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代，北京一次有关革命历史的接待活动中，瞿独伊与宋希濂见面。一个是瞿秋白的女儿，一个是当年福建方面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多年过去，宋希濂已经年近古稀，可看到瞿独伊时，神情仍显得不自在。
这场见面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因为双方身份特殊，更因为瞿独伊此前一直想弄清楚：父亲被捕后，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谁下达了最后的杀人命令。
瞿独伊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她的生父是沈剑龙，母亲杨之华早年被家中安排嫁入沈家。婚后两人志趣不合，沈剑龙生活作风又屡遭非议，这段婚姻很快出现裂痕。
杨之华到上海求学后，逐渐接触了新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她不愿再把婚姻当作家族安排的结果，决心摆脱旧式家庭束缚。那时，她在上海大学学习，瞿秋白正是社会学系负责人。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相识，并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两人有共同的理想，也长期参与革命工作。瞿秋白还是杨之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来往增多后，感情由敬重慢慢转为爱慕。
问题在于，杨之华当时仍有婚姻关系。她曾回到家乡，试图把这段感情压下去。瞿秋白却没有回避，带着行李找到杨家。出人意料的是，沈剑龙并未与他争执，反而愿意坐下来谈这件事。
1924年11月，三人通过登报启事，分别说明婚姻、恋爱和朋友关系的变化。11月7日，瞿秋白与杨之华举行结婚仪式，沈剑龙还到场祝贺。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社会无疑十分罕见。
沈剑龙曾送给瞿秋白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剃着光头，身穿袈裟，手捧鲜花，并题写“鲜花献佛”。这件事带有玩笑意味，却也说明他承认自己与杨之华的婚姻已经无法维持。
真正棘手的，是孩子的归属。沈家不愿让杨之华带走女儿。杨之华一次回去探望时，年幼的独伊甚至对她说：“我的妈妈已经死了。”孩子并不懂大人的选择，只是重复了家里灌输给她的话。
后来，独伊被接到上海，与杨之华、瞿秋白共同生活。瞿秋白没有把她当作继女对待，而是直接承担起父亲的责任。他工作再忙，也会抽空接送孩子，教她写字，陪她画画。
瞿秋白给女儿留下的，不只是照料，还有明确的期望。他曾寄给独伊一张印有飞艇的明信片，鼓励她长大后为祖国建造飞艇。对一个孩子而言，这既是父亲的夸奖，也是那个时代革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身体和工作等原因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2月，他化装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附近被捕。敌人多次审讯、威胁，始终没有得到党的重要情报。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押赴刑场。蒋介石曾下达“就地枪决”的命令，具体执行由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负责。瞿秋白没有求饶，临刑前还唱了《国际歌》，随后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独伊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时，已经身在异地。1941年，她随母亲在新疆被盛世才当局关押，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狱中生活十分艰难，她却完成了入党，并在获释后从事新华社工作。
多年后，瞿独伊与宋希濂见面。宋希濂并非亲手扣动扳机的人，但他与当年福建的军事指挥体系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这次会面中难免尴尬。瞿独伊没有当面斥责，只问起父亲被捕和牺牲前后的情况。
宋希濂沉默片刻，说：“瞿秋白是有气节的人。”这句话无法改变1935年6月18日发生的一切，却让瞿独伊第一次从当事人口中听到父亲最后阶段的细节。她要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事实。
杨之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寻找瞿秋白遗骸。1955年，她在福建长汀寻得遗骸，随后将其运回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她而言，那个相识于上海大学的丈夫，始终没有从家庭和记忆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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