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处工兵阵地上，聂佩璋盯着一只废弃汽油桶，琢磨的不是如何把它当作容器，而是能不能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碉堡旁边。
这个念头听起来有些冒险，却正击中了当时部队的难处。工兵破坏铁丝网、接近地堡、埋设炸药，往往要在敌人火力下爬行。距离近了，危险成倍增加；距离远了，炸药又送不过去。
聂佩璋早年在东北军装甲部队任职，熟悉车辆、工兵和爆破技术。抗日战争后期，他担任工兵连干部时，发现许多战士并非缺少勇气，而是缺少一种能把爆炸物送远的简便办法。
他没有照搬制式火炮，而是从迫击炮的抛射原理中寻找路径。经过多次试验，汽油桶、炸药包和发射药被组合到了一起。炸药包利用气体压力飞出筒口，沿抛物线落向目标，这种装置后来被称为“飞雷炮”。
它的结构并不复杂。一个金属桶就是发射筒，下面设置简易支撑，炸药包则根据任务调整重量和装药量。射程通常只有一两百米上下，精度也不能与正规火炮相比，但它有一个突出优点：制作快，携带方便，阵地上就能因地制宜地改造。
“没有大炮，能不能自己造一门？”
“威力不够，就把目标距离缩短。”
这类土办法，正是战争环境逼出来的办法。飞雷炮并非万能武器，发射时危险，弹道不稳定，近距离使用还可能误伤自己。但在缺少火炮的部队手中，它等于临时增加了一种曲射火力。
解放战争期间，飞雷炮逐渐被更多部队掌握。它最适合对付野战工事、土木掩体和密集据守的阵地。炸药包落下后，冲击波会掀翻掩体顶部，震松周围土层。即便没有直接命中，躲在狭窄工事中的人员也可能受到严重震伤。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依托村庄、土丘和工事构筑防线，飞雷炮被用于集中轰击部分据点。它带来的震动并不等同于正规重炮，却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出连续爆炸，打乱守军部署。由于爆炸物常常造成严重杀伤，国民党军俘虏和士兵便用“没良心炮”这个带有怨气的称呼来指代它。
这个名字流传开后，反倒强化了它的威慑力。敌人不知道下一只汽油桶会落在哪里，只能把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大口径火器。实际上，飞雷炮的“厉害”，更多来自集中使用和突然袭击，而不是单件武器的技术水平。
1951年4月，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开始。联合国军在春季攻势中向北推进，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部队承担阻击和掩护任务。山地道路崎岖，重炮和车辆难以及时跟进，许多阵地面对的是火力占优的对手。
志愿军第63军在这一阶段担负重要作战任务，部队既要迟滞敌军，又要掩护主力转移。英军第29旅属于训练和装备较好的部队，炮火、通信与协同能力都不弱。对于兵力和弹药都十分紧张的志愿军而言，正面硬拼显然不划算。
于是，飞雷炮又被想了起来。
工兵挖出发射坑，把汽油桶斜架在土堆上，炸药包在后方加紧制作。几只、十几只发射筒同时开火时，爆炸声会在山谷间连续回荡。它打击的未必是纵深目标，却能覆盖道路、集结地和山脚通路，迫使进攻部队停顿。
英军遭遇这种火力后，确实一度难以判断炮弹来源。爆炸冲击强，落点又不规则，前沿部队容易出现混乱。部分阵地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有效冲锋，志愿军便利用这段空隙完成转移或重新布置。
但把这场战斗说成英军完全被“没良心炮”炸垮，并不准确。朝鲜战场上的胜负，取决于兵力部署、地形、夜战、阻击意志以及后勤保障，飞雷炮只是其中一环。英军第29旅的作战失利，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土制武器。
飞雷炮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填补了火力空白。正规火炮运不上山，汽油桶却能扛到阵地；制式弹药不足，炸药包还能临时制作。它让装备落后的部队拥有了短促而猛烈的反击手段，也给敌方造成了心理压力。
当然，它的局限同样明显：射程短，瞄准粗糙，发射风险高，无法替代迫击炮、山炮和火箭炮。随着志愿军武器装备逐步改善，这种依靠废旧器材和现场加工的武器便失去了存在空间，逐渐退出战场。它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外号，更是一段在极端条件下用工兵技术弥补火力差距的战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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