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带歪了几十年，该拨乱反正了

先简单说下本周安排。

本周长篇星球文章已确认两篇，一是金融改革，二是房地产改革，还有一篇小镇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思考的文章，主旨是把认知能力量化并提供可行的提升路径，有点类似小镇谈写作的《》，三篇总篇幅奔着3万字去了，目前完成了大概20%，本周保二争三吧。

感谢星球读者对小镇的体谅和支持，本月星球运营两周年，竟然才写了一篇，实在太差劲了，一定努力补上。

今天这篇，是写金融改革这篇文章的副产品。

在写金融改革时，必然触及如何平衡中国本土和西方经验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要发展中国特色的金融，但也不能盲目把西方经验视为糟粕，一定要以我为主、取长补短，虽然西方机构给中国开的药方有不少别有用心，但内核还是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012年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向服务业转型，就是典型。

这次写金融第二轮改革，就涉及解决信贷供给萎缩的核心问题。2021年世界银行建议中国推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实质是提高市场利率，从而将银行部分贷款功能转移到债券市场，但此后几年，决策层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是走同时压低存贷款利率的路线，时至今日，终究还是要参考世界银行的建议。

林林总总吧，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总是在自我路线和西方经验之间权衡，一旦丢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篇文章。

上周小镇密集关注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更往前还，这两大问题之所以越演越烈，就跟如何吸纳西方经验有关。

先说劳动派遣临时工问题。9月9日，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核心是用三年左右时间，促使更多人加入职工医保。

小镇从。

外卖员虽然是灵活就业或者说新就业形态人员，但这几年在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下，以外卖员为切入口进行了大量改革，逐步建成适合外卖员特殊用工形态的社保体系。比如之前介绍的，。

在小镇看来，考虑到现实约束，最现实的主流保障路线，应该是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组合，这也是小镇建议灵活就业人员、无业人员重点考虑的。

因为养老不一定要靠国家的养老金，归根到底不过是如何通过合理的理财筹划，获得能够维持老年生活的收入，可以参考这一篇《》。

对很多非正式工作人员而言，职工养老24%扣减比例、统筹账户占三分之二、最低缴纳基数高等成本太高了，完全可以购买居民养老保险，具体额度丰俭由人，自己再购买每年上限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缴纳的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时也有一个基础保障了，剩下的就是做好各种财务规划。

唯独医疗，虽然几百元一年的居民医疗保险已经很不错了，小镇甚至说，但小镇强烈建议购买职工医疗也就是灵活就业医疗保险，尤其是45岁以下，只要交满年限就终身保障，而且保险比例和灵活性都要大大强于居民医疗。

具体不多展开了。

从9月8日这份文件来看，国家正在把社会保障从固定工拓展到非固定工作人员，这也是小镇上周谈的，要回归本意，。

后者才是中国临时工的本意，只是后来几十年，被西方资本思想扭曲了，等到了2007年劳动合同法制定时，作为一种妥协，埋了雷，越来越偏离中国本意。

十几年下来，已经异化的不成样了，尤其是体制内成了劳务派遣、临时用工的重灾区，严重带坏了社会风气。

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经常使用劳务派遣的是央视，好多有名的主持人就是劳务派遣，甚至都不是所谓“台聘”的合同工，直到2017年后开始进行用工制度改革，想法是逐步把7000多名企频员工转为台聘，也就是直接与央视签约，不再走劳务派遣，但进展不太理想。

而现在，劳务派遣在体制内反而扩大化了。小镇最近跟年轻人交流，得知现在很多高校招聘行政老师，从过去校聘合同制转向劳务派遣，背景是编制总量控制下，许多高校把有限编制转向专职教师和高层次科研人才，像辅导员之类行政老师日子就不好过了，这批人的待遇低、职业发展严重受限、维权也更难。

都说金融行业最市场化，也最西方化，但自2017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越来越走出自己的特色，与西方金融区别度越来越大。反而是体制内在最核心的劳动关系上，开始实质走西方资本路线，这太荒诞了。

