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武汉。毛泽东视察期间,陪同人员汇报地方工业建设情况时,他忽然问起一个名字:“王盛荣现在怎么样?”这句话来得突然,湖北方面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曾在革命年代负责交通、警卫和联络工作的老同志,此时并不在显眼位置,而是在筹建汉阳轧钢厂。
调查结果很快送到毛泽东面前。王盛荣虽然仍在为工业建设奔忙,却已经被降级,党籍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毛泽东听完后没有立即谈工厂,而是追问当年那桩“贪污案”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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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荣出身贫寒。1920年,年仅13岁的他进入上海纱厂做工,亲眼见到工人受压迫的处境。这样的生活,使他很早接触到进步思想。后来,他参加工人运动,担任共产党领导的童子团负责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局势急剧恶化。1927年8月,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会址的选择、人员进出和安全警戒,都需要极其谨慎。王盛荣奉命寻找隐蔽地点,并承担相关警卫工作。那不是普通的接待事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后果都可能十分严重。
革命工作并不只有枪林弹雨,也包括秘密交通、经费护送和组织联络。中央苏区与上海之间联系困难,地下工作人员常常缺少经费。1933年前后,中央曾设法向上海输送资金,前两次都出现了款项被侵吞的情况。第三次,组织把3.5万美元交给王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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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数目不小。王盛荣从苏区出发,途中要应付层层盘查,还要设法避开敌人的侦缉。临行前,他只说了一句:“请组织放心,钱一定送到。”抵达上海后,款项分文不少地交到负责人手中。这件事后来成为许多人评价他品格的重要依据。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这种经历,毛泽东在1952年看到王盛荣被指控贪污时,第一反应并不是接受结论,而是觉得不合常理。王盛荣被指控的问题,涉及一批钨砂及其变现资金。表面看,账目中确实出现了资金流转;但账目背后的用途,却不能只看一纸指控。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把经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王盛荣负责中南有色金属工业方面的工作,承担向苏联出口钨砂的任务。要完成一万吨的出口计划,不能只靠开采,还要解决设备、运输和生产组织等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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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矿区机械不足,运输车辆也不够。王盛荣经过调查,想到香港方面存有一批历史遗留的钨砂,便主张将其中一千吨变现,用于购买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事情本身涉及物资处置和资金使用,手续一旦没有解释清楚,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周恩来了解情况后,曾向毛泽东说明,王盛荣的所谓贪污并非事实。毛泽东也问过:“你知道王盛荣这件事吗?”周恩来的判断很明确:“依我看,这件事有问题。”然而,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下,调查结论并没有立刻完全扭转,王盛荣仍然遭到降级处理。
两人的关系,还有一段生死相交的经历。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泽东的处境一度艰难。1932年冬,中央要求他参加会议,王盛荣奉命前往赣南传达通知。抵达毛泽东所在村庄附近时,现场突然传来枪声。按照相关回忆材料,王盛荣在危急情况下参与了营救,使毛泽东脱离险境。
革命年代的交往,往往不在纸面上。一次护送,一次报信,一次在枪声中的相救,都可能让彼此建立起超出普通上下级的信任。毛泽东没有忘记这段经历,也没有忘记王盛荣后来在工业建设中的表现。
因此,1957年武汉谈及王盛荣时,毛泽东当即表示,应当恢复他的党籍,并让他担任湖北省冶金厅厅长,享受副省级待遇。这个决定既有对旧案处理不当的纠正,也有对其长期革命经历和工作能力的重新评价。
不久之后,王盛荣继续参与湖北工业建设。汉阳轧钢厂的筹建,正处于国家推进重工业发展的背景之中。对于一个曾经负责秘密交通、护送巨款、经历战火的老党员来说,新的考验不再是如何穿过封锁线,而是怎样把设备、资金和工人组织起来,真正建成一座现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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