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在贴身衣物内侧发现一个已经磨旧的皮夹。里面有一张发黄的小照片，尺寸不大，边角却保存得相当完整。照片背面，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六个字：“爹爹遗像”。
一张照片，携带了34年。
它从重庆红岩村出发，经过战争年代、建国后的繁忙岁月，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藏在距离心口很近的地方。照片本身并不贵重，贵重的是照片背后那段很少被公开谈及的父子情。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性情厚道，读过书，曾取得国学生资格，也做过师爷、文书和教书先生。只是清末民初世道混乱，凭着一纸功名并不能换来安稳生活。他不愿逢迎权势，收入时有时无，常常为了养家在外奔波。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因为家中长辈病重，他幼年曾被过继给叔父抚养，直到叔父去世后，才重新回到生父母身边。这样的经历，让他很早便懂得家庭的不易，也明白父亲并非不顾家，而是被生计推着四处奔忙。
1907年夏，母亲万氏病逝。周贻能赶回淮安时，已经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为了办妥丧事，他四处借钱，随后又不得不离家谋生。父子之间的相处，因此被一次次离别切断。
那时的周恩来年纪尚小，却把父亲的身影记得很清楚。后来在天津求学，他曾在日记里记下父亲清晨离去的情形，文字非常简短，只有几句，却能看出孩子送别长辈时的依恋。
1916年除夕，他在文章中写道，南方人家守岁时，父子团坐共餐，而自己远在北方，不知父亲此时身在何处。想到往日膝下承欢，便“泪盈枕席”。这不是政治家的文字，而是一个年轻人对父亲的思念。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并没有使这份亲情消失，反而让父子更难相见。1917年，他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又投入革命工作，身份日益特殊，通信和见面都受到限制。周贻能未必完全理解革命的理论，却知道儿子正在做一件危险而重要的事。
1927年，上海局势骤变，周贻能专程赶去寻找儿子。那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发生不久，城市处于高压之中，他仍冒险来到上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周恩来提供帮助。
1930年，周贻能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悬赏缉捕周恩来的消息，再次前往上海。父亲没有口号，也不懂地下工作的复杂规矩，但他愿意替儿子传递消息、协助转移。对一个普通老人来说，这已经是能够拿出的最大支持。
1931年，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父亲没有跟随。周贻能清楚，自己年纪大了，留在儿子身边可能反而成为负担。此后，他继续辗转谋生。直到1935年，才回到淮安安葬万氏，完成了多年未了的心愿。
1938年5月，周贻能抵达武汉。正在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得知父亲当晚到汉口，罕见地中途离席，对在场的人说：“我要失陪了，老父亲今晚到汉口。”这次相逢来之不易，父子都已饱经离乱。
后来，周贻能被安排到重庆红岩村生活。周恩来公务繁忙，不能时时陪伴，便请身边工作人员代为照料。老人从不抱怨，还叮嘱来人转告儿子：“不要挂念我，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942年7月，周贻能突然病重。周恩来当时正在住院，身边人担心他刚做完手术，便暂时没有告知实情。周贻能在病中反复询问：“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7月10日，他在重庆去世，终究没有等到儿子赶来。
周恩来直到7月13日才得知父亲已经离世。回到红岩村后，他悲痛失声，责问身边人为何隐瞒。得知这是为保护他的身体而作出的安排，他没有继续追问，只在父亲灵前守了一夜。
他在讣告中写下：“悲痛之极，抱恨终天！”这八个字，既是哀悼，也是对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深深遗憾。
父亲安葬后，那张照片便成了周恩来随身保留的遗物。34年间，他没有把照片放进箱底，也没有交给别人保管，而是一直放在皮夹中，贴近身体。照片背后的“爹爹遗像”，字迹不长，却留下了一个儿子对父亲最私密、也最持久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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