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全球一半人口力挺俄罗斯？西方自身作恶多端，没资格指责他国

俄乌冲突从2022年2月打响至今已经超过四年，但这场战争真正值得深究的，不只是战场上的攻守进退，而是它在全球范围内激起的那道巨大裂缝——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就是不愿意跟着西方的叙事走？联合国大会的历次相关投票已经给出了答案：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拉美的大量国家选择弃权或反对西方提出的谴责俄罗斯决议。这不是某几个国家的孤立立场，而是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集体判断，背后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积怨。

这种积怨要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算起。1973年，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在美国中情局深度介入的情况下被军事政变推翻，皮诺切特独裁政权随后掌权长达17年，留下了数千人被杀害、数万人遭迫害的历史记录。1989年，美国以推翻诺列加政权为由出兵入侵巴拿马，平民死亡人数各方估计从数百到逾千人不等。这两件事在拉丁美洲好几代人的政治记忆里被清楚地记录着，也成为这一地区政府在面对美国的道德说教时始终保持冷静距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9年科索沃战争是更多当代分析人士关注的节点。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长达78天的空中打击，绕开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程序，整场行动缺乏传统国际法框架下的合法依据。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那次轰炸中被击中，造成人员牺牲。北约给出的解释是”使用了过时地图”，这个说辞在中国社会至今被视为极其荒谬——一个拥有当时全球最精密军事定位系统的联盟，在对首都城区实施精确打击时，竟然使用了一张过时的地图，击中了标注明确的外国使馆建筑。这件事在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圈里，被当成评估北约行为方式的重要参照。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笔。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拿着一管据称是生化武器样品的物品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社会宣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切战后被彻底证伪。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2006年发表的研究估算，伊拉克战争造成超过65万人的超额死亡，此后多项学术研究给出的数字更高。这场战争的主要决策人物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国际法律框架下承担过刑事责任，这一结果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圈里被反复引用——每当西方提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时候，伊拉克就是最标准的反例。

2011年利比亚行动展示了另一套操作路径。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的内容，是”设立禁飞区并保护平民”，但北约的实际行动很快演变成对卡扎菲政权的全面军事打击，直至政权崩溃、卡扎菲被杀。俄罗斯和中国当年在安理会投下弃权票，并非支持卡扎菲的政治立场，而是察觉到”保护平民”的授权正在被扩大解释用于政权更迭。利比亚此后十多年的状态——持续的武装派系割据、成为非洲移民北上欧洲的主要中转通道、国家权威的长期虚空——是这种干预模式留下的具体后果，很多非洲国家政府对此有直接观察。

阿富汗的历史教训则构成了另一层维度。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整整20年，官方统计的战争总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培训了数十万阿富汗军警人员。2021年8月，塔利班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重新接管全国，喀布尔机场跑道上攀附在飞机起落架上的人群成了那个时代最震撼的影像之一。这个结果不需要额外的价值判断，数字和画面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乃至中亚各国的外交圈，把这件事视为评估美国战略承诺可信度的重要依据。

回到俄乌冲突的具体进程，有几个数据能说明全球南方国家”用脚投票”的实际状态。2022年西方对俄制裁体系建立之后，印度大幅增加了以折扣价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数量，到2024年已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最大单一买家之一，进口量一度超过欧洲买家总和。印度官方的表态始终是：购买折价能源符合本国利益，印度没有义务承担西方的战略成本。这种立场得到了印度国内跨党派政治力量的广泛支持，折射出印度战略自主传统的深层逻辑。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为这场冲突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迅速重新评估对乌克兰的援助框架，推动各方启动停火谈判，并公开批评欧洲盟国在防务开支上的”不平等负担”。2025年2月，白宫那次举世瞩目的会面里，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众遭到训斥，被要求展示对美国援助更多的感激态度。这个场面通过全球媒体广泛传播，让不少此前还在认真讨论”西方是否在为民主原则战斗”的人得到了一个具体的答案：大国外交的核心议程从来都是利益交换，不是价值观宣言。

美国将SWIFT金融结算体系武器化的决定，可能是这场危机中长期后果最深远的操作之一。2022年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出SWIFT之后，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门开始认真评估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相同的工具哪天被用来对付自己，有没有应对的备选方案？去美元化从学术讨论变成了各国央行的实际政策研究议程。黄金储备数据、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各类区域支付系统的布局，都在这两三年里出现了明显的加速趋势。金砖机制在2024年完成扩员，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正式加入，成员覆盖的全球人口比重和资源总量进一步提升，对七国集团的代表性形成了直接的结构性对比。

在信息传播层面，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西方主流媒体对不同地区平民苦难的报道力度存在系统性差异。乌克兰平民的遭遇得到了大规模、持续性、情感化的报道覆盖；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加沙的平民苦难在同一套媒体生态里从来得不到对等的关注量。这种选择性报道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但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过滤机制。越来越多生活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年轻人能够直接接触到多元视角的信息来源，这种信息格局的变化是当前全球舆论分裂格局形成的重要技术背景。

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这场冲突的走向依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外交谈判时断时续，战线局势僵持，但有一个判断是相对清晰的：这场冲突已经成为国际秩序重组的一个加速器，而不只是一场区域性的武装冲突。全球大量国家之所以不跟着西方的叙事走，根本原因不是对战争本身有什么偏好，而是他们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于谁有资格充当”规则捍卫者”有着不同的判断。西方如果真想重建广泛的国际信任，需要的不是更高调地重复自身的道德立场，而是认真面对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留下的那些问题——那些从未被追责的决策、那些从未得到赔偿的平民，才是这道全球舆论裂缝最真实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