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秦朝真正的发家历史：从养马小附庸到横扫六国统一天下

公元前897年，汧水与渭水交汇的河谷地带，一个中年男人正俯身探查一匹幼驹的牙口。

他掰开马的嘴唇，手指沿着齿槽摸过去，随即拍了拍马的脖颈，站起来对身旁的牧人说了句什么。

牧人点头，牵马走开。

男人继续往马群深处走，靴底踩过湿地上的马粪和碎草，发出沉闷的声响。

这片河谷，是周王室设在西陲的牧马场。

而这个男人，来自一个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百年的部族——他们替周人养马，以此为生，也以此为荣。

六百年后，这个部族的后代将横扫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

而此刻，一切还只是汧渭之间一片安静的马蹄声。

这六百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于秦人的来历，《史记·秦本纪》开篇便讲了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秦人的女祖先名叫女脩，正在织布时，一只黑色的鸟从天上飞过，落下了一枚卵。

女脩吞下这枚卵，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大业。

这个“玄鸟陨卵”的传说，与《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几乎如出一辙——秦人与商人都自认是玄鸟的后裔。

商朝末年，秦人的先祖蜚廉、恶来父子效忠殷纣王。

周武王伐纣灭商，恶来被杀，秦人部族被强制西迁，从东方沿海一路被驱赶到陇东的黄土高原上。

他们从商朝的贵族，一夜之间变成了周人的俘虏和奴仆，被安插在周的西部边疆，与西戎杂处。

这不是一个体面的开端。

但秦人活了下来。

到了西周中期，部族中出了一个名叫大骆的人，大骆与申侯之女联姻，定居在犬丘（今甘肃礼县一带），以畜牧为生。

大骆有个儿子叫非子，在养马这件事上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

《史记·秦本纪》用了六个字来形容：“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养马，在周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当。

周人本就以农业立国，但军事上离不开战马，而周王室控制的养马地——汧水与渭水之间的这片河谷——恰好紧邻西戎的活动区域，需要既懂马又不怕戎人的人来经营。

周孝王听说非子善于养马，便把他召来，让他主持汧渭之间的王室马政。

《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结果：“马大蕃息”——马匹数量大幅增长。

孝王非常满意。

周孝王想立非子为大骆的嫡嗣，但申侯出面反对。

申侯的理由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大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叫成，成的外祖父家与西戎有姻亲关系，能让西戎臣服于周。

如果废成立非子，恐怕会失去西戎的归附。

孝王听了申侯的话，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不废成，但给非子一块封地。

这块封地叫“秦”。

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在周朝的等级体系中，附庸是最低一等的封君，连诸侯都算不上，土地不过几十里，没有独立的祭祀权。

但非子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延续嬴氏祭祀的权利。

周孝王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于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这是秦国历史的真正起点。

公元前905年前后，一个养马人被封了地，虽然只是一小块位于甘肃清水县东北的“秦邑”，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等级的附庸，但秦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号和立足之地。

从这一刻开始，“秦”这个名字，将在此后六百年间，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

非子之后，秦人的命运并没有立刻好转。

周孝王时期，周朝的国力已经开始衰退。

公元前842年，周厉王暴虐，国人暴动，厉王出逃，周朝陷入“共和行政”的混乱局面。

就在这一时期，西戎反叛周王室，将西犬丘的大骆一族——也就是留在犬丘的秦人分支——全部灭掉。

秦人遭受了灭族之灾。

非子一系虽然因为远在秦邑而幸免，但整个部族元气大伤。

周宣王即位后，试图重振王室。

公元前824年，宣王任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率军攻打西戎，正式开启了秦国对西戎的漫长战争。

秦仲在这场战争中战死。

周宣王召见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七千兵卒，命他们继续讨伐西戎。

秦仲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秦庄公——率兄弟五人击败了西戎，夺回了西犬丘。

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这是秦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西犬丘这片土地。

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世父。

世父说了一句让后人记住了他的话：“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祖父被戎人杀了，不杀戎王，我绝不进城。

