此声援，为国家解放和民族自由发声。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马坚把《论语》《茶神》和《中国格言》等译成阿拉伯文，并用阿语撰写《中国伊斯兰概观》一书，均在埃及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译成阿拉伯文，也把《埃及宪法》《阿拉伯通史》《古兰经》等翻译成中文，为埃及汉学的萌芽奠定基础。

由上所述，埃及早期地理与历史文献对中国的记载普遍具有间接性和想象性，大多通过转述商旅、文献汇编等方式建构起对中国的认知，而非作者亲历所为，致使信息常带有模糊与夸饰成分。这些记述强调中国的物产、工艺与政治制度，往往将其塑造为遥远而文明的“理想他者”。文献叙述中存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误差，宗教与文化内容也多带异域想象色彩，对中国的描绘更多是服务于思想教化与政治论述，虽非实证性的地理报告，但也反映了中世纪阿拉伯学术体系中对异域世界的知识整合与文化理解。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前，埃及的汉学尚未正式起步，缺乏对中国的真正了解，也并没有形成专业系统的汉学研究。

二、埃及汉学的确立

1956年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也有力支援了埃及反帝民族运动，对中埃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影响深远。中埃关系不断深化拓展，在经贸合作、国际事务协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展现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强大生命力，逐渐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典范。中埃建交后，埃及的中文教育开始萌芽。开罗高等语言学校1956年开设埃及首个中文班，后并入艾因夏姆斯大学本科专业。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正式成立中文系，而后，东方省扎卡济克大学、爱资哈尔大学等多所高校成立中文系，招收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反映出埃及中文教学发展趋势的持续向好，也为埃及汉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埃及高校培养了首批本土汉语人才，他们通过语言学习和接触中国文化，为汉学研究积累了人力与知识储备，埃及汉学也开始正式起步。

（一）研究机构的创立

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埃及开始设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sian Studies Center，Cairo University）隶属于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埃及最早专门研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历史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学术机构。中心依托开罗大学的学术资源，致力于对亚洲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亚洲发展模式、区域安全及历史文化交流等议题。20世纪90年代，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深化与外交战略调整时期，中心将中国研究作为重点方向，集中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与经验、外交政策的演变与实践成效，同时结合亚洲经济发展浪潮，深入分析“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转型中的经验启示与潜在教训，为埃及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中心还曾多次举办有关“中国问题”、“中埃关系”的主题研讨会，汇聚中埃两国学者开展对话交流，促进了埃及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知识共享与对话。

除高校研究机构外，官方机构与独立智库也将中国纳入亚洲区域的研究范畴，其中以“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最具代表性。作为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政府组织，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隶属于金字塔基金会，成立于1968年，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政治格局调整与中埃关系升温，国际关系与区域政治成为核心研究领域，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埃合作成为重点研究方向。中心主办期刊《国际政治》长期刊发中国相关研究成果，聚焦中埃双边关系发展、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等议题，其研究成果不仅为埃及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阿拉伯世界认知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学术窗口，进一步拓宽了中埃人文交流与战略沟通的渠道。

（二）研究人员的出现

中文教育的推进使埃及诞生了第一批具有开创性的汉学研究者。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 Hamdy）是埃及汉学的奠基人，现为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埃及高级文化理事会翻译委员会委员。1977年，阿齐兹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是艾因夏姆斯大学培养的第一批中文专业本科生。1978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来华学习中文的机会,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深造，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82年始，阿齐兹开始从事汉学研究、汉语教学及翻译工作，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阿齐兹笔耕不辍，为促进中埃文明交流作出杰出贡献。1988年，阿齐兹将曹禺的经典话剧《日出》首次从中文原著直接译为阿拉伯语，成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在阿拉伯世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知多依赖英语、法语转译，存在着信息损耗与文化误读风险。作为埃及首部阿语版中国戏剧作品，该译本填补了埃及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空白，先后在黎巴嫩、叙利亚等22个阿拉伯国家出版发行，引发广泛关注。阿齐兹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采用了“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要“用较为含蓄的阿语表达来替换原著中带有宗教社会禁忌的词句”，“同时尽量使用意思相近的阿拉伯成语或谚语来翻译中国成语或谚语”，实现了翻译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以适应异质文化的接受语境，构建起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阿拉伯文化对话的直接通道。

