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多是私兵，缺乏统一指挥导致孙权五次北伐合肥一次比一次失败

​​对比同时期的二代诸侯，如祸起萧墙的袁尚、袁谭，“至诚至孝”的马超，引狼入室的刘璋，望风而降的刘琮。孙权无疑是尖子生。

汉末乱世之际，孙权临危受命，接替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后来力排众议，联刘抗曹，鼎足于天下，堪称是人生赢家。但前半生雄才大略的孙权，步入中年，却被曹丕视作鼠辈。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五次合肥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占领荆州后，写信给孙权，说本丞相统领水军八十万人，准备与将军会猎于吴地。孙权把这封书信给部属们看，张昭等人建议投降，只有鲁肃、周瑜力主抵抗。压力给到了孙权，他力排众议，任命周瑜为主帅，率兵与刘备合力迎战曹操。

但周瑜临行前，孙权留了个心眼。周瑜向孙权讨要五万精兵，孙权只给了三万。让周瑜先行，他自己则留守柴桑（江西九江）作为后援。可直到周瑜火烧赤壁，孙权都没有率后援亲临一线。战后，曹军主力退守荆州北部，周瑜趁机围攻南郡。

孙权手上握有数万大军，却在柴桑无事可干，便萌生了攻打合肥的想法。张昭由于此前主张投降，为证明自己非贪生怕死之辈，也支持孙权北上。

​孙权 为什么孙权要拿合肥开刀，不是徐州呢？因为徐州打下来也守不住。用吕蒙的话说：“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并且，吴军跨过淮河，进攻徐州刺史部治彭城（今徐州市区），也极容易遭到来自合肥曹军的截击。

而相比之下，打合肥就比较划算了。合肥紧邻巢湖，又通过濡须水、肥水，分别与长江、淮河相连。无论孙权还是曹操，只要据有了合肥，都能够进可攻，退可守。所以孙权要想图谋中原，就得先拿下这座桥头堡。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孙权自率大军围困合肥，又令张昭领一路人马进攻当涂，牵制曹军。孙权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一战拿下淮南的九江、庐江、广陵三郡。但张昭的指挥能力不忍直视，打了三个月，连当涂的城门都没摸到。

孙权这一路起初还好，一度打得合肥“城欲崩”。

然而，东吴的军队大多是私兵，保卫乡土还行。到了需要掏老本的时候，吴军就出工不出力了。

曹操得知合肥危急，令身边大将张喜率军增援。孙权一直拿不下合肥，又听闻曹操派兵增援，顿时急眼了，打算亲率突击队玩命。“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关键时候，张纮及时劝住，孙权才没有去逞匹夫之勇。

​蒋济 另一边，合肥守军更急。由于江淮瘟疫肆虐，援军许多兵士染病，耽误了行程。见合肥即将陷落，援兵又迟迟未到，扬州从事蒋济站了出来。蒋济首先忽悠他的上级扬州刺史，谎称张喜已率四万援军到达雩娄（今河南商城县东北部、固始县南部）。扬州刺史不知道是假消息，当即派主簿前去雩娄。这一举动，稳定合肥的军心。紧接着，蒋济又派三名守将携带伪造的书信，先潜出城外，扮成援军信使模样，再做出向城内守军送信的假象。

不久，吴军逮到两名“信使”。雩娄距离合肥150公里，孙权见信后，没时间核实真伪。又担心疲惫不堪的吴军打不过张喜带来四万生力军，便匆忙下令退兵。此战是孙权拿下合肥最好的一次机会。他的表现也不差。奈何对手更狡诈。最终虎头蛇尾地尴尬收场。

四年后，曹操领兵攻濡须，见吴军军容整齐，不禁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但孙权的高光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曹操知道孙权后来的表现，估计会后悔说了这句话。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刘备对峙于湘江，大战一触即发。曹操趁机率主力西征汉中。

汉中是四川门户，若被曹操占领，成都危矣。得知后院起火，刘备也顾不上荆州，火速与孙权达成湘水之盟。两家以湘江划界，湘江以西归刘备，以东的土地归属东吴。

孙权得了好处，同时又看到曹操远在汉中，便亲率十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合肥之战。

​张辽 此前，曹操担心淮南被吴军劫掠，下令将当地民众迁往中原。受此影响，淮南人口空虚。在合肥以南，只剩下了一座皖城。合肥也只有七千人驻守，守将为张辽、李典、乐进。同年八月，孙权率军沿濡须水北上，过巢湖，直抵合肥城下。由于知道合肥空虚，孙权非常狂妄。参考后来张辽轻松袭营，吴军当时应该没有集结成阵，甚至都没有统一的口令。这倒挺符合东吴的军事私兵制度。彼此之间配合极差。不仅如此，孙权还大摇大摆，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估计在他看来，十万打七千，怎么看都是必胜局。难不成曹军还敢冲出来？可事实证明，对面就是敢冲出来。“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现在吴军逼近，薛悌便当众打开锦囊，“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李典与张辽本有旧怨（张辽旧主吕布曾杀害李典叔叔），但见孙权兵临城下，又见张辽不畏生死，遂主动放下仇怨，支持张辽的突袭计划。当晚，张辽征募八百死士，杀牛设宴，犒赏一番。“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大惊，这是要执行斩首行动？但他反应还算快，马上跑上一块小高地，身边的卫士手执长戟，防止曹军冲上来。“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可惜孙权不是孙策。真到了要命的时候，孙权的反应是“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战斗从清晨打到中午，张辽将所有将士救出，吴军的斗志则彻底崩溃。见吴军没人敢上前应战，张辽下令退回城内。自打娘胎里生出来，孙权就没有这么狼狈过，恼怒之下，孙权指挥吴军将合肥城团团包围。不过，吴军士气已经下滑了，围城十多天，始终无法攻克，孙权终于服软，下令全部撤退。

