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的广场上,除了著名的残历碑建筑内记录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十四年苦难及抗日军民奋起反抗的种种铁证外,在广场东侧露天场地还陈列着扑倒在地的当年日本侵华罪证石碑,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提醒着海内外中国人永世不忘日本的反人类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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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铁证
在各种日本侵华罪证石碑中,最直接的铁证当属形如炸弹尾翼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碑“炸弹碑”。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悍然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全面进攻,是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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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罪证和栽赃,日本关东军先是故意制造所谓“东北军士兵尸体”,紧接着又找出两根所谓被炸毁的铁路枕木和一些中国士兵枪支,来试图应付国联李顿调查团。不过由于枕木不能长期露天存放,关东军又需要设立炸毁铁路的标志,于是就在当时爆破地点东侧数米处用钢筋混凝土建起一座碑,并为其加装宽大的梯形基座,从远处望去整个钢筋混凝土浇筑碑如同一枚炸弹,故得名“炸弹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炸弹碑”被推倒,后于1991年正式被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藏。
“满洲事变殉职社员纪念碑”: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侵略者另一直接证据
这块罪证碑于2004年由沈阳东陵区前进乡村民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事实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侵略者不只包括关东军正规军成员,还有各类日本在华企业和学校的职员,通过搜集情报来为关东军提供便利。此碑就是站在日本侵略者角度叙事,通过所谓的纪念阵亡者来美化侵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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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妙心寺别院石碑”:日本宗教入侵证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沈阳建立了“妙心寺奉天别院”,隶属于日本京都妙心寺。此碑于2004年在“妙心寺奉天别院”遗址出土,并于同年被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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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座寺院不仅为关东军和“东北开拓团”成员进行所谓慰灵和法事活动,还配合伪满殖民宣传,充当精神统治工具,洗脑东北佛教信徒。
“吉兴会物故者供养塔”:日本侵华特务机构罪证
所谓吉兴会是当年潜伏在东北的日本右翼特务组织,隶属于关东军,直接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所谓供养塔是日本于1936年为祭祀在九一八事变里死掉的该会成员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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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罪证碑2003年在沈阳同泽一所学校被发现,面对日资企业提出的所谓高价收购,校方断然拒绝并将其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八幡大神”石碑:日本文化入侵证物
这块石碑于2004年在沈阳皇姑屯附近出土,原先隶属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沈阳修建的神社。而石碑另一侧则刻有“皇太子殿下御诞生纪念”字样,当中提到的皇太子即日本明仁天皇。至于所谓大神指的是日本仁德天皇,在日本本土有很多神社都供奉他,属于日本文化入侵并试图同化东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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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犬碑”:侵华日军残害东北百姓的另一罪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日本侵华罪证碑中,“警犬碑”最为特殊,因为这是关东军给日本狗立的碑。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辽宁锦州的狼狗警犬队也充当了帮凶角色,专门去咬无辜的百姓。而当地百姓也对这条狗恨之入骨,就冒着危险悄悄地把牠给打死了。当日军发现这条狗死了后,就在“锦州警备犬训练所”前将其埋葬。抗战胜利后愤怒的百姓将墓捣毁,直到新世纪后出土墓碑捐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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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墓碑:汉奸的下场
郑孝胥是清朝遗老,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更是汉奸,曾任伪满政权第一任“国务总理大臣”,1938年3月在长春病逝,由溥仪下令将其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附近,紧邻清太祖努尔哈赤福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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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墓在建成后一度规模宏大,墓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设有封土、享台和享殿,墓碑刻有“大勋位郑公孝胥暨一品夫人奥吴夫人之墓”字样。上世纪六十年代郑孝胥墓被挖开,从中发现了一口涂着紫红色大漆的圆头棺材,里面的遗体脸色红润,身上的衣服和铺盖着的绫罗绸缎仍闪闪发亮,直到见光后迅速腐烂风化。不久郑孝胥被焚尸,仅存的墓碑先是被压在七间房村大队的木柴垛下,后捐赠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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