娜希德（Nahed Abdulla Ebrahim）是继阿齐兹后的埃及知名汉学家，也是中阿文学作品互译与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现任教于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娜希德潜心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抗战文学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起，娜希德先后翻译了《龙须沟》《幻灭》《中国古代文学著作选》《荷花淀》。在娜希德看来，这些作品通过文学化的历史书写，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在极端困境中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更从文化层面揭示了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暴政的普遍性抗争，这与埃及近现代史上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跨文化的互文关系。这种跨越地域的抗争精神共鸣，体现了亚非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共同历史经验，也彰显了第三世界文学中反抗叙事的普遍价值取向，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当代抗战文学的接受和理解。

同期的汉学家还有穆赫森·法尔贾尼（Mohsen Fergani），20世纪90年代起，他在埃及当地杂志《文学消息》上刊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使埃及读者初次接触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与批判精神，鲁迅作品所蕴含的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批判、对国民性的冷峻剖析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二十世纪末埃及知识界对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新的思考产生强烈思想共振，也推动了鲁迅形象在阿拉伯语境中的建立。

除上述埃及汉学家对中国的介绍，埃及当地的报刊媒体在21世纪前也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成为其汉学发展的有力补充。埃及著名报纸《金字塔报》、《共和国报》和《埃及公报》、半岛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定期刊载关于中国社会建设、计划经济、教育改革与中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等报道内容。《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伊卜拉欣·纳菲厄（Ebrahim Nafae）1999年发行《中国：20世纪末的奇迹》，系统阐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深化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书中用大量翔实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向阿拉伯国家推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ad Hassanein Heikal）凭借其在中东政治领域数十年的报道经验，在20世纪70至90年代相继出版了《开罗文件：纳赛尔内幕及其与世界领导人的关系》（The Cairo documents: The Inside Story of Nasse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World Leaders, Rebels, and Statesmen）、《斯芬克斯与政委：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兴衰》（Sphinx and Commissar: 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Arab World）、《胜利的幻想：阿拉伯人眼中的海湾战争》（Illusions of Triumph : An Arab View of the Gulf War）等专著，聚焦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变迁记述了中埃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包括两国高层互动、外交共识的形成及务实合作等内容。同时，这些著作也系统梳理了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外交动向，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合作与博弈，为学界研究中埃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参考。

（三）研究路径的开拓

埃及汉学注重将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学研究相结合。20世纪末，随着埃及国内对中国认知需求的增长，埃及学界出现了用阿拉伯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和专著。埃及汉学在注重对中国经典进行翻译的传统汉学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对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国际关系等问题的中国学研究领域，提升了埃及汉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带动了研究成果的社会实用价值。20世纪90年代，为展现现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阿齐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阿语汉学著作《中国的尝试》。通过对比西方现代化理论，阿齐兹强调中国基于自身文明传统所探索的“第三条道路”的独特性，并以跨文化视角分析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变革，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他还相继发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国的核能力和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等多篇学术论文，受到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阿拉伯专家关注，成为阿拉伯地区认识中国的重要参考。这一研究路径也影响着诸如哈赛宁(Hassanein Fahmy Hussein)、大海（Hassan Ragab）、白鑫（Ahmed Said）等第二代汉学家的研究实践。此外，21世纪之前，在汉学体系外的埃及本土学者也从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多个方面关注中国。开罗大学非洲研究院地理学系学者穆罕默德·苏欧迪（Mohamed Al-Saoudi）1974年发表论文《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文章从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分析，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非洲的参与，是对传统地缘格局的重构和后冷战时期对苏联影响力的战略性替代。这些成果体现了埃及当代中国学研究的多维视角和现实关切，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与埃及国家战略需求的有机融合。

三、埃及汉学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埃关系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埃及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新时代战略共同体”的阿拉伯国家，中埃关系实现了从战略合作到全面战略伙伴的跨越式升级。这一发展为埃及汉学研究注入了强劲动力，推动研究重心从传统语言文化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纵深拓展，使埃及汉学呈现出更强的时代性与现实关怀。

（一）研究机构蓬勃发展

21世纪以来，埃及建立了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汉学研究机构的数量也显著增多。如表1所示，截至目前埃及设有高校研究机构10所、官方研究机构4所、独立研究机构3所、学术团体1所。各类研究机构多以中埃关系、中国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为重点研究方向，注重学术交流与成果产出，并依托中埃合作背景，凸显服务双边务实合作、深化文明互鉴的价值，构成了多层次、专业化的汉学研究体系。