世父把太子之位让给弟弟襄公，自己带兵去打西戎。

这种近乎偏执的复仇意志，贯穿了秦人与西戎上百年的战争。

公元前771年，一个改变天下格局的事件发生了。

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

西周灭亡。

秦襄公率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继位。

镐京已经被犬戎洗劫一空，残破不堪，平王决定东迁洛邑。

秦襄公出兵护送平王东迁，与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共同完成了这次迁徙。

平王对襄公的护送非常感激，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意思是，岐山和丰邑一带本来是我们周人的发祥地，现在被戎人占了，你秦人如果能打跑戎人，这些地就是你的。

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那片土地当时还在戎人手里。

但对秦人来说，这是质的飞跃。

从非子封附庸到襄公封诸侯，秦人走了将近一百四十年。

公元前770年，秦“始国”，正式位列诸侯。

秦襄公自己没能看到秦国真正强大起来。

封侯之后仅仅五年，公元前766年，襄公率军攻打西戎，战死在岐山脚下。

但他的继承者们没有停止脚步。

秦文公继位后，于公元前762年率部族东迁至“汧渭之会”——就是当年非子养马的那片河谷——在那里营建城邑。

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击败岐山一带的戎人，将周朝残留在当地的“周余民”收归己有。

这批周余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制度，对秦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

穆公名任好，是德公的少子，宣公和成公的弟弟。

他在位三十九年，是春秋时期秦国最有作为的君主。

穆公一面与晋国周旋，一面着力消灭边境和境内的戎狄势力。

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国势日强。

向东发展的路被晋国堵住了。

晋国占据着黄河中游的险要地带，是秦国东进路上最大的障碍。

公元前645年，秦晋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之间）爆发大战。

这场战争的起因错综复杂：晋惠公是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才回国即位的，但他即位后背弃了割让河西之地的承诺。

当晋国发生饥荒时，秦国运粮救助；而当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援时，晋惠公却趁机发兵攻秦。

韩原之战中，晋军人数占优，秦穆公一度陷入重围，甚至受了伤。

就在关键时刻，三百名曾经偷吃穆公战马、被穆公赦免的岐下“野人”冲入晋军阵中，拼死救出了穆公，并生擒了晋惠公。

这场战役的结果是秦国大胜，疆域扩展到了黄河以西。

但穆公没有杀掉晋惠公，而是让他割让河西之地后放他归国——因为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

东进受阻之后，穆公将重心转向西方。

他采用了由余的计策，大规模征伐西戎。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周天子派召公过带着金鼓向穆公道贺，承认了秦国在西方霸主地位。

这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霸业”。

穆公拓地千里，使秦国的疆域西至陇西，南到秦岭，东达黄河，北抵陕北高原，成为西方最强大的诸侯国。

穆公之后，秦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从秦康公到秦出公，近三百年间，秦国在东方没有取得大的突破，被晋国及后来的魏国牢牢封锁在关中。

到战国初期，秦国已经沦为诸侯眼中的“夷狄之邦”。

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即位时年仅二十一岁，他在求贤令中愤然写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东方诸侯会盟，不邀请秦国参加，把秦国当作戎狄看待。

这种屈辱感，成为了秦国变法图强最强烈的动力。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推行变法。

商鞅是卫国没落贵族的后裔，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做门客，公叔痤临终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但魏王没有重用他。

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通过宦官景监三度觐见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

变法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农战立国。

在农业方面，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努力种田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徭役，经商和懒惰致贫的人连同妻子儿女被没入官府为奴。

在军事方面，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在基层管理方面，推行什伍连坐法，将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十”编制，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举发，否则十家连坐。

变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

商鞅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之木，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

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敢去。

商鞅把赏金提到五十金，终于有人站出来把木头搬了过去，商鞅当场兑现了五十金。

“徙木立信”让秦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变法者说的话是算数的。

公元前350年，商鞅推行第二次变法，在经济上“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在政治上“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变法之后，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嬴驷在做太子时曾犯法，商鞅因为不能对太子用刑，便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在太子心中埋下了深仇。

