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坐长途大巴,最后一排有个男人一路都戴着帽子睡觉,车快到服务区时,售票员突然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下一秒整车人都炸了。
售票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嗓门大,从上车起就一直站在前门旁边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个铁皮喇叭。她拍完那男人肩膀,往后退了半步,声音不大,但整个车厢忽然静了:“同志,你这麻袋里装的什么?”
那男人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下半张脸,下巴上有一道旧疤。他抬起头,脖子僵着转过来,“什么?”声音闷闷的,像从水底下冒出来的。
售票员用脚踢了踢他座位底下的蛇皮袋,袋子鼓鼓囊囊,口子用白绳子扎着,缝得严实——“麻袋是湿的。”她说。
我坐中间位置,听她这么说,低头看一眼地板,果然有一道细细的水痕,从最后一排沿着过道延伸出来,歪歪扭扭,一直淌到车门那边。车厢里一股味儿,酸酸的,混着柴油味,先前没注意,这会儿闻得清清楚楚。
男人低下头,“饮料洒了。”说完就转回去,帽子又压了压。
售票员没动,站在过道里,伸手把袋口的白绳子抽了几下,手劲儿很利索。绳子一松,那袋口往外翻开一角,她看了一眼,没说话,把袋子系回去,然后走到司机旁边,低声说了句话。
车已经进了服务区,司机把车停稳,站起来对全车人说:“都先别下,车上有东西要检查。”有人喊了一嗓子:“怎么还查起来没完了?”司机没理他,直接打了电话。
那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动作慢得出奇。他先是把帽子和外套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座位上,像一个要出门远行的人一样,然后问他旁边的人:“同志,我是不是该下去一下?”那人往后缩了缩,没接话。
他走到车门口,售票员挡在门口没让,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都没出声。过了大概十秒,男人笑了笑,把帽子重新扣上,说:“我下去了,袋子留在车上,你们先走,我等下一班车。”
售票员说:“你下不了。”
男人低头看她:“你一个女人,管这么宽干什么?”
售票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团揉皱的纸,展开给他看:“你上车时买票,把身份证弄掉在验票机旁边,我捡着了。你拿的别人的身份证,这上头的照片跟你差了二十岁,你也不用回去拿了。”
车厢里那一瞬间,安静得能听见挂钟在走。后面有人轻声说:“什么情况?”没人回答他。
男人站在门口,手指在裤腿上蹭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现在知道了,想怎么样?”
售票员没接茬,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铅笔头,用舌头舔了一下笔尖,在刚才那张纸背面写了个电话号码,塞进男人胸前口袋里,拍了拍:“这是当地派出所的电话,你打过去,说明情况,坐我们下一班车回城,我陪你去登记。”
男人的脸一下子抽紧了,像被人拧了一把。他低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白运动鞋,鞋面沾了泥,他蹲下去,用手蹭鞋面,蹭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全车人后背发麻的话:
“你要是不把袋子打开,我本来打算到终点站直接走的。”
他蹲在那里没站起来,说这话时声音平得没有一丝起伏。售票员看着他,还是那副不温不火的表情,说:“袋子里的东西我看了,不是你的。”
男人点点头,从口袋里把那支铅笔头掏出来,捏了捏,放回售票员手里。他站起来,把帽子摘了,露出整张脸,头发全白了,糊在额头上。他盯着售票员看了几秒,说:“你卖票的时候光顾着数钱,没看见我抱着这袋子上车,那会儿它还不是这个颜色。”
他说完,转身从车上跳下去,脚一落地,迈步就走。
司机喊了一声:“所有人坐好,开车。”车门合上,车开出服务区。一车人谁都没说话,有人的手机响了,又挂断了。我扭头看一眼最后一排座位,那个蛇皮袋还在座位底下,白绳子松着,露出里面一团暗红色的东西,被扒开的那一角,能看见几根手指——涂着指甲油,指甲断了三根,指节上套着一枚银戒指,戒指内侧被什么东西划花了,看不清楚。
售票员走过来,把袋子口重新扎紧,拎起来往后备箱走。路过我旁边的时候,我听见她低声说了一句话,说给袋子听的:
“你跟他走的时候,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
整个车又恢复了摇摇晃晃的节奏。我坐在位置上,手心里全是汗。那根铅笔头还在椅背上搁着,我伸手拿去,发现上面咬痕很深,木头都咬出毛边了,大概咬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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