表1 埃及汉学研究机构。资料来源：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发展报告》中东地区汉学。

高校研究机构多以“中国”直接命名。如“中埃研究中心”依托埃及知名公立高校赫勒万大学，于2009年正式设立，是埃及本土体系完备、影响力突出的专业化对华研究与学术交流平台。中心立足中埃双边发展大局，聚焦经济贸易、国际商务、文旅产业、工程项目建设、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文化遗产保护、语言教学及社会公共服务等多元交叉领域，构建了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应用价值的研究体系。中心出版《埃及中国研究学术期刊》，刊发中埃关系、中国发展等相关领域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心还积极搭建国际学术交流桥梁，与中国国内高校和相关组织开展深度合作，其中2013年与南开大学联合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以“二十一世纪中埃关系与中阿关系的未来”为主题，汇聚中埃两国知名学者开展研讨，有效推动了双边学术互鉴与思想碰撞。

官方机构或独立智库也将中国作为专门研究内容。如中埃联合科研基金会是2016年中埃两国共同倡议设立的双边合作资助机制，隶属于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它由埃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和中国科技部共同实施，旨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推动两国科研协同创新与技术成果转化。独立智库如沙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是2015年创立的非营利性独立组织。2019年，它与中国蓝迪国际智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医疗、教育、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发展战略的对接。此外，埃及汉学家理事会是埃及汉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团体，于2023年12月在首届“文明互鉴与区域发展：北非地区汉学家大会”期间正式宣告成立。理事会成员均为埃及汉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学者与专家，涵盖高校教授、智库专家、翻译家等，以阿齐兹为召集人，成员包括哈赛宁、穆罕默德·法耶兹·法拉哈特（Mohamed Fayez Farahat）等知名汉学家。理事会依托汉学家群体的专业力量，主要职能包括开展汉学相关学术研讨、推动中国文学作品阿拉伯语翻译与出版、组织中埃文化交流活动、探索汉学发展路径，同时为中埃双边合作提供学术咨询与智力支撑，搭建埃及汉学家与中国学界、社会各界的沟通桥梁，共同推动“全球南方文明话语体系”建设。

（二）青年汉学家力量崛起

近年来，埃及汉学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趋势，一批受过专业训练、具有跨文化背景的青年学者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汉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活跃的三十余位汉学家中，除资深学者外，越来越多的青年汉学家开始在学术研究、翻译阐释及中埃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代学者不仅数量上有所增长，在研究方法、学术视野及国际参与度方面也表现出显著提升。

埃及汉学家代表性青年学者名录。资料来源：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发展报告》中东地区汉学。

青年汉学家的崛起促进了埃及汉学研究的专业化与多样化，从早期以语言教学和基础翻译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涵盖中国文学、历史及当代中国问题等多个领域。以谢赫为例，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还出版过《21大厦》《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等多部译著。再如安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孔子新汉学计划”的博士研究生，曾翻译出版《解读中国经济》《翱翔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从老式车马舟桥到新式交通工具》《从古老发明到高新科技：百年中国社会图谱》《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等多部展现当代中国面貌的研究专著。她的博士论文《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利益决定身份、身份影响政策”为思路，指出中国在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由“适度谨慎”转向更为主动的姿态。这些青年学者大多曾在中国高校接受过研究生教育，部分学者还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种在地化的学习经历，使他们能够直接接触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显著提升语言运用能力与跨文化理解水平。与早期主要依赖二手资料的研究方式相比，这种亲历式学习方式不仅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深度，也使其在翻译与文化阐释中更具准确性与敏锐性。

青年汉学家的身份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除高校教师、译者外，还包括活跃于外交、新闻媒体、国际组织及文化交流机构的专业人士。例如，金皓天是埃及智慧宫文化传媒公司的翻译工作室主任，也曾担任《银川日报》阿文特刊阿语翻译、校对等。出版过《邓小平改变中国》《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国民间运动》《味道新疆》等多部译著。这种多元身份背景使他们能够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推动汉学研究从书斋学问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应用，也促进了研究方法的更新。部分青年学者结合国际关系、传播学等学科方法，对中国形象建构、中埃文化交流及跨文化传播展开研究，从而拓展了埃及汉学的传统研究边界。同时，他们还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合作研究项目及多语种出版，逐渐融入世界汉学体系，提升了埃及汉学的国际可见度。

