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败于缺炮弹？存弹5084颗破谎言，单炮火力密度仅日舰1/20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历史课本讲甲午黄海海战，常会提到北洋海军备战不足、炮弹匮乏，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的大口径炮弹所剩无几，因此没能击沉日舰，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国运的海战。这一说法流传百年，几乎成了很多人对甲午海战的固定印象。

但是，课本不会告诉你的是，所谓“北洋缺炮弹”的说法，源头大多出自当时几个在华西方人的记述；仔细核对史料就会发现，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黄海海战北洋失利的真正死穴，从来不是炮弹数量不够，而是主炮射速太慢——平均五分钟才能打出一发，火力密度和日本舰队差了数十倍。

“三颗大弹”的神话：泰莱回忆录的谎言

流传最广的“缺炮弹”说法，当属英人泰莱（又译戴乐尔）提出的“定、镇二舰八门主炮只有三颗实战用大弹，其余均为练习用小弹”。此说出自泰莱1929年出版的回忆录，经张荫麟先生翻译传入国内后，被王芸生、萧一山、罗尔纲等诸多学者采信，影响极大。但考诸史实，这一说法漏洞百出，本质是刻意编造的不实之词。

首先，泰莱的身份和记述的可信度本身就存疑。他本是中国海关的英籍税务雇员，甲午战争期间才加入北洋海军，职位只是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的助手，即“帮办定远副管驾”，属于中下级军官。可在回忆录里，他公然自抬身价，谎称自己是定远舰“副司令”，还把李鼎新说成“正司令”。而史实是，定远舰的管驾（舰长）兼北洋海军右翼总兵是刘步蟾，李鼎新仅为副管驾，泰莱距离“副司令”的职位差了好几级。连自己的职位都能造假，其回忆录的客观性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泰莱因私怨蓄意污蔑刘步蟾之事，早已被学界指出并谴责，他本就有挟嫌诋毁的前科。

其次，回忆录中的史实硬伤俯拾即是。比如他凡提及定、镇二舰主炮，都称之为“十英寸口炮”，但众所周知，两舰主炮口径为“三十生半”，也就是305毫米，合十二英寸，这属于最基本的常识错误。再比如他声称1893年李鸿章大阅海陆军时，汉纳根就曾提醒炮弹缺乏。但史实是，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后，仅在1891年5月和1894年5月有过两次奉旨大阅，1893年根本没有大阅之事；更关键的是，汉纳根1892年12月就已差满回国，直到1894年7月才因私事再次来华，不可能在1893年或1894年5月的大阅现场。

最有力的反证来自官方档案。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奉旨赴威海查勘北洋海军，他的报告明确记载：当时海军各舰所存炮弹共计5084颗，其中定、镇两舰305毫米口径主炮所用炮弹共537颗——开花弹293颗、钢弹244颗，这还不包括岸上弹药库的库存。徐建寅是兵器专家，报告为内部核查所用，毫无宣传夸大的必要，数据可信度极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北洋海军的炮弹原本就没有“实战弹”和“练习弹”的区分，只有两种：天津机器局自制的生铁开花弹，以及从外洋进口、后来也能自制的钢弹，二者都是实战用弹。1886年李鸿章规定平时打靶只用自制生铁弹、留进口钢弹备战，只是因为钢弹价格昂贵，打靶浪费，并非生铁弹不能用于实战。所谓“只有三颗实战大弹，其余都是练习弹”，完全是对北洋弹药体系的无知与捏造。

其他西人说法的水分：道听途说与事后假设

除了泰莱，赫德、汉纳根、马吉芬等西人的相关记述，也常被当作“缺炮弹”的证据。但细究起来，这些说法要么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要么是对战后状态的误读，都站不住脚。

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曾在1894年9月给金登干的信中称“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天津兵工厂迄今仍一无举动”。但赫德身居北京，主管的是海关业务，对海军具体事务本就不甚了了，信息多来自传闻。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曾在信中声称“十年海军衙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史实是，海军衙门每年额定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实际厘金按八成拨解，再加上各省截留，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而岁出仅北洋海军就需一百二三十万两，再加东北练饷、南洋水师，所剩无几，绝不可能有三千六百万两的巨额结余。连海军基本财务状况都搞不清，赫德对弹药情况的描述，自然也只是道听途说。

