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把报表搁在餐桌上,陈建明用钢笔帽敲了敲封面。
“离吧。 ”
他嘴里还嚼着半块红烧肉,吐字含混,油星溅到离婚协议书上,洇开一个黄点。
我盯着那个黄点看了两秒,拿起他手边的钢笔,拧开,在最后一页签了名。
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很轻,厨房水龙头滴水的动静都比它大。
“房子归你,车归我。 ”他咽下肉,把协议书转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存款平分,你那份我明天转你卡上。 ”
“好。 ”
他愣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
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
碗里的米饭还剩大半碗,我起身端进厨房,倒进垃圾桶,拧开水龙头冲掉最后一点热气。
结婚十七年,他第一次把“离婚”两个字说出口,是在上个月二十三号晚上。
那晚他喝多了,领口蹭着一抹玫红色口红印,我拿湿毛巾给他擦脸,他攥住我手腕说“小周比你懂我”。
小周是他公司新来的行政,二十六岁,比我小整一轮。
我没哭。
第二天照常六点半起床,给他煮了小米粥,煎了两个荷包蛋。
他宿醉没胃口,粥没动,蛋也没动,拎着公文包出门时在玄关站了五秒,说了句“昨晚喝多了,说的胡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当时正蹲在地上擦他踩出来的鞋印,抹布在瓷砖上蹭出吱嘎声。
我没抬头,说“知道了”。
他皮鞋跟磕在地板上,噔噔噔下了楼。
真正摊牌是今天。
他连铺垫都省了,直接让秘书把离婚协议书打印好带回来。
协议书放在茶几上三天,页脚被茶杯压出两个圆印子。
他今天下班早,把协议书拿到饭桌上,就着红烧肉和西红柿蛋汤,把十七年婚姻当一顿晚饭吃完了。
我签完字把钢笔帽旋回去,放在他手边。
他还在吃,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筷子夹起最后一块排骨。
墙上的挂钟指向七点十二分,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写作业,声音拖得老长。
“明天我回来搬东西。 ”他说,筷子搁在碗沿上,起身去客厅拿外套。
“不用。 ”我把碗收进水池,“你东西我昨晚已经收拾好了,三个纸箱,在储藏室。 你今晚就能拉走。 ”
他穿外套的动作停了。
西装只套进去一只袖子,另一只耷拉在背后。
他回头看我,嘴角还沾着酱汁。
“你早就准备好了? ”
“你上个月二十三号说要离,我二十四号就收拾了。 ”
他站在客厅中间,一只胳膊在袖子里,一只胳膊在外面,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玄关的声控灯灭了两回,他每回都得跺一脚才能重新亮起来。
最后他把外套穿好,没去储藏室,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锁舌咔嗒一下落进槽里。
我拧开水龙头洗碗,热水冲在指关节上,烫得皮肤发红。
洗洁精的泡沫顺着碗沿滑下去,一个接一个破掉。
第二天是周六。![]()
我把三个纸箱从储藏室拖出来,整齐码在门口。
纸箱里装着他的西装、衬衫、领带、剃须刀、两瓶没喝完的白酒、三双皮鞋。
领带卷成筒状塞在衬衫中间,像一窝冬眠的蛇。
上午十点,他来了。
开的是公司那辆黑色帕萨特,车停在单元楼门口,没熄火。
副驾驶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
小周。
她穿了一件米色羊绒大衣,腰带系得紧,把腰掐得细细的。
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跟在他身后三步远。
上到二楼时她停住了,站在楼梯转角,手扶着掉漆的栏杆,没再往上走。
陈建明一个人上来搬箱子。
三趟,他搬了三趟,皮鞋后跟把我擦过的地板又踩出灰印子。
最后一趟他站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鞋柜上。
“密码你生日。 ”他说。
“嗯。 ”
他没再说别的,转身下楼。
小周还在二楼转角等着,他经过时伸手揽了一下她的腰。
米色大衣和黑色西装蹭在一起,蹭出窸窸窣窣的布料声。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俩一前一后钻进车里。
帕萨特倒出小区时车头顶了一下垃圾桶,咣一声,后备箱盖弹开又合上。
我关上门,把鞋柜上的银行卡收进抽屉。
抽屉里还有一张,是去年他生日我给他买的皮带,吊牌没剪,他一直没系。
下午两点,手机响了。
是陈建明的秘书,林芳。
她在电话那头压着嗓子,背景音有翻纸张的沙沙声。
“嫂子,建明哥让我订今晚君悦的包厢,说是……带周小姐出席公司晚宴。 ”
“嗯。 ”
“嫂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她停顿了三秒,我听见她呼吸变粗,“周小姐上个月体检查出来有问题,妇科那方面的。 体检报告是我取的,建明哥不知道。 嫂子,他在海外还有个女伴,去年就查出来一样的病,一直瞒着没治。 ”
电话那头传来有人喊林芳的声音。
她匆匆说了句“嫂子你保重”就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有辆洒水车放着《兰花草》开过去,水雾喷到三楼窗户上,模糊了对面楼的红色屋顶。
