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一件汉代绿釉陶狗静静陈列在博物馆中，只见它四肢稳稳站立着，身上还带着装饰的围腰。两千多年前的匠人，仔细刻画出了它警觉的神态。
这件来自安徽定远汉墓的文物，只是海量出土陶狗中的一件，从史前遗址的狗骨，到汉魏六朝埋入墓中的陶狗明器，一件件考古遗存，拼凑出一段延续万年的故事，狗，是人类最早的动物伙伴。
很多人有个固有的印象，远古人类抓捕了野狼，然后慢慢把它驯化成了家犬，但考古研究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这场结盟，更像是狼群主动找上门的。
在农业还没有诞生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狼群里性格温顺，攻击性弱的个体，常常徘徊在人类营地的周边，捡拾人类剩下的食物残渣，人类很快就发现，这些动物嗅觉灵敏，遇到野兽靠近时会发出吠叫预警，狩猎时还能帮忙围捕猎物。
人类提供食物与庇护，狗负责警戒，协助狩猎，双方达成了一场跨越物种的合作，驯化不是单方面的征服，而是一场双向的选择。
关于家犬的起源，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东亚南方、西伯利亚、西亚都被列为候选的起源地，古DNA研究不断更新观点，多中心起源，后期种群不断融合，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猜想。
海外有不少震撼的考古发现，在以色列一处一万两千年前的墓葬里，逝者的手轻轻搭在了小狗的遗骸上，德国也发现一万四千年前的人狗合葬遗迹，说明早在文字诞生之前，狗就已经和人类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结，甚至得以随主人一同下葬。
国内同样出土了大量的家犬遗存，河南贾湖、新郑裴李岗、浙江河姆渡、河北南庄头遗址，都找到七千年前左右的家犬骨骼。
在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中，七千年前墓葬中就已经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它和墓主人一同安葬着。
不过要区分远古墓葬里的狗，有的是主人珍视的伴侣，也有一部分是祭祀用的牺牲，两种情况是并存的。到了新石器晚期，山东三里河遗址出土了狗形陶鬶，狗的形象被做成了礼器，意味着狗不再仅仅是干活的牲畜，它已经走进了古人的精神信仰之中。
江淮地区出土的历代陶狗，更是完整串联起古人对狗的情感，除了定远这件绿釉陶狗，长丰汉墓出土的陶狗昂首蹲坐，双耳竖起，吐着舌头，模样酷似如今的狼犬，泗洪汉画像石，墓门刻着守门犬，守护墓主人的地下世界。
合肥、太和、马鞍山等地汉墓，各式各样陶狗层出不穷，不同毛色、不同品种的形象都被匠人还原了。
魏晋之后，陶狗制作依旧兴盛，芜湖赭山出土釉陶狗，和县西晋墓有侧卧陶狗，还出土过完整的狗圈模型，合肥隋墓出土母狗哺乳幼崽的陶塑，充满生活气息，霍山宋窑甚至烧制玩具陶狗，还有猴子骑狗、小狗骑羊的造型，萧县白土寨的陶狗哨，既能把玩还能吹响。
古人把日常里和狗相处的点滴，全部烧进陶器，埋入了地下。
翻开古籍，会发现古代社会里狗的身份远比想象中丰富。
商周设有“犬人”一职，专门管理用于祭祀、田猎的犬只，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犬”的记载。
汉代皇宫设置狗监，大名鼎鼎的杨得意就担任过这个官职，正是他向汉武帝举荐了司马相如。
北齐后主高纬更是荒唐，给宠物狗授予官爵，享受俸禄。
唐代还专门设立狗坊，饲养猎犬供皇室玩乐，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相狗经》，证明早在汉代，挑选、培育猎犬就已经形成一套专门的学问。
狗的实用价值，古人早就充分挖掘了，《墨子》记载守城时，会在地道内布置军犬，依靠犬吠察觉敌人偷袭，汉代居延边塞的烽火台，每座堡垒都会饲养两只狗，负责警戒，要是照料不周，戍边士兵还要受罚。
除了猎犬、牧羊犬、警戒犬，古代还有“快递狗”，陆机的爱犬黄耳，可以往返洛阳和家乡传递家书，元代辽阳行省设立十五处狗站，依靠狗拉雪橇，在东北雪原转运物资。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狂犬病的危害，《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民众集体驱逐疯狗，也写下疯狗发狂咬人的现象。
葛洪《肘后备急方》记录了被疯狗咬伤的处置办法，虽然这个方法以现代医学来看存在巨大风险，绝对不能效仿，但也体现出古人对这种烈性传染病的观察，算是早期朴素的免疫思想萌芽了。
从史前营地的警戒伙伴，到墓葬里的陶塑明器，从田猎场上的猎犬，边塞的警戒犬，到古人把玩的玩具，狗曾是祭品、工具，也是家人，万年相伴，狗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
如今我们身边的中华田园犬、下司犬等本土犬种，依然延续着古老家犬的血脉，值得更多的保护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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