（三）研究议题多元拓展

21世纪的埃及汉学在继承前一阶段语言、文学、历史等传统议题的基础上，研究重心明显转向当代中国。研究内容主要涵盖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经济发展路径、教育教学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等现实性和战略性议题，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时代特征。

1.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埃及学者持续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阿拉伯语译介工作，成为中阿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以白鑫、雅拉、米拉等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和出版人，系统翻译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以雅拉为例，她毕业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长期致力于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曾在《迪拜文化传媒》、《诗歌之家》、《黎巴嫩愿景》等阿拉伯杂志及埃及《金字塔报》《文学消息》等上发表文章。她翻译过北岛、王小妮、舒婷、芒克、多多、西川、陆忆敏、宅永明等诗人的诗集，也聚焦苏童、平原、格非等小说作家，翻译出版了多部现当代文学作品。在2019年，雅拉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以表彰其在推动中阿文学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外，埃及国家翻译中心与中国外文局合作推出“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截至2023年互译作品数量已多达50部，《论语》《孟子》《老子》等20多种中国优秀典籍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为中阿文化双向互鉴搭建了坚实的出版平台。学者们不断关注翻译策略、文化意象传递、译本的接受效果等问题，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埃及学界的经典化建构。

2.国家治理经验研究。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法拉哈特长期致力于中国外交政策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在代表著作《一带一路：21世纪的伟大竞赛》中，他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全球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宏观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认为它不仅是经济合作倡议，更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增强的话语权，并深入探讨了埃及在“一带一路”中的重点作用。另一部著作《埃中文化关系：从文化共同到战略伙伴关系》更侧重历史与文化维度的考察。法拉哈特梳理了埃及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交往与文化互动，从丝绸之路时期的间接联系，到现代以来教育、翻译与媒体交流的逐步深化，揭示两国关系从“文化认同”走向“战略协同”的演进路径，他认为持续扩展的人文交流为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埃及汉学也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政策研究。《今日中国》阿拉伯语版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Hussein Ismail Hussein Hassan）2023年获“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期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与世界》《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等多部图书，还担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国关键词》系列丛书、《陈毅诗选》等的阿拉伯语版审校工作。他还在《亚洲视野》上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新中国的第三次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重点论述了“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四个全面”等治国理念的基本内涵。白鑫出版专著《中国道路：奇迹和秘诀》和《新时代的中国》，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出发，阐释了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中国发展经验为埃及提供了借鉴。

3.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埃及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视为“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研究议题从宏观的经济制度与发展史延伸至金融体系、外资结构及双边贸易等微观层面。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哈桑·哈提卜（Hassan El-Khatib）表示，埃及正在关键工业和技术领域加大力度吸引中国投资，以加强本土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促进埃及对区域和全球市场出口，希望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Beni Suef University）经济与政治科学系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加尼（Mohamed Abdel Ghany）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及对埃及的启示。他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吸引力的要素，认为中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其经济增长能够在保持高速度的同时维持稳定性。在双边合作层面，阿卜杜勒·加尼认为，增加埃中贸易规模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埃及面临美元短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举措为两国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阿拉伯科技与海运学院学者伊斯兰姆·阿卜杜勒巴里（Islam Abdelbary）与沙迪·阿布扎伊德（Shady Abozaied）2025年发表论文《“一带一路”倡议下评估埃中双边贸易动态：增强引力模型方法》，文章运用增强引力模型和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对1960年至2022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对埃中双边贸易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严谨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埃中双边贸易额出现了显著增长，苏伊士运河作为全球航运枢纽的既有基础设施增强了埃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价值，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4.教育教学研究。埃及学界对中国教育领域的研究，主要采取以“经验借鉴”与“比较分析”为导向，形成了纵向贯通各级教育阶段、横向覆盖多元主题的研究格局。赫勒万大学教育学院艾哈迈德·霍斯尼·萨利赫·梅特瓦利（Ahmed Hosny Saleh Metwally）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埃教育比较研究领域的埃及学者。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教育、科学教育以及教育技术方向，尤其关注中国与埃及教育体系在教材设计与教学实践层面的差异。2024年梅特瓦利发表论文《中国和埃及的科学教科书有何不同？一项跨国比较研究》，通过对两国九年级科学教材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教材更强调探究式学习与实践活动，而埃及教材则侧重知识传授与概念理解，呈现出较强的目标导向，文章还揭示两国在高阶认知能力培养方面均有提升空间。从研究内容来看，埃及汉学关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普及与质量提升，也重视高等教育阶段的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议题围绕学科建设、教育技术、教师选拔、教师素质培养、高校合并学校管理制度等。同时，埃及学者还将中国教育置于比较教育学下进行考察，通过多国对比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经验。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中国的教师职业发展》《高校发展中的远程教育：中国经验》《中国的社会教育机构及其对埃及的启示》《中国、日本、挪威中小学评价体系和竞争机制比较研究及其对埃及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经验对埃及公立中学语言教育监管体系的启示》《中国和澳大利亚跨国高校教育应用比较研究及其对埃及的启示》等。