但撤军也是个技术活，得提前安排好撤退顺序。比如谁先走、谁负责殿后，各部保留多少间隔，不至于脱节，被敌人反咬一口。根据后面的战场表现，这些必要安排，孙权完全没做。结果，吴军大部队经逍遥津渡口先走了。孙权、甘宁、吕蒙、凌统、蒋钦五支小部队，落在了最后。

​凌统 张辽一看，遂派出一部迂回，截断逍遥津上的小桥。自己率步、骑联合兵种杀向孙权，实施第二次斩首行动！甘宁、吕蒙见张辽突然冲过来，拼死抵挡，凌统则率亲兵护卫孙权冲出包围。送走孙权后，凌统又折返回去，与张辽厮杀。一番厮杀下来，凌统身边的几百亲兵全部战死，自己也身负重伤。

孙权这边，虽然冲出包围圈，但抵达逍遥津的小桥后，却发现一部分桥板被撤去。没法过河。好在这时候，监官谷利让孙权抓紧马鞍，他在后面猛烈抽打马屁股，马匹受惊，驮着孙权跳过了断桥。

曹军骑兵追击至逍遥津夏小桥，发现孙权已经逃走，又看到吴军将领贺齐率三千兵马赶来救驾，只好撤兵回营。

从第二次合肥之战可以明显看出，东吴北伐，往往是十几支私兵的简单叠加，不具备一支十万大军应该有的统一行动能力。加之孙权的战术素质又太差，不具备统领十几支私兵的能力，导致差点阴沟里翻船。

当晚，“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也因此，孙权在之后的战斗中，表现得越来越怂。

另一边，曹丕即位后为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的贡献，曹丕下诏：“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孙权的“孙十万”外号由此而来。

​满宠 孙权的噩梦不止张辽，还有满宠。

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登基称帝，并与蜀汉签订军事盟约。根据盟约规定，无论蜀汉、东吴谁被侵略，另一方都有义务出兵相助。

第二年八月，曹真指挥四路大军进犯汉中。孙权遵照盟约，第三次北上进攻合肥此时，曹魏的东线总指挥就是满宠。他担心兵力不足，因此上表曹叡，请求召集兖州、豫州等地兵力前来共同御敌。孙权到达合肥后，见魏军已有防备，没敢交战，虚晃了一枪，做出撤军的假象。

曹叡得知孙权撤军，遂下诏命援军原路退还。“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第三次合肥之战不了了之。

三年后，孙权再度光临合肥。

此前，满宠给曹叡上表，说“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

​满宠 曹叡本不同意，认为这是示弱。满宠反复上表：“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孜认为满宠的计策可行，曹叡遂准奏。

合肥新城建成后，孙权领兵前来，看到新城离水路太远，不敢上岸。愣是在船上待了二十天不敢下来。满宠见状，不以为意，他认为孙权来都来了，肯定会上岸炫耀自己兵多将广。便在吴军的必经之处，部署六千伏兵，等待吴军自投罗网。“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孙权大怒，下令攻打合肥新城，同时令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然而事实证明，孙权只是无能狂怒。两路吴军最终都是不克而还。孙权自讨没趣，只好匆匆结束了第四次合肥之战。

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孙权响应，第五次攻打合肥。

此次出战，东吴兵分三路，除了孙权攻合肥这一路，另外还有两路：一路由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攻向襄阳；另一路由孙韶、张承向广陵、淮阴进逼。

但曹叡已经看穿一切。他认为孙权只是在表面上响应诸葛亮，实际只是一个旁观者。况且合肥城池坚固，即便孙权进攻，亦不足为虑。结果正如曹叡所料，孙权久攻不下，渐渐丧失信心。又听说曹叡率大军前来，索性下令撤退。第五次合肥之战结束。其他两路吴军也是无功而返。

​孙权 纵观孙权五次北伐合肥，一次比一次怂。

一伐合肥时，孙权英武不输父兄，令人敬佩。二伐合肥，孙权亲临一线指挥，还亲自断后。但不想被张辽教训了一顿，就此落下了病根。到了四伐合肥时，他竟然怂得连船都不敢下了。

当然，考虑到吴军的军制，也不能对孙权要求太高。毕竟陆逊也在襄阳城下撞一头包。东吴越境作战，尤其是对上魏军，往往发挥不出真正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关羽没有说过孙权是“江东鼠辈”。据《典略》记载，关羽只说过孙权是“貉子”。真正骂孙权是鼠辈的是曹丕。

夷陵之战后，曹丕下诏给孙权，要求孙权送儿子到洛阳做人质。孙权表面答应，实则暗中备战。曹丕不明所以，得意洋洋，说“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后来经演义小说加工，孙权就被扣上了“鼠辈”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