我们需要还原这一制度的本来面貌。

有一本书《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本书1988年出版，目前已经绝版了。其中一篇名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这里说的合同工实质是咱们今天说的临时工、劳务派遣。

这是刘少奇于1964年8月22日在广西干部会议上提出的，目的是打破单一固定用工模式，主张工业与农业领域推行固定工与合同工并存，构建亦工亦农的劳动体系，通过季节性工厂使用临时工、农村技术站人员兼职务农等方式，灵活调配城乡劳动力，减轻国家负担。

这一劳动制度与当时盛行的全日制、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并行，合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这也是刘少奇从1957年逐步探索形成的劳动和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之一。

直接摘录刘少奇部分原话，建议还是看原文：

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

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反而把这些季节工改成固定工、常年工。这件事情做得真是蠢呀！

合同工当了多少年以后，也可以当厂长……为什么合同工就不可以当干部呢？教育一下，一样能当……农民可以当将军，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为什么当厂长当不得呢？

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

综上，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人治理国家是非常灵活务实的，这种灵活务实不是以压榨劳动者为代价，而是想办法寻求国家、社会、劳动者各方的平衡。

自始至终，都承认临时工的必要性，但更强调临时工只是用工形式和工作时间的灵活，绝不是待遇和职业发展的低人一等。刘少奇就特别要求，符合要求的合同工也可以当干部、转为固定工乃至当厂长。

我国当前法律针对劳务派遣、临时工也是这么规定的，要求同工同酬、满足职业发展需要，但问题在于怎么就被西方资本压榨思想带偏了呢？

现在很多市场主体，甚至是大公司，其竞争优势和利润来源之一竟然是压榨劳动者合法权益。

过去这么干还勉强可行，因为80后和部分90后，可以说是前三十年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代认可奉献、负责的一代，哪怕待遇低、被歧视，总不忍心把事情砸在地上。

可老实人终究会用尽的，几十年下来，新一代也看明白了，既然同工不同酬、没有职业发展前景甚至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那就别谈什么责任，真正奉行责权利相匹配。

用三个词概括：问薪无愧、凭薪而论、薪安理得。三个词都是以薪酬的“薪”替代良心的“心”。这实在太好了，毕竟老板给的薪资不到位，凭什么要求劳动者用心做事呢？老板开公司是为了赚钱，劳动者工作也是为了赚钱，都是为了钱，总不能老板赚钱就高尚，打工人赚钱就庸俗。

因此，面对劳务派遣和临时工问题，小镇的想法很简单，这类灵活用工形式必须保留，像之前某平台大老板说把外卖员转为全职化根本不可行。

关键不是用工形式，而是待遇要平等，要给人发展和晋升的空间。比如辅警，可以不转为有编制的正式民警，那么可不可以把辅警的晋升路线进一步优化呢？

这方面体制内必须带好头，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而不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尤其金融资本带偏了。

男女关系、婚姻生育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跟劳务派遣情况类似。

本来中国基于客观情况设置的制度安排挺合理，但这套制度设计的前提是默认集体主义和中华传统价值观普遍成立，人人相信平等、奉献、努力、团结，就类似默认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母亲、不会把清白作为栽赃陷害的武器。

然而最近几十年，随着以所谓“进步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西方思想冲进中国，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而中国的婚姻制度等，仍然按照传统价值观进行设计，必然成了少数“有心人”牟利的漏洞，于是老实人吃了大亏，真正希望结婚生育的男女陷入了“黑暗森林”，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开始走防御路线，不敢主动示爱，生怕被坑。

长此以往，结婚生育下降太正常了，现在还能有每年上千万人结婚，只能说中国人还是相信爱、相信家庭的。

所以，促进生育，长期看当然是加强国家、社会对家庭和生育的保障，减轻小家庭的压力，而最迫切的，应该是扭转这股歪风邪气。

一定要以打赢攸关国家生死存亡战争的决心，向歪风邪气断然宣战。老是默认女性是需要特别保护的弱者，甚至潜意识觉得女性都是美而可爱的，忽略了人性之恶不分性别，就做不好事。