5.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研究也构成埃及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穆罕默德·诺曼·贾拉勒（Mohamed Noman Galal）是埃及资深外交官和学者，曾担任埃及驻华大使。贾拉勒长期关注中埃关系及“一带一路”倡议对阿拉伯与中国关系的深远影响，从历史视角审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认为倡议是构建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和平互利关系的重大创新。全球未来研究论坛（World Futures Studies Forum）秘书长兰尼娅·阿布·海尔（Rania Abu El Khair）长期从事中国外交政策及中东地区战略研究。2025年她主持了中心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及其中东政策：战略性转变”圆桌研讨会，从双边关系、地缘政治转型以及国际体系变化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外交、合作及战略利益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对中埃合作及区域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开罗大学学者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塔哈（Mohammed Ahmed Taha）2017年在《亚洲视野》上发表论文《埃中关系：主要历史时期和复杂关系》，系统梳理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演进。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分阶段考察了从万隆会议、苏伊士运河危机到新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等关键历史节点，揭示了双边关系在不同国际格局下的演变历程。他重点分析了近十年来中埃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文化教育及抗疫合作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出两国关系从“政治互信”走向“全方位合作”的动态进程。开罗大学学者阿提夫·穆塔梅德（Atef Motamed）翻译出版阿语版著作《命运潮汐：大国军事力量的兴衰》，从历史比较视角总结了大国军事的兴衰规律。他将中国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认为中国在封建帝制时期曾长期维持着区域军事优势，进入当代，中国依托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在海军与导弹军事领域实现飞速发展。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呈现出阶段性与适应性特征，通过“有限目标”与“渐进推进”的方式不断壮大地区力量，进而对大国竞争局势带来新的启示。

四、埃及汉学的特点与展望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埃及汉学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发展的阶段性。埃及汉学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中期之前。传统埃及地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较为零散，多依托间接传闻与古伊斯兰旅行文学，带有明显的异域想象色彩，尚未形成专业、系统的汉学研究。第二阶段从20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埃及汉学萌芽并走向学科建立，这一时期的埃及汉学以中文教育为根基，以中国文学经典翻译勾勒出汉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研究机构开始设立，专业研究人员陆续出现；研究内容在传统汉学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第三阶段自21世纪持续至今。特别是2014年，两国实现了从战略合作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升级，埃及汉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汉学研究机构数量显著增多，高校和官方研究机构与独立智库、学术团体协同发展；具有跨文化教育背景的青年汉学家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汉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议题多元拓展，注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文化教育、国防军事、科技创新及国际关系等领域深入研究。

二、汉学与中国学相融合。早期埃及汉学主要建立在汉语教学、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基础上，随着中埃外交关系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埃及学界对中国的关注逐渐由传统的语言文化研究扩展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发展模式等领域。汉学译介事业蓬勃发展，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品、政策文献及学术论著被译入阿拉伯世界，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学研究形成有机互补、并行发展的格局，逐渐建立起古今并重、理论研究与现实功用相结合的学术体系。

