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58年1月6日傍晚，上海。
谈家桢刚放下饭碗，电话响了。对方没多说什么，只让他立刻去锦江饭店。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平时接到会议通知不算稀奇。但这一次，电话里那个语气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急，但不解释。
他到了锦江饭店，发现还有两个人也在场。一个是复旦历史系的周谷城，一个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谈家桢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用了四个字：“惊疑参半”。
那年头，反右运动刚过去不久。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保护过关”的名单里。赵超构是杂文家，写过不少尖锐文章；谈家桢在遗传学领域坚持摩尔根学派，差点被扣上“内定右派”的帽子；周谷城虽然跟毛主席有几十年的交情，但在学术上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
三个人心里都在打小鼓。大晚上的，统战部派车来接，到底什么事？又要搞什么运动？谁也不敢问。
车开到江湾机场机场，三个人被领上了一架飞机。谈家桢走进机舱一看，愣住了——这架飞机的内部布置，跟他在照片上见过的毛主席专机一模一样。
飞机起飞，目的地：杭州。
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从笕桥机场乘车到西湖边上的刘庄，正好是子夜时分。
车刚停稳，三个人下车，一抬头，看见刘庄客厅的大门口站着一个人。
毛泽东。披着一件大衣，就站在门口等他们。
一个国家的领袖，深更半夜，站在门口等三个教授。这画面放在今天，你想象一下。
但这只是那晚一连串“不对劲”事情的开始。
先说说这三个人跟毛泽东的关系
谈家桢后来写过回忆文章。他说，在这之前几个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过一批民主党派人士，一见面就笑着对他说：“老朋友啦，谈先生！”还加了一句：“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就是这句话，把他头上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给摘了。
周谷城跟毛泽东的交情更深。两个人认识快四十年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当主事，周谷城在师范部教英语和伦理。两人的古文老师是同一个人——袁吉六。袁吉六在省立一中教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
两个人真正见面是1921年。那时候毛泽东经常吃完晚饭就拿着书去周谷城家里聊天，有时候拿《资本论》，有时候拿别的进步书籍。后来毛泽东跟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周谷城也被拉去当老师。
1927年之后，两个人断了联系，一别就是十八年。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刚到，周谷城挤上去握住他的手，开口就问：“我是谷城，您胃还犯病吗？”毛泽东哈哈大笑，重重地握了一下手，把二十多年的交情全拉了回来。
赵超构是《新民晚报》的社长，以写杂文出名。毛泽东喜欢看他的文章，觉得这个人看问题有自己的角度，不跟风。后来有人写赵超构的传记，里面提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刚在杭州抓完反右派运动和党内斗争，松了一口，想找两三个能平等相待的朋友，谈天说地，说说闲话。
说白了，毛泽东那时候在杭州“消寒”，精神紧张了很久，想找个机会放松一下。他选的人，不是那种只会点头称是的人，而是有自己的想法、敢说真话的人。
