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仪式如何举行，而是一个细节：这位操劳半生的总理，是否留下了关于身后事的交代？
后来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周恩来留下了三条“遗嘱”：病重和逝世的消息不要过早公开；追悼会从简，由邓小平致悼词；骨灰不保留，撒到祖国山河之间。
这三句话，听起来合乎人物性格，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因此很快传遍各地。可是，历史不能只凭“听起来像真的”来判断。有关材料显示，所谓三条完整遗嘱，并没有可靠的原始文件作支撑，后来被证实是社会上有人仿造、传播的文字。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真实成分。
周恩来晚年病情十分严重。1975年，他接受了多次手术，身体迅速衰弱。12月20日，他曾出现高烧，病房中的工作却没有完全停下来。台湾问题、国家统一、干部安排，这些事情仍牵动着他的心。
他常常刚说几句话，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工作人员劝他少操心，他却只回答：“国家的事情，不能不管。”这类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符合许多身边工作人员对他晚年状态的回忆。
病榻之上，周恩来关心的也不只是个人生死。他知道当时政治局势复杂，很多干部处境艰难，因此反复提醒身边同志，处理问题要讲究策略，要顾全大局。遗憾的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改变更多事情。
关于“不公布病情”这一条，较难作为正式遗言成立。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本来就受到严格控制，既有医疗上的考虑，也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把这种现实安排概括为总理亲自留下的遗嘱，便容易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
追悼会从简，则确有现实依据。周恩来逝世后，中央决定举行追悼活动，治丧规格受到限制，社会悼念也受到种种约束。华国锋后来回忆，那一时期情况特殊，“没有人敢做主”，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无人负责，而是许多决定牵涉复杂政治关系，稍有差池，便可能引发更大争执。
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当天，向中央提出了处理骨灰的意见：不保留骨灰，撒在祖国土地上。这一请求有明确的当事人和时间背景，也是“三条遗嘱”中最接近真实记录的一部分。
据有关回忆，邓颖超提出，可以把骨灰撒在北京、密云、天津以及其他与周恩来有联系的地方。北京是他长期工作的地方，密云与治水工程有关，天津则是他早年投身革命的重要地点。这样的安排，体现的是家属对周恩来生前意愿的转述，而不是一份由周恩来亲笔写下的遗嘱。
毛泽东对骨灰不保留的意见表示认可，中央随后批准了相关安排。严格说来，与其说毛主席“只接受了三条遗嘱中的一条”，不如说当时流传的三条说法中，只有骨灰撒散一事有较为坚实的事实基础。
周恩来的追悼会，同样经历了反复讨论。悼词由邓小平宣读，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追悼会上致悼词，回顾了周恩来在革命、建设和外交工作中的贡献。
有人曾试图压缩悼词内容，淡化周恩来的历史作用，也有人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表示反对。叶剑英等人据理力争，最终使既定安排得以保留。这里面既有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维护，也有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
追悼活动受到限制，并没有消除群众的悼念。北京长安街上，人们自发前往送别，花圈、挽联和寄托哀思的诗文不断出现。即便有关方面规定了时间和人数，群众仍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总理的哀痛。
“为什么不能多送一程？”“总理为大家操劳了一辈子，连告别也要限制吗？”这些来自街头的议论，反映出民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也说明那场悼念早已超出一场普通治丧活动的范围。
因此，所谓“三条遗嘱”应当分开辨析：不公开病情，更多是当时的工作安排；追悼会从简，属于中央在特殊局势下作出的决定；骨灰撒散，则有邓颖超的正式请求和后续执行依据。把三者简单拼成一份遗嘱，虽便于流传，却不够严谨。
周恩来没有留下长篇身后安排，但他留下的每一项选择，都与一生的工作方式有关：少讲个人待遇，不设特殊排场，不让骨灰成为供人凭吊的物件。1976年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火化。此后，骨灰按照家属和中央的安排，撒向他曾经工作、生活和牵挂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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