三、鲜明的区域性。区别于欧美汉学，埃及独特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汉学研究具有明显的阿拉伯和非洲区域视角。作为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的重要国家，埃及学者往往不会孤立地研究中国，而是将中国置于中埃关系、中阿关系、中非关系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中国与埃及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成为推动埃及汉学研究的重要现实动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阿、中非合作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对阿政策和现代化道路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尽管埃及汉学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进展，但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其一，学科体系不完善，研究结构单一。当前埃及汉学的发展仍主要依托高校中文系展开，学科定位多停留在语言教学与文学研究层面，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中国学研究体系。其二，研究深度不足，原创能力有待提升。埃及汉学在研究方法与成果质量方面仍存在不足，突出表现为对中文一手资料的使用能力有限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依赖程度较高。其三，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复合型人才匮乏。埃及汉学长期以语言型人才培养为主，缺乏具备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研究者。青年学者培养机制尚不完善，高层次研究人才储备不足，学术梯队建设相对薄弱。

针对以上问题，埃及汉学可以从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能力提升、人才培养改革以及学术资源与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加以推进：

第一、完善学科体系建设，推动汉学向综合性中国学研究转型。应改变埃及中国研究长期依附中文系、以语言文学为主的学科格局，逐步建立具有综合性和独立性的中国学研究体系。高校可以在现有中文系、亚洲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整合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资源，设置“中国研究”“中国与中东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等跨学科研究平台，形成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相互支撑的研究结构。同时，可围绕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国历史与文明、中阿关系、中非关系等方向建设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并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提高中国研究的专业化程度。通过从“中文教学型”向“综合研究型”转变，使埃及汉学逐步形成学科定位明确、研究领域多元、学科交叉充分的中国学体系。

第二、加强一手资料与本土化研究，提升埃及汉学原创能力。针对中文一手资料利用不足、对既有研究成果依赖较高的问题，应着力提高埃及学者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的中文文献处理和学术研究能力。高校可以将中国政治文献、历史档案、中文学术数据库以及中国政府公开资料的阅读与使用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同时加强学术中文、文献学和研究方法训练。同时，应鼓励埃及学者立足埃及和阿拉伯社会的实际需求开展中国研究，减少简单介绍和重复性研究，更多采用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档案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围绕中国对非政策、中阿关系、“一带一路”在埃及的实践、中国现代化经验等议题形成具有埃及视角的原创成果。通过“掌握中文资料-形成独立问题意识-加强本土化阐释”的研究路径，提高埃及汉学的学术自主性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中国研究人才。应突破长期以汉语语言能力培养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区域研究+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在本科阶段继续夯实汉语基础，同时增加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课程；在硕博士阶段，则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加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专业训练，使学生具备利用中文资料开展专业研究的能力。同时，还应建立更加完善的青年学者培养机制，通过中埃联合培养、短期访学、博士交换培养、青年学者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会等方式，为青年研究人员提供持续的学术训练和国际交流机会。还可以鼓励埃及高校与中国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团队，开展联合课题和共同指导研究生，从而逐步形成老中青结合、专业结构合理、具有国际研究能力的学术梯队。

第四、深化中埃学术合作，构建稳定的研究资源与交流平台。埃及汉学的发展不能仅依靠埃及高校自身力量，还需要进一步利用中埃两国不断扩大的教育、文化和学术合作资源。可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建立更加稳定的中埃中国研究联合平台，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和相关文化机构之间开展长期合作。双方可以围绕中埃关系、中阿关系、中非合作、中国治理等具有共同现实意义的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并通过共同出版、联合课题、学者互访和国际会议等方式提高研究成果的传播能力。同时，应加强中文学术资源向阿拉伯世界的转化，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研究成果翻译成阿拉伯文，也鼓励埃及学者的优秀成果进入中国学术界。通过建立“资源共享-联合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弥补埃及汉学在资料、资金、研究团队和国际传播方面的不足，推动其由相对分散的个体研究走向更加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具有彼此呼应的深层结构与精神内核。二者皆以强大的文化柔性与历史适应性，在历经外来征服、殖民统治与现代性浪潮的冲击后，依然坚守自身文脉，以独特方式参与全球文明进程。2026年，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这不仅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埃及汉学将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持续深化中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交流、经典译介与青年人才培养，让古老的智慧照亮前行之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文化力量，携手书写文明互鉴、和合共生的崭新篇章。

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本文为“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特约文章，载于《中国学（中英文）》2026年第3期（9月刊），原文标题为《发展中的埃及汉学：传统、演进与展望》。作者王泽璇为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来源：王泽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