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1年，北京紫禁城内，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接受英语训练。授课者不是外国公使，也不是宫廷贵族，而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打破了清代皇帝不必学习“夷语”的旧规矩。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下，专门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它的学生要学外语，也要接触国际法、天文、数学等西学。到了光绪年间，这所学校已经成了清政府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
光绪与英语的关系，最早见于1891年的相关记载。美国报纸曾报道，中国皇帝正在由两名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教授英语。这里所说的“国子监学生”，实际与京师同文馆有关，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读。
翁同龢的日记也留下了旁证。他听说光绪想要“通泰西字义”，曾发出疑问：“此何意也？”这句话不难看出，传统士大夫对此并不习惯。在他们看来，皇帝熟读经史才是正途，学习外国文字多少有失体面。
但光绪并没有因此停下。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已经经历了中法战争的冲击，西方国家的军舰、铁路、外交制度和教育体系不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光绪生于1871年，四岁即位，成年后面对的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屡屡受挫的帝国。
他想知道外国人在说什么，也想弄清楚西方国家如何处理政务。英语在当时并不只是交流工具，更是打开外交文书、军事情报和科技资料的一把钥匙。对一位试图掌握政权的年轻皇帝而言，这种学习带有很强的现实目的。
据相关研究，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推荐张德彝、沈铎为光绪授课。张德彝是同文馆早期学生，曾出国游历，后来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沈铎同样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两人轮流进宫，获得坐着授课的特殊待遇。
宫廷学习自然不同于普通学校。光绪需要处理政务、接受经筵，还要面对慈禧太后的牵制，能够固定抽出时间并不容易。传闻中，他常在清晨学习英语，阅读和书写进展较快，口语却没有那么熟练。这一点并不奇怪，清末外语教学本就偏重笔译，真正能够对话的人十分有限。
有一次，老师可能会指着课本提醒：“这句话要按西方语法来读。”光绪若追问：“外国政事，也都写在这样的文字里吗？”问题的重点，恐怕不在发音，而在他试图借语言接触另一套政治知识。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宫廷气氛骤然改变。光绪主张改革，慈禧则更加看重宫廷秩序与传统体制。关于他暂停英语学习的说法，主要来自后来的记载，具体停课原因未必只有“天朝颜面”四个字，但甲午战败后，宫廷对西学的态度确实变得复杂而谨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被迫西逃。此后，光绪重新接触英语的记录又多了起来。外语不再只是读书人的新鲜玩意儿，而逐渐成为皇室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实用手段。清廷签订条约、接见使节，都离不开翻译和语言沟通。
德龄在回忆录中提到，光绪后来能够阅读部分英文，还会向她询问词句。她还记述，光绪曾设想在新年向外国使节发表英文致辞。这个故事的细节难以全部核实，但至少说明，在宫廷记忆里，光绪确实被视为对西方文化颇感兴趣的皇帝。
更有意思的是，皇帝的学习并没有止于他本人。庚子事变后，宫廷中出现了学习外语的风气，慈禧身边的人也开始接触英语。贵族子弟在交际场合使用几句外语，渐渐成为一种新式身份标志。肃亲王府还曾聘请外国人或通晓外语者授课，形成了王府内部的小型英语教育。
这种“王府辅导班”并非现代学校，却与京师同文馆有着相似的背景：贵族家庭开始意识到，旧式教育已经无法覆盖外交、军事和商业需要。孩子们要接触外国人，就得学会外语；要进入新式机构，也得懂得西学。英语由此从翻译机构走进了宫廷和王府。
需要说明的是，清末所谓“英语热”还远没有达到全民程度。真正系统学习英语的，主要是官员、翻译、留学生和上层家庭子弟。普通民众接触英语的机会非常有限，教材、师资和教学制度也都不成熟。把它称作一场宫廷和精英阶层的早期风潮，更为准确。
光绪学英语这件小事，牵动的并不是发音和课本，而是清朝面对世界时的身份变化。过去，皇帝通过朝贡体系理解天下；到了19世纪末，却不得不借助外国文字阅读报刊、处理外交。宫廷里那几张英语课桌，旁边放着的或许正是清帝国旧秩序逐渐松动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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