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青岛,王建安正在病房里养病。北京方面的授衔名单陆续传来,许多老战友已经准备参加典礼,他却迟迟没有接到通知。负责评衔工作的罗荣桓考虑再三,派人转告他:“你先别来北京。”
这句话听着平静,背后却有一桩棘手的难题:王建安究竟该授什么军衔?
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资历与战功,他完全具备上将条件;可战争年代的一些旧事,又让评定工作变得复杂。若授中将,显然难以与他的实际贡献相称;若授上将,又必须把各种历史情况核实清楚。
王建安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家境贫寒,少年时曾给地主放牛。旧社会的压迫,使他很早便看清了底层百姓的艰难。后来,他外出当兵,却发现军阀部队任人唯亲、升迁无门,便离开军营回到家乡,投身农民运动。
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异常残酷,他从排长、连长做起,逐步成长为能带兵、能打仗,也能做政治工作的指挥员。1931年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他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等职。
有意思的是,王建安并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猛将。1933年,他担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年仅二十六岁左右。由于长期兼顾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红四方面军不少干部称他“军政双全”。这份能力,也为他后来担任重要部队主官打下了基础。
1934年,王建安出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军长正是许世友。一个善于带兵冲锋,一个长于统筹军政,两人配合默契,红四军在鄂豫皖和川陕地区的作战中屡立战功。那段并肩作战的经历,成为两人军事生涯中极重要的一页。
但搭档之间并非始终没有分歧。抗日战争时期,两人曾因工作问题发生矛盾,关系一度紧张,甚至多年不相往来。1948年,济南战役即将展开,毛泽东指定许世友担任攻城部队总指挥,同时安排王建安担任副手,显然不只是看重他的作战能力,也有让两位老战友重新合作的考虑。
王建安从华北赶到济南时,许世友已经备下酒席。许世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王建安没有多说,只回答:“打好这一仗。”两人很快重新搭起了指挥班子。济南战役自1948年9月16日发起,至24日攻克济南,前后八天,华东野战军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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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的硬仗不止这一场。孟良崮战役中,他率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作战,担负切断整编第八十三师与整编第七十四师联系等任务。战场上山地险要,敌军依托阵地顽抗,部队推进并不轻松。王建安多次到前沿观察,组织部队反复争夺要点,最终完成了作战任务。
淮海战役期间,他指挥部队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随后又参与歼灭杜聿明集团。这样的战绩,使他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中拥有很高威望。1949年以后,他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1952年赴朝鲜,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参与夏季攻势等作战。
长期的战争生活给身体留下严重损伤。1954年春,王建安在朝鲜病倒,病情一度危急,随后被送回国内治疗。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曾关心他的治疗安排。此时的王建安,既有正兵团级资历,又患有多种疾病,授衔问题因此更加需要慎重处理。
评衔过程中,王建安过去曾与陈毅发生过激烈争执,甚至拍过桌子。这件事被列入审查范围,毛泽东曾提出授予中将的意见。可按照他的革命经历和兵团级职务,授中将又显得偏低。罗荣桓熟悉军队情况,也了解王建安在关键战役中的表现,便决定暂不让他到北京参加典礼,留出时间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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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经过重新核定,王建安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补办授衔仪式。这个结果既照顾了历史问题,也没有抹去他长期建立的战功。此后,他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始终服从组织安排。
有部下见他长期担任副职,曾半开玩笑地说:“老首长,您的资格不该总当配角。”王建安当即答道:“都把位子占着,接班人从哪里来?”这句话并非客套。他的几个子女没有被调到身边,夫人牛玉清复员后,他也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人重新安排军籍。
1980年,王建安因病逝世。生前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也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几位老战友直到一个月后才得知消息。对一位经历过战争、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将领而言,这份遗嘱,和他一贯不计个人得失的作风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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