惠文王即位后，车裂了商鞅，但“不废商鞅之法”。

他保留变法所建立的全部制度，继续推行对外扩张。

惠文王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决策，发生在公元前316年。

这一年，巴国和蜀国之间爆发战争，两国都向秦国求救。

张仪主张先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以令天下。

但司马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蜀国是西南的富庶之地，“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而且从蜀地可以通过水道直通楚国，“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惠文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

公元前316年秋，张仪和司马错率秦军从石牛道伐蜀。

蜀王亲自率军在葭萌关抵抗，被秦军击败，逃亡至武阳时被秦军杀死。

十月，秦军灭蜀，随后顺势灭掉巴国和苴国。

秦国在巴蜀之地设置了巴郡和蜀郡，将这片肥沃的成都平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巴蜀的粮食、木材和人力资源，此后成为秦国对外战争最强大的后盾。

正如司马错所预言的，蜀地的战略价值在后来秦灭楚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到了秦昭襄王时代，秦国的国力已经远超东方各国。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公元前306年—前251年），秦国在他手中完成了统一天下前最关键的一步。

他采纳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远方的齐国、燕国交好，集中力量攻打邻近的韩、赵、魏三国。

“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范雎这句话，道出了远交近攻的核心逻辑：每一步扩张都是实打实的领土收益。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占韩国的野王，切断了韩国本土与上党郡的联系。

韩桓惠王打算献出上党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降秦，转而将上党献给了赵国。

赵国接收上党，直接引爆了秦赵之间的大决战——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派王龁率军攻上党，赵孝成王派廉颇率大军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与秦军对峙。

廉颇采取守势，筑垒固守，秦军久攻不下。

秦国于是使用反间计，派人在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军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

赵孝成王果然中计，用赵括替换了廉颇。

而秦国暗中换上了白起作为主将。

赵括到任后立刻改变廉颇的防守策略，率军主动出击。

白起佯装败退，将赵军诱入包围圈，然后切断赵军的粮道。

赵军被围四十六天，粮尽援绝，赵括在突围时被秦军射死。

四十万赵国降卒被白起下令坑杀。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代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役。

赵国经此一战，精锐尽失，再也没有力量与秦国抗衡。

整个战国格局从“秦强六国弱”变成了“秦独大”。

公元前251年，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去世。

他的儿子秦孝文王即位，但仅仅三天就去世了。

孝文王之子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公元前247年）也去世了。

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即位，朝政先后由相邦吕不韦和母亲赵姬掌控。

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平定嫪毐之乱，随后罢黜吕不韦，才真正掌握了秦国的大权。

此时秦国的版图，已经吞并了巴郡、蜀郡、汉中地区，向南越过了宛城占有郢都、设置了南郡，向北收复了上郡以东的地区，向东延伸到荥阳，灭掉了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

东方六国，已经是苟延残喘。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王翦率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公元前225年，王贲攻魏，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三个月后魏国灭亡。

公元前224年，嬴政问诸将伐楚需要多少兵力。

李信说二十万足够，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

嬴政认为王翦老了，派李信和蒙恬率二十万伐楚，结果大败。

嬴政亲自去频阳请王翦出山，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

公元前223年，楚亡。

公元前222年，燕亡。

公元前221年，齐亡。

从灭韩到灭齐，前后不过十年。

十年前，公元前230年，秦军攻破韩国都城新郑的时候，韩王安被俘。

那一刻，距离非子在汧渭之间为周孝王养马，已经过去了将近七百年。

从一块几十里的附庸封地，到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庞大帝国，秦人用了将近七百年。

这七百年间，他们被西戎灭过族，被晋国堵在东进的路上，被东方诸侯当作夷狄轻视，被一次次失败和挫折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他们从未放弃过。

他们从一个养马人的手艺起家，用马匹换取周天子的信任，用战争从戎人手中夺取土地，用变法从制度上碾压对手，用远交近攻从战略上瓦解敌人，最终用一场持续十年的战争，把整个天下收入囊中。

公元前221年的咸阳，嬴政坐在王座上，面前是六国的地图。

他刚刚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称王，而要称“皇帝”。

而在他身后，是六百年的刀光剑影、血火厮杀，是一个养马部族在绝境中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向前走的漫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