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国殇日，新加坡媒体引争议，国难记忆岂能与个案混为一谈

202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拉响防空警报，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中国多地同步举行纪念活动。

就在这一天，《联合早报》海外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内容，把这个纪念日和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两周年放在同一框架里，重点强调在华日本人对此事至今心有余悸。

内容发出后很快引发争议，随后被删除，但这件事留下的问题，删帖解决不了。

先把事实说清楚，深圳那起案件司法机关认定作案动机是博取网络关注，与反日情绪没有关联。

这是一起性质明确的个体刑事案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国家侵略行为，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抗战的起点，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这两件事，一个涉及个人犯罪，一个涉及国家战争，性质、规模和责任主体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原本不应该被捆绑在一起反复提及。

《联合早报》选择在这一天发布这条内容，又只突出日本人的不安情绪，却没有提到中国各地的纪念活动，没有回顾侵略历史，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历来都不是中立的，同一天，沈阳撞钟鸣警、各地防空警报、抗战纪念馆主题活动，这些更直接相关的新闻一概缺席，只剩下一桩个体案件和日本人的不安感。

这种选题逻辑，产生的效果是在民族苦难纪念日当天，把公众注意力引向另一个方向。

这不是在说媒体没有报道个案的权利，而是在说：在“九一八”这个具体的日子，这种叙事组合方式，客观上造成了对侵略历史的淡化，历史记忆是需要主动维护的，在该说的时候不说，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要理解《联合早报》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绕不开它背后的制度环境。

新加坡报纸出版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牌照，2021年重组后，《联合早报》归入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非营利信托机构。

日常报道有一定自主空间，但涉及外交、种族、宗教等敏感领域时，报道方向很难完全脱离新加坡国家利益的考量，这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新加坡媒体管理体制的基本现实。

新加坡与日本的关系，也是理解这件事的重要背景，2016年，时任总理李显龙曾代父领取日本授予的勋章。

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李显龙再次获得日本授予的勋章，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期间，他也曾公开表态支持日本，称日本是东南亚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公开事件。

新加坡作为小国，选择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维持与各方的稳定关系，有其现实的外交逻辑。这个逻辑本身可以理解，但当这种外交偏好渗透进媒体的历史叙事方式，就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在本该严肃纪念侵略历史的时刻，选择强调另一边的“不安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对比，《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抗战时期曾是南洋华人的重要舆论阵地。

“九一八”事变后，两家报纸报道东北民众的苦难，号召海外华侨捐款支援抗战，许多南洋华人正是通过这些报纸了解到祖国的危难处境，进而走上捐助抗战乃至回国参战的道路，同样是同一家媒体机构的传承脉络，前后的对比，反差确实明显。

同样是海外华人社区的媒体，马来西亚的《东方日报》在涉及南洋华人历史的报道上，态度就很不一样。

同一部电影，别人看到的是南洋华人的乡愁和奋斗历史，《联合早报》看到的却是政治任务，这种解读角度上的差异，说明问题不只是单篇报道的偶然失误，而是一种稳定的叙事倾向。

有人努力提醒，不能忘记战争从哪里来，侵略的责任该由谁承担，也有人在关键时刻，把叙事重点转移到个体案件带来的“不安”上，回避对侵略历史的正面回顾。

这两种方向同时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发生在“九一八”95周年当天，就让人很难装作没看见。

中立从来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在该说的事情上说得准不准、全不全，选择性地突出某一方的感受，同时抹去另一方更宏大的历史背景，这种操作在新闻伦理上是有问题的。

这件事也说明，公众的质疑和批评仍然有实际效果，争议发酵后，相关内容从账号上被删除。

这说明舆论压力依然能够对部分海外媒体形成约束，公众对历史叙事方式保持敏感，是有意义的事情。

深圳那起案件该如何处理，法律已经给出了答案，“九一八”该如何纪念，每年防空警报和撞钟仪式给出的也是答案，这两件事本来各有各的位置，不应该被放进同一个叙事框架里互相干扰。

纪念日的意义，在于集体选择记住什么，媒体在这一天把话筒交给谁、突出什么、略去什么，都是对这个集体选择的干预。

历史记忆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一次次被认真对待，也需要在被扭曲和淡化的时候，有人清楚地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