事实上，战前丁汝昌早已在筹备弹药。丰岛海战前二十天，也就是1894年7月3日，丁汝昌就致电旅顺营务处，要求“将定、镇两舰三十零半生炮用铜箍开花子一百五十颗、十五生炮用四倍长铜箍开花子一百颗，检发该船一律携带来威应用”。仅这一次调拨，主炮大弹就有150颗之多，可见战前储备根本不匮乏。当时真正短缺的是水雷部件，丁汝昌曾多次催要大同江布雷所需的水雷零件，始终未能解决，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传成了炮弹短缺。

至于汉纳根“炮弹不敷临战之用”的说法，本质是对战后状态的描述。黄海海战激战五个多小时，炮弹消耗量大，战后“用罄”属于正常现象，不能等同于战前储备不足。汉纳根本人给李鸿章的正式电报中，仅称“我军船炮皆经受伤，军火亦经用罄”，并未指责战前弹药不足；所谓“军械局不肯照发弹药，致临阵不应手，不然倭之七艘快船可尽沉也”，只是他在私人闲谈中的夸张之语，从未见诸正式报告。

还有美国人马吉芬的记述，称海战结束时镇远只剩25发穿甲弹、榴弹一发没有，“再过三十分钟，我方炮火将完全停止”。这本质上仍是一种假设——假设战斗继续打下去才会耗尽，并非实际已经打光。更何况马吉芬“最后三发炮弹”的表述，和泰莱“三颗大弹”的说法在数字上高度吻合，不排除泰莱撰写回忆录时参考了马吉芬的文章，进而捕风捉影、夸大编造的可能。

真正的死穴：主炮五分钟一发，火力差了几十倍

既然炮弹数量并不匮乏，北洋海军黄海失利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

答案是技术装备的代差，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主炮射速，北洋主力舰的大口径炮，平均五分钟才能打出一发。

民国初年官修的《海军实纪》记载，黄海海战中镇远舰“放出开花弹四百余颗，小炮之弹业已垂尽”。这里的四百余颗，是镇远全舰所有大中口径火炮的发射总量，包括4门305毫米主炮和首尾2门150毫米辅炮。按此推算，4门主炮总计发射约250颗大弹，平均每门60余颗。海战全程约五个小时，算下来每门主炮每小时仅发射12颗，也就是平均五分钟才能打出一发。

而日本联合舰队装备的新式中口径速射炮，射速可达每分钟4至8发。也就是说，单炮火力密度是北洋同口径火炮的20到40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在战后的演讲中，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下午四时左右，从相距二千米左右的定远打出的两发炮弹击中松岛炮口近旁，损伤甚大……而居其后的千代田为什么连负伤都没有呢？因为第二艘通过时，对方没有速射炮，即使发现日本军舰也不能连续射击，所以第二艘、第三艘都中弹很少。”

正是因为射速太慢，北洋舰队无法对日军形成持续的火力压制。日舰可以利用射速优势，在中方两次射击的间隙中从容机动、占位，甚至抵近攻击。定远、镇远虽然装甲厚重、主炮威力大，但射速太慢，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火力覆盖，这才是没能击沉日舰的核心原因。

这一点也是中方参战将士的共识。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嶽，作为直接掌管弹药的军官，明确指出：“大东沟之败，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他也提到炮弹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不出口不先炸者”，但这是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导致的偶发问题，并非普遍的数量短缺，更不是战败的核心。原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也说：“我们船少炮钝，速率又缓，如大东沟之役，敌变动至灵，转瞬一阵……”守备高承锡也总结：“此次倭之胜我者，亦以炮多且快也。”

“北洋海军因缺炮弹而战败”之所以能流传百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晚清“腐败无能”的刻板印象，似乎只要是打败仗，必然是后勤贪腐、军械不足。而西人记述又自带“客观中立”的滤镜，很容易被不假思索地采信。

但回到一手史料就会发现：从官方查勘报告，到前线将领的往来电报，再到参战将士的战后回忆，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证明黄海海战存在炮弹数量严重匮乏的问题。相反，所有亲历者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船炮技术的整体落后。

近十年未添一舰的北洋海军，面对的是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快速迭代的日本联合舰队。主炮射速的代差、舰队阵型的局限，本质上都是老旧装备与新式装备的差距。海战不同于陆战，技术装备的先进程度往往是决定性的。所谓“缺炮弹”的百年谣言，看似是在批判晚清的后勤弊病，实则反而掩盖了最深刻的教训：技术上的代差，才是真正的落后，才是黄海海战最根本的败因。#头条精选-薪火计划##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有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