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241年4月10日至11日，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与拔都、速不台隔着赛约河，在莫希平原展开决战。真正决定胜负的，并不是双方账面上的兵力，而是一座桥、一次迂回，以及两支军队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
关于这场战役的兵力，史料记载并不统一。后世常用“匈牙利十万、蒙古六万”概括战局，但现代研究普遍认为，匈牙利军队可能在数万规模，蒙古主力也未必达到六万人。“两天后只剩千人”更像是突出惨烈程度的说法，不能当作精确统计。
贝拉四世并非毫无准备。蒙古军进入东欧后，匈牙利已经收到警报，国王还曾加强边境防御，并收容了一批来自草原的库曼人。问题在于，匈牙利贵族彼此猜疑，库曼人与当地人又矛盾不断，国家虽然拉起了大军，却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指挥体系。
拔都率领的西征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真正擅长调度战场的，却是老将速不台。这个人不迷信硬碰硬，尤其重视侦察、渡河和侧翼。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座必须强攻的城池，而是一支急于求战、又担心蒙古人逃走的欧洲联军。
贝拉四世驻军于佩斯一带时，蒙古军曾对城外发动袭扰。匈牙利方面发现蒙古人没有立刻攻下城市，便判断对方战力有限。有人甚至主张乘胜追击。国王大概没有想到，蒙古军表现出来的“退让”，很可能正是为了把匈牙利人引到更适合骑兵展开的地点。
赛约河附近的莫希平原，地势开阔，适合骑射和包抄。匈牙利军在河西岸扎营，以桥梁作为主要通道，并派兵把守桥头。营地周围还设置了车阵，欧洲军队习惯把车辆连接起来，形成临时屏障。看上去稳固，实际上也限制了士兵的机动。
夜色中，蒙古军没有把全部希望押在桥上。拔都的部队在正面牵制，速不台则率兵向下游寻找渡河地点。蒙古人架设浮桥，或利用简易器材涉水，具体细节在不同史料中略有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蒙古军成功绕到匈牙利军侧后方，打破了河流带来的安全感。
“桥头还守得住吗？”匈牙利军中有人问。
“守得住桥，却未必守得住背后。”这句话虽未必是当时原话，却准确说出了战场困境。
4月11日清晨，拔都在正面发动进攻，匈牙利军集中力量守桥。经过激战，蒙古军一度受阻，匈牙利士兵甚至以为援军无法渡河，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这时，速不台的部队从下游出现，匈牙利军的防御方向被迫改变。
战场最怕什么？不是敌人强，而是命令失去传递。匈牙利军营狭窄，车辆、帐篷和辎重挤在一起，大量士兵无法迅速列阵。前方的人想守桥，后方的人却发现侧翼遭到攻击，军队很快由有序防守转为混乱拥挤。
蒙古骑兵没有立即封死所有出口，而是故意留下一个看似可以逃生的方向。匈牙利士兵纷纷向缺口涌去，原本的撤退路线变成拥堵的通道。有人被自己的同伴撞倒，有人丢弃武器和马匹，军阵一旦瓦解，骑兵便能从两侧反复冲击。
贝拉四世在亲兵护卫下脱离战场。此时的他三十五岁，仍处于统治生涯的前期。国王逃出并不等于军队还能重整，许多贵族各自带兵，彼此之间缺乏长期协同，一旦中军崩溃，剩下的就不再是一个整体。
这场战役的关键，不是蒙古人凭空拥有超出时代的力量，而是他们把骑射、诱退、夜渡和侧击连成了一套完整方案。蒙古骑兵通常避免长时间正面冲撞，先用弓箭消耗，再用机动优势寻找裂口；欧洲重装骑士冲击力很强，却需要较完整的队形和较宽阔的空间。
匈牙利军的失败，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人多却无能”。他们面对的是一支久经草原战争的军队，后者从侦察到传令，再到分进合击，都有成熟经验。更麻烦的是，匈牙利国内贵族、库曼部众和外来援军目标不一，人数因此没有转化为同等强度的战斗力。
莫希之战后，匈牙利大片地区遭到破坏，蒙古军继续深入，贝拉四世先后向西方和亚得里亚海方向撤退。到了1242年，随着窝阔台去世，蒙古军主力撤回东欧草原，匈牙利才获得喘息机会。贝拉四世随后重建城堡、整顿防御，国家并未因一次败战彻底消失。
赛约河之战留下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十万人被六万人消灭”的传奇数字，而是一堂残酷的战场课：桥梁只能挡住正面，车阵只能保护局部，真正决定军队生死的，是指挥能否统一，队形能否展开，以及统帅能否看穿敌人的退却究竟是真败，还是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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