我把手机搁在洗衣机盖上,弯腰从洗衣机滚筒里往外掏洗好的床单。
床单是上周新换的,淡灰色,他睡的那一侧还留着人形褶皱。
我把床单抖开,搭在晾衣杆上。
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床单鼓成一个包,又瘪下去。
晚上七点,君悦酒店三楼宴会厅灯火通明。
我穿了那件压箱底的黑色连衣裙,裙摆到膝盖,是前年公司年会他让我买的,说太素,一直没穿出去过。
头发用一根黑色发圈扎在脑后,碎发别到耳后。
我没化妆,只在嘴唇上抹了点无色唇膏。
宴会厅门口摆着签到台,两个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站在两侧。
我走进去,没人拦我。
林芳在角落里冲我使了个眼色,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陈建明站在主桌旁边,手里举着香槟杯,正跟一个秃顶男人说着什么。
小周站在他身侧,米色羊绒大衣换成了酒红色丝绒裙,领口开得低,脖子上挂一条细金链。
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往陈建明肩膀上靠。
我走过去,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声音。
“陈建明。 ”
他回头,香槟杯停在嘴边,酒液晃了一下。
小周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从陈建明臂弯里抽出来,背到身后去。
“你怎么来了? ”他压低声音,伸手想挡我。
我从手包里掏出一张A4纸,展开,放在他面前的餐盘上。
纸上是林芳帮我打印的体检报告复印件,姓名周莉,年龄二十六岁,诊断栏写着一行拉丁文,下面用中文标注:高危型HPV阳性,伴宫颈低级别病变。
“周小姐,”我转向她,声音不大,但主桌旁边几桌都听见了,“你上个月体检报告落公司了。 林秘书替你收着的。 ”
小周的脸从酒红变成粉白,手攥住桌布边,指关节青白。
陈建明把香槟杯往桌上一墩,酒溅出来,打湿了那张报告。
“你发什么疯? ”他伸手来拽我胳膊。
我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手扑了个空,指尖擦过我的袖口。
宴会厅里的音乐停了,司仪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嘴张着,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陈建明在海外还有个女伴。 ”我提高声音,眼睛扫过主桌上那些熟悉的面孔,副总、财务总监、他手底下的几个部门经理,“去年查出来同样的病,没治。 周小姐,你回去问问陈建明,他是不是上个月刚从新加坡回来。 你去查查他的出入境记录。 ”
小周转头看陈建明,嘴唇哆嗦,酒红色丝绒裙在灯光下发暗。
陈建明站在那里,手还悬在半空,脸从耳朵根红到脖子。
“你胡说八道。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从手包里又掏出一张纸,是复印件,新加坡某私立医院的诊疗记录,姓名栏拼音写着Chen Jianming,护照号和他的一模一样。
林芳上个月调他的出差报销单,夹在文件里的。
“你自己看。 ”我把纸拍在他胸口。
他没接,纸掉在地上,正面朝上。
旁边一个部门经理弯腰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往后退了两步。
小周突然抬手,一巴掌扇在陈建明脸上。
声音脆响,宴会厅后排的人都站起来了。
陈建明脸歪向一边,嘴角沁出一丝血。
小周没哭,拎起裙摆,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往外走,鞋跟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一串急促的点。
陈建明捂着脸站在原地,香槟杯倒在他脚边,酒液渗进地毯。
主桌上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摇头,有人拿起手机拍那张掉在地上的诊疗记录。
我转身往外走。
林芳追上来,在走廊拐角拽住我胳膊。
“嫂子。 ”
“别叫嫂子了。 ”我拍拍她手背,“谢谢你。 ”
她眼圈红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冲她笑了一下,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门合上时,我听见宴会厅里传来杯子摔碎的声响,还有陈建明吼林芳的声音。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金属门映出我的脸,黑裙子,素颜,碎发贴在耳边。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又放下来。
十七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一岁,我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给了一个用三份体检报告才能看清的男人。
电梯下到一楼,门打开。
大堂里钢琴师在弹《月亮代表我的心》,音符叮叮咚咚砸在大理石地面上。
我穿过旋转门,外面起了风,吹得行道树叶子哗哗响。
