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陕西眉县出土了一批窖藏铜钱和金属器物。类似发现并不少见，但真正让考古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出土银器往往数量有限，形态也不完整。影视剧里成箱成箱的银锭，似乎遍布历代豪门；现实中的地下，却很难找到与传说相称的规模。
银子并非凭空消失，关键在于它从来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货币。熔化、改铸、兑换、外运，几百年间反复进行。银锭今天是十两，过些年可能被熔成银元，再后来又变成首饰、器皿，甚至重新进入另一种货币体系。
中国人认识银的价值，时间远早于银锭出现。先秦文献中，金、银、铜常被并称为贵重金属，但那时各国货币并不统一。齐国使用刀币，赵国流行布币，彼此交易时，铸币未必能够直接使用，贵金属便成了跨地区交换的重要媒介。
到了西汉，白银开始更明确地承担大额支付功能。汉武帝时期出现过“白金”货币，所谓白金并非今天所说的铂金，而是银与其他金属的合金。它的铸造和流通并不顺利，很快被调整。普通百姓日常仍以铜钱为主，银更多用于赏赐、储藏和大宗交易。
这一区别很重要。古代银两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有的零钱，而是有重量、有成色、需称量的贵金属。所谓“一两银子”，并不等于全国各地都能直接拿来买东西。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银锭，成色和重量可能各异，交易时常要由银铺检验。
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发展，铜钱数量越来越难以满足大额交易。四川山路多，携带沉重铜钱尤其麻烦，民间因此出现了交子。纸币解决了搬运问题，却把信用和兑现的难题交给了发行者。一旦发行过量，纸面上的数额再漂亮，也抵不过百姓对实物货币的信任。
元代对纸币依赖较深，白银的地位也随之上升。金银锭逐渐出现较为明确的重量规格，“元宝”一词后来广泛流传，便与元代货币制度和后世称呼有关。明代中后期，白银成为赋税和大额交易的重要媒介，尤其在一条鞭法推行后，百姓缴税往往需要把实物折成银两。
但银锭并没有因此遍布民间。普通小商贩买一斗米，仍可能使用铜钱；大宗买卖、缴纳田赋，才更常见白银。富户家中的银子，也未必会长期保持银锭形状。遇到资金周转，银锭会被剪碎、称量或熔化，银匠再铸成新的器物。
清代中后期，海外银元大量进入沿海和内地市场，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等被称为洋钱。它们有统一图案和大致重量，使用起来比一块没有固定形制的银锭方便。许多地方形成了银元、纹银、铜钱并行的格局，银锭自然逐步退出日常视野。
银元流入并不意味着白银总量增加。清代官员早已注意到，不同银元的含银量有差异，兑换时若只按重量计算，成色较高的纹银就可能外流。商人用银元换走纹银，再通过贸易、汇兑和运输把白银带出境外，这是一条长期存在的渠道。
真正造成巨大损失的，是近代战争赔款和经济控制。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英国二千一百万银元；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另有三千万两赎辽费；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则确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连本息计算，数额更为庞大。
这些银子从哪里来？有的来自国库，有的来自地方筹款，有的由地方官府向商民摊派。银锭被熔化，铸成银元或直接折算，随后通过银行、商号和外交渠道支付出去。赔款并不是银子消失的唯一原因，却是清末白银大规模外流的重要推手。
至于传说中巨额家产，例如和珅家藏白银的说法，多出自后世记载和民间估算，具体数字不能当作精确账目。考古发现也不可能把历代所有白银一一找回，因为大量银器早已被重铸，部分沉入沉船、埋于窖藏，还有相当一部分在近代货币流通和国际贸易中离开了中国。如今难见古代银锭，原因不在于它们神秘消失，而在于白银始终在被重新加工和重新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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