惩恶扬善，与性别无关。

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狠抓几个典型。

比如那些拿着性别矛盾搞事的，找几个达到刑法门槛的，直接提起公诉，要让诬告、公开宣扬对立等恶劣行为的潜在成本变得极高，自然就刹住歪风了。

就说一点，这些年中国全社会治安大为好转，八大重罪发案数连续多年下降，中国已经出现了“轻罪化”趋势，由此带动了轻罪消除等配套制度。然而强奸案近十年不降反增，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已经从2015年的0.42%升至2024年的1.2%，是真的强奸行为变得更多了吗？还是当前针对强奸案的标准和处置，跟不上时代和思维变化？

可以说的直接点，不是强奸的实际犯罪更多，而是受害者更敢报警、司法认定标准调整、强奸犯罪形态发生变化等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其中熟人强奸占比大增需要警惕，尤其要特别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可是在成年人群体中，强奸案作为重罪，但实际采取民法“高度盖然性”的逻辑进行认定，这真的没问题吗？

强奸毕竟是极少发生的事情，对大众影响其实很有限，涉及婚姻生育更普遍、更根本、更影响大众决策的，还是财产关系。这几年矛盾最直接的是彩礼，但彩礼也不过是小事，更核心的是中国婚姻制度确定的“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制”，还符合当代情况吗？

婚姻法本质是离婚法、财产分割法。全世界采取类似中国“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制”的国家很罕见，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基本模式是谁的钱归谁，婚后用于共同生活难以区分的部分混同，这才是把男女性视为平等的个体，当然，考虑女性职业和生育的弱势，也会针对女性情况提供一定的保护，尤其是对子女进行保护。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夫妻财产平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很多倾向于女性的补偿性机制，比如某报曾说的家务劳动价值补偿，可问题是，时代已经变了，至少小镇这代以及更年轻的几代人，男性做家务的比重并不比同龄女性低，那么为什么没有强调男性做家务的价值补偿呢？

早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时期，就已经明确废除彩礼制度，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也明确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过去彩礼不过是礼仪性的，最近十几年竟然也复辟了，这几年婚姻方面的制度调整，主要是彩礼退还比例的调整。

小镇之前说，还被不少人批评。十几年下来，陋习都变成习惯了，但别忘了不仅彩礼属于女方，嫁妆也是女方的私人财产，那为什么在离婚的时候，没有按照比例把部分嫁妆分配给男方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是否生育完全由女方决定，离婚后女方也享有子女归属的第一优先级，这实际已经否定了男方的部分生育权。

其他林林总总的，还有婚前财产协议实际难以落地、离婚冷静期等等制度，就不一一谈了。毕竟就连一些妇联所属单位，都忘了单位职责不仅是保护女性，更要保护儿童、促进家庭和谐和性别平等。

其实，上述规定没有问题，前提是中国社会仍然基本保持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共识。

不要看到中华传统美德就烦，小镇这里说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适应现代的美德，比如仁义礼智信，比如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等等，像勤俭廉政、尊老爱幼、夫妻和睦、见义勇为、勤奋好学等等就是中华传统美德。

正是基于认为上述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公式被全社会普遍认可，所以在立法上，才会默认女性需要倾斜性保护。

当然近些年也关注到了社会情况的变化，体现在彩礼上，相比新中国建国之初，目前彩礼返还变得更宽松、比例也更大了，更偏向男方。比如1951年最高法和司法部针对彩礼纠纷处理做了区分，明确赠予性质的彩礼，结婚后原则上不允许返还，除非给彩礼的一方经济很困难。

但这些变化还是枝节，法律当然有滞后性，但是面对大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需要思考过去沿用的原则，到底还适用吗？

而在相关改革时，最重要的是抵制所谓“进步主义”的毒害，“进步主义”本意是好的，但在实践中早已被资本夺舍，已经异化为拆解人民、服务资本，以文化诉求替代经济再分配的根本，以政治表演架空真正的平等与解放，名为“进步”，实为“退步”。

未来几年，历史性大变革一个接一个到来，被带歪几十年的大问题，也该拨乱反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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