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17岁少女被侵犯后患PTSD，父母支持下获准安乐死，如今14名医生联名要求调查

关键信息：

• 17岁性侵幸存者米洛经评估后获准安乐死，2023年10月2日在家中离世。
• 她自幼家庭变故后患PTSD、抑郁和自残，多次住院治疗仍反复自杀未遂。
• 荷兰精神科医生奥斯特霍夫执行此案，引发14名医生联名要求检方调查。
• 争议焦点在于青少年精神痛苦能否判定“不可补救”，医生难区分病情与求死意愿。
• 奥斯特霍夫此后又为12名精神科患者实施安乐死，含两名16岁和17岁未成年人。

17岁的米洛·费尔霍夫在儿时的卧室中，做着最后的准备。

她精心涂好指甲，选好了晚礼服和高跟鞋——不是为了一场青春派对，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葬礼。

父母陪伴在侧，房间里依旧是她少年时熟悉的物品。

精神科医生门诺·奥斯特霍夫也在旁边。他用冰蓝色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女孩：身体健康的她，精神世界却已成为她无法忍受的负担。

“姑娘，祝你一路顺利。”他对她说道。

随后，致命药物注入了米洛体内。在父母的注视下，她的生命逐渐走向终结。

奥斯特霍夫，头发蓬乱如爱因斯坦，脸上沟壑深刻，目光锐利，成为荷兰最具争议的医疗实践之一的代表性人物。

3年前，经历多年的心理创伤后，米洛找到了她认为的最终解脱方式：死亡。

作为一名性侵幸存者，她长期忍受着严重的精神疾病、自残、反复自杀未遂，以及多年精神科治疗的折磨。

经过评估，奥斯特霍夫最终认定她的痛苦已达到安乐死的标准。

然而，让一个身体健康的17岁女孩结束生命的决定，引发了医疗与伦理的巨大争议。即便在米洛去世后，这场争论仍未平息。

她的父母称赞奥斯特霍夫理解了女儿的深切痛苦。

但14名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医生秘密联系荷兰检方，要求调查此案。

美国知名精神科医生保罗·S·阿佩尔鲍姆教授告诉《太阳报》，因精神疾病而允许协助死亡，尤其是对青少年，问题极其严重。

阿佩尔鲍姆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医学与法律的多拉德讲席教授。他说：“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协助自杀，这一理念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

他的担忧在于精神病学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当重度精神疾病患者表示想死时，医生是否真能区分这究竟是深思熟虑的死亡愿望，还是疾病的表现。

阿佩尔鲍姆说：“无法将疾病的影响与一个想死的人的决策过程分离。”

“许多精神疾病伴随抑郁成分，让人感到绝望和无助，推动他们寻求结束生命。”

去世前两个月，奥斯特霍夫拍摄了与米洛的对话。她在其中谈到，自己认为未来已被夺走。

“我本来希望能有另一种人生，但那并没有属于我。”她说。

被问及如何回应那些认为她太年轻无法做出如此决定的人时，米洛回答：“这和年龄无关，和痛苦有关。我已尝试了一切能让情况好转的方法。”

这些话成为围绕她死亡风波的中心。

质疑她精神能力的医生对她父母和两名精神科医生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

而她的父母则对联名信的发起者提出纪律申诉，指责他们在自己沉浸于丧女之痛时造成了“严重伤害”。

阿佩尔鲍姆说：“年轻人仍在发展过程中。”

“他们的人格尚未完全形成，社会关系在变化，正经历人生的动荡期。”

“5年后，他们对生命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场争论背后，是一个童年被毁灭性事件撕裂的女孩的故事。

米洛的母亲米雷耶说，女儿原本在充满爱的中产家庭中成长，是个开朗而敏感的孩子。

她说：“我和丈夫过去总说，我们唯一不担心会出问题的，就是女儿。”

“她那么好，那么甜。总是在笑……我想，这也让她变得脆弱。”

但随着哥哥达恩病重，这一童年的基础开始崩塌。达恩患有唐氏综合征，11岁时一度病危，昏迷了一个月。

米洛此后长期被噩梦和闪回困扰。

两年后，她遭到性侵。

她的精神状况恶化，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自残。

在一次住院治疗期间，她又遭到另一名病人的性侵。

此后，她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住院、用药、治疗和自杀未遂。

最终，米洛确信没有任何办法能让她的痛苦停止。

她多次申请安乐死，但大多数精神科医生以她年纪太轻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还有一名医生拖延了她的申请。

她的家人说，这些拒绝加深了她的绝望，让米洛觉得没有人理解她的痛苦。

阿佩尔鲍姆反对这种看法：某些精神痛苦会变成永久性、无法治疗的状态。

包括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其安乐死法律依赖严格标准，包括“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没有改善前景”。

但阿佩尔鲍姆认为，将“不可补救”用于精神疾病，充满不确定性。

他说：“这要求认定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好转。”

“但精神障碍从来不是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接受治疗与否，人们都可能改善，而且往往确实会改善。”