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短信,陈建明那张卡转进来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块。
存款的一半,连零头都算清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路灯一盏接一盏亮着,梧桐树影投在脚面上,踩过去,碎成几瓣。
前面路口有个卖烤红薯的三轮车,铁皮炉子上摆着七八个红薯,皮烤得焦黑,裂口处冒着糖汁。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正拿铁钳翻动炉膛里的炭。
“红薯怎么卖? ”
“八块一斤,姑娘。 ”
我挑了一个小的,上秤一称,六块四。
老头说给六块吧。
我掏出手机扫码,付款成功的提示音响起。
红薯烫手,我两只手倒来倒去,剥开一块皮,黄瓤冒着热气。
咬了一口。
甜。
我站在路灯底下吃完了整个红薯,手指上沾着糖渍,黏糊糊的。
远处君悦酒店的楼顶霓虹灯牌还亮着,JUNYUE几个字母闪来闪去。
我擦了擦嘴,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
手机又震了。
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你是陈建明老婆吧? 我是他在新加坡那个。 他欠我八万新币,你要能联系上他让他赶紧还,不然我下周飞过去找他。 ”
我没回。
把手机调成静音,揣回兜里。
风大了些,把衣摆吹起来。
前面就是地铁站,入口的灯箱广告牌上贴着一张巨幅海报,女明星举着护肤品瓶子笑,牙齿白得发光。
我从广告牌旁边走过去,下了台阶。
闸机口滴滴响,我刷卡进站。
站台上等车的人不多,一个穿校服的女孩靠在柱子上背单词,嘴里念念有词。
列车进站的风灌过来,吹乱我额前的碎发。
门开了。
我走进去,找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
车厢里暖气开得足,玻璃窗上蒙了一层水雾。
我伸出手指,在窗上画了一道,水珠顺着指痕往下淌。
对面座位上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靠在老头肩膀上打瞌睡,老头一只手扶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拎着超市购物袋,袋子里露出一截葱叶和一盒打折鸡蛋,价签上印着3块5。
列车启动,窗外灯光连成线往后退。
我掏出手机,把陈建明的号码拉进黑名单,又翻出林芳的微信,给她转了两千块钱。
“辛苦了。 ”我打了三个字。
她秒回:“嫂子你以后好好的。 ”
我把手机收起来,头靠在椅背上。
车窗外的隧道灯光一闪一闪掠过脸颊,明灭交替。
前面站到了,广播里女声报站名,门打开,又合上。
我闭上眼睛。
十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够一个孩子从出生长到上大学,够一栋楼从打地基到外墙剥落,够一个女人把心从滚烫熬到温凉,再从温凉熬成一块石头。
石头不会疼。
下一站到了,我睁开眼,站起来,走出车厢。
站台上穿堂风灌进领口,我把黑裙子裹紧了些,顺着人流往出口走。
前面出站口的闸机外,有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系鞋带,头发又黑又长,垂下来遮住半张脸。
她系完站起来,从我身边跑过去,马尾辫甩出一个弧度,带起一阵洗发水的味道,清淡的,像某种白色花朵。
我走出地铁口。
外面下起了小雨,雨丝斜着飘下来,落在梧桐叶上沙沙响。
我没带伞,把包顶在头上,快步走进雨里。
路灯把雨丝照得根根分明,像无数根银线从天上垂下来,落到地面,碎成看不见的水花。
手机在包里又震了一下。
我没看。
前面小区门口,保安老赵正把电动伸缩门往里收,看见我,喊了声“陈太太这么晚回来”。
我冲他摆摆手,没纠正他。
进了单元门,楼道灯一层一层亮起来。
我爬到三楼,掏钥匙开门。
屋里黑着,我伸手按开关,客厅灯亮了,照出沙发上一个凹陷的坑,是他常年坐的位置。
茶几上还留着他昨晚喝过的茶杯,杯底一层褐色茶渍。
我把茶杯收进厨房,拿抹布把茶几擦干净。
餐桌上的离婚协议书还在,我拿起来,折好,放进床头柜最底层。
旁边是结婚证,红本子,边角磨白了。
我把结婚证也放进去,关上抽屉。
洗了澡出来,头发湿着,水珠滴在睡衣领子上。
我坐在床边擦头发,毛巾蹭过发梢发出窸窣声。
窗外雨大了,打在空调外机上,噼噼啪啪。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林芳发来的微信:“嫂子,陈建明刚在宴会厅晕倒了,送医院了。 周莉走了,没管他。 他那些下属没一个跟去医院的。 ”
我看了两秒,把手机翻扣在床头柜上。
毛巾搭在椅背上,我躺下来,拉过被子盖住肩膀。
被套是上周新换的,淡灰色,只有我一个人的味道。
天花板上有道细纹,是去年楼上装修震出来的,一直没补。
雨声越来越密,像有人在天上筛豆子。
我闭上眼,呼吸慢慢匀了。
明天还要去公司办离职交接,后天约了中介看房子。
这套房挂出去,换一套小点的,剩下的钱存定期。
四十一岁,重新开始不算晚。
窗外有辆救护车鸣笛经过,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雨夜里。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下巴。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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