“对仍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

为了找到愿意认真考虑她请求的人，米洛在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奥斯特霍夫的工作后，主动联系了他。

在支持者看来，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愿意面对一种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无人能看见的痛苦。

批评者则担心，他的工作跨越了医学中的危险界线。

阿佩尔鲍姆尤其担忧那些因处理协助死亡案件而出名、却并未长期治疗病人的医生。

他说：“有些医生开始专门从事结束他人生命的工作，这非常令人不安。”

“这些医生与寻求帮助的人并没有长期关系，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些人。”

他还说：“任何一个并非某位患者治疗医师的精神科医生，介入、做一次评估，然后决定协助对方结束生命，这也是这些法律在适用方式上另一个极其成问题的部分。”

荷兰于2002年将安乐死合法化，并设定了严格的审慎照护标准，包括患者的请求必须出于自愿且经过深思熟虑，患者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且没有改善前景，并且不存在合理替代方案。

大多数案件涉及严重躯体疾病，但因精神疾病实施安乐死，已成为这部法律中越来越具争议的一角。

奥斯特霍夫认为，精神疾病带来的折磨，不应仅仅因为无法通过扫描看见，或无法从某个衰竭器官中追踪到，就自动被视为不如躯体疾病严重。

“给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注射致命药物，确实非常不自然。”他说。

“但我们低估了精神疾病的负担。我们会说，‘得了吧，太阳还在照呢’，诸如此类。”

“另一种结果则是，人们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走向自杀。”

他也承认，精神病学面临的一个核心困难在于，这一学科并不像许多躯体医学领域那样拥有同等程度的诊断确定性。

“精神病学的科学基础至今仍然非常、非常不清晰。”奥斯特霍夫说，“很多人说的东西其实毫无根据。”

但他认为，不确定性并不能让医生免于作出痛苦的临床决定。

“不给予安乐死，同样会带来后果。”他说。

对奥斯特霍夫而言，这种后果可能意味着，让那些极度痛苦的病人被困在他们认为无法承受的折磨中，或者最终走向暴力自杀。

阿佩尔鲍姆警告说，经常实施协助死亡的医生，可能会开始以不同方式看待病人。

“我怀疑其中混杂着多种动机。”他说，“我怀疑其中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强烈而压倒性的个人自主承诺。”

“有些人也可能受到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

他还说：“当我们谈到那些为此四处奔走的人，或者设立一家唯一目的就是终结他人生命的诊所时，不论他们的动机是否真诚，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这类诊所在荷兰可以合法运作，前提是案件符合荷兰法律。阿佩尔鲍姆认为，这恰恰暴露出这一制度框架本身存在更广泛的问题。

起初，奥斯特霍夫曾建议她尝试脑深部刺激。这种治疗有时会用于严重且难治的强迫症。

但米洛仍坚持求死。

2023年10月2日，奥斯特霍夫来到费尔霍夫家中。米洛选择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程序包括注射一种使人进入昏迷的药物，以及一种让呼吸停止的肌肉松弛剂。

“你经历了太多。”奥斯特霍夫说。米洛于17岁去世。

她的父母始终坚定捍卫女儿的决定。

米雷耶说，奥斯特霍夫的评估，最终证实了她和丈夫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

她说：“正因为奥斯特霍夫医生极其谨慎、极其小心的处理方式，我们作为父母才相信，他的结论——米洛确实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那样的日子对她来说已经无法生活——是唯一正确的，也印证了我们作为父母长期以来在孩子身上看到的一切。”

阿佩尔鲍姆表示，父母如此强烈地支持一名青少年结束生命的决定，令人意外。

“我认为，看到父母强烈支持自己的孩子结束生命，这并不常见。”他说。

他指出，即便家庭面对的是明确的终末期躯体疾病，亲属也可能会非常痛苦地难以接受这样的决定。

“我不了解这个家庭内部的关系动态，”他强调说，“但我认为，至少可以说，这种情况并不寻常。”

奥斯特霍夫甚至还在米洛的葬礼上发言。

纪录片《米洛的斗争仍在继续》记录了她走向安乐死的过程，并成为当年荷兰公共电视台收视最高的节目。

在2023年至2024年的13个月里，奥斯特霍夫又对精神科患者实施了12例安乐死。

其中包括荷兰首批依法获批、仅以精神痛苦为依据对16岁和17岁未成年人实施安乐死的案例。

在阿佩尔鲍姆看来，将这类法律适用于青少年，风险尤其高。

“这些法律在精神病学中的适用充满风险。”他说。

“当面对年轻人，尤其是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或刚成年的年轻人时，问题尤其严重。”

奥斯特霍夫则认为，在经过穷尽式评估、所有合理途径都已尝试之后，拒绝安乐死未必能在真正意义上保全生命，反而可能让病人面对多年无法承受的痛苦，或者走向自杀。

作者：杰琳·迈赫迈特

来源：Tragic teen rape victim’s euthanasia divides nation after docs said girl’s wish to die